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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体上，汪曾祺的小说大多选择短篇小说的形式，数量也不是很多。真正引起反响的是1980年发表的《受戒》。那时的文学创作尚没有从"伤痕"中挣脱出来，《受戒》的发表使人耳目一新，人们惊异地发现汪曾祺文化小说的别一种风格和别一样的情越。随着《大淖纪事》、《异秉》、《岁寒三友》、《八千岁》等一系列故乡怀旧作品的发表，他那种清新隽永、生趣盎然的风俗画描写风格，得到了文坛的普遍赞誉。
一、汪曾祺的文化小说
汪曾祺的文化小说，往往在浓郁的乡土风俗画的描写之中渗透着作者传统的哲学意识和审美态度。他笔下的人物总是暗合传统的真善美，并在与假恶丑的对立中获得美的升华。同时，老庄的那种超凡脱俗、回归自然的哲学意念又成为他笔下人物无力反抗黑暗现实，在痛苦中寻求精神解脱的思想手段。这成为汪曾祺文化小说创作的基本审美态度和道德尺度。作者既重视小说创作的潜移默化的认识作用，同时又欣赏和玩昧顺乎自然、超脱功利的人生境界。这种"入世"和"出世"的相反相成的审美态度，使他的小说蒙上了一层朦胧的雾霭，释放出一种多义的主题内涵。
值得注意的是，在汪曾祺复出文坛之际，已经辍笔了40年，当他用一个80年代中国人的眼光来回顾咀嚼四十多年前的那些温馨的旧梦，这其中分明浸润着作家对人生和社会的更深刻的认识。《受戒》和《大淖纪事》等作品看似有一种超脱的人生境界，实则正是作者对于健康人性的呼唤与追求，是合乎人们传统美德的理想规范的。
《受戒》用抒情的笔调描写了一个小和尚与村姑的恋爱故事，作家有意识地将那种晶莹剔透充满着纯情的爱情领入了诗的境界。作品中的小和尚明海和村姑英子恋爱过程的描写本身就是一种返朴归真的象征，作者把明海当作一个普通人来描写，让其按照自然天性发展，表明了对健康人性的礼赞。作者一方面描写明海和尚每天开山门、扫地、烧香、磕头、念经等超凡脱俗的苦行僧生活；一面又描写了"野和尚"们杀猪、吃肉、打牌、搓麻将，甚至逾越"门禁"的偷情世俗生活。可谓打破了人与宗教之间的隔膜，真挚感人，充分地显现了作家对于充满着纯情的自然之爱的眷恋之情。《王四海的黄昏》中视爱情为最高人生境界的武功艺人的故事，《晚饭花》中秦家三姐妹自觅郎君的爱情故事情节，都寄托着作者对于纯真质朴、自然健康的人性美的追求，以及对戕害这种自然健康人性的黑暗势力的愤懑与控诉之情。无疑，作者是把这种人性美纳入传统美德的道德伦理规范的，一旦这种人性美被压抑和扼杀，作者就用一种顺乎自然超脱功利的人生境界的描绘来宣泄胸中的块垒。当然，倘若他笔
下的人物难以得到"超脱"，就会酿成一曲人性美被压抑和扼杀的悲剧。《徙》中高雪高远的志向终于被不幸的现实所替代，那看似平淡实则刻骨铭心的悲剧内涵，正是作者对传统封建道德的抨击。
二、汪曾祺的小说的特色
汪曾祺的小说之所以吸引人，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在于读者长期在一种传统单调的情节性的小说模式中进行惯性的阅读，而乍的将这种淡化情节的小说展现在人们面前，铺开一幅幅清新淡泊、意蕴高远、韵味无穷的水乡泽国风俗画，况且是运用平和恬静的散文、随笔的笔调，向读者娓娓地叙说着一个个优美动人的小故事，于是人们一下子就被这种优雅的审美情由与叙述风格所吸引和打动。这种审美情趣的转移虽然有其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因素，但也与作家深厚的文学修养和特殊的审美态度分不开。
汪曾祺的小说同时兼具散文化与诗化的特征，他认为"散文诗和小说的分界处只有一道篱笆，并无墙壁(阿左林和废名的某些小说实际上是散文诗)。我一直以为短篇小说应该有一点散文诗的成分。"他的小说读起来平和淡泊，但细细地咀嚼却意味无穷，寓人生哲理于凡人小事的叙述之中，寓真善美于平庸琐碎的事件描写之中，化神奇为平淡。他的小说里每一个人物描写都可以看作是一首诗，散发出迷人的诗情画意。他的小说处处均似闲笔，实则处处精心设计。他在"酿造'情调'，雅化人物。让人物带上自己的文化心理从而显出丰美的氛围气上却显得谨严而功力厚重"。与好的散文一样采用传统的白描手法，寥寥数语就勾勒出一个活脱脱的人物形象来，然其人物又有诗的神韵--潜藏着真善美与假恶丑对立的底蕴。如《八千岁》中，作者随心所欲地描写离题甚远的贩马人"宋侉子"、旗人娼妓虞小兰、土匪军官"八舅太爷"，真是扑朔迷离，峰回路转，最后才写到"八千岁"，然而这些人物并不仅仅是展示他们与"八千岁"故事的因果链条关系，而是在真善美与假恶丑的对立中寻觅一种健康人性的诗意美的境界。不仅仅如此，他小说中的语言和氛围都充满着富有画意的描绘，都造成了一种诗的韵味。它们与人物的诗意相契合，为形成整个小说的总体诗境作了恰到好处的渲染和铺陈。
从总体风格的角度考察，汪曾祺的小说强烈地传达出了一种清新隽永、淡泊高雅的风俗画效果。他对故乡苏北水乡的风土人情烂熟于心，这些涌入笔底时，作家在游刃有余的叙述中显得得心应手，潇洒自如。《受戒》和《大淖纪事》之所以吸引了众多的读者，其中重要的因素是它们那种富有别种风情的风俗描写，就像《受戒》结尾处那充满着生活情越的水荡景色描绘那样楚楚动人，犹如一幅美丽的画画恒久地定格在读者的视觉之中。汪曾祺的每箱小说都几乎很用心地去描摹风土人情，而且不惜大量笔墨，但绝非停滞于风物志、风情志的叙述，而是有其深刻的人文内涵的。在汪曾祺的小说中，浓重的乡土风俗的氛围和在这种氛围下活动着的人，相互形成了有机的整体，自然天成，别有一番情趣和意蕴。这一点与他师承沈从文的"边地"小说有着紧密联系。
汪曾祺的小说语言亦是别具一格的，简洁明快，纡徐平淡，流畅自然，生动传神，是一种"诗化的小说语言"。作者善用口语叙述．但连续起来阅读却韵味十足。他擅长于用短句，往往两三字一句，既简洁又生动。其人物对话的描写也往往采用短句，极富有诗的含蕴。如《受戒》中明海烫戒后与小英子隔河相对的话语，《大淖纪事》中十一子养伤时和巧云的一段悄悄话，都极为简洁平常．然而仔细回味，其中韵味绵长，不仅精到地刻画出人物内心世界的微妙变化，同时使你读出了叙述中的诗意美来，读出小说中语言的节奏、色彩和音乐美来，没有深厚的文学功底是难以达到的。汪曾祺的小说注重以人物的语言、动作和细节来展示人物的心理世界。作者往往采用的是传统白描技法，如《大淖纪事》中巧云亲口尝尿碱汤的细节描述，虽短短致语，未有抒情的笔法作铺陈，却能达到表现一个至善至美心灵世界的良好艺术效果。
综观汪曾祺的小说创作，它的出现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单一的审美精越和单一的小说形式技巧的一次冲击。可以说，汪曾祺小说的复现，是人们对新时期小说创作多元化趋势的第一次认同，然而，由于时代的局限，作者所提出的"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的口号，还只是对"瞒和骗"的文学的一种简单的反拨、平面的复归，并不能带来"百花齐放"。小说多元化的格局有赖于整个审美观念的变化和小说形式技巧的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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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汪曾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