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尔德史学思想具有浪漫主义的色彩。浪漫主义是一种对理性主义的反抗，它试图弥补理性主义思想缺失的一面，即感情和自然的层面，提倡无目的性，地方性和主观性。赫尔德认为人性是多种多样的，反对理性主义所宣扬的“永恒人性”。他认为人性是一座按不同的情况、需要和磨砺而呈现出不同形态的泥塑，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幸福核心，人性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的，各民族文化在价值上等同，它们都与各自的历史条件相关联，不存在客观的真理标准，因此启蒙思想中的抽象人性是不可取的。注重感情色彩是浪漫主义史学的特征之一。赫尔德明确地将非理性的移情原则用于历史研究。既然历史学家要理解每一种文化或个体自身的价值，那么，当他不属于自己要研究的文化或个体时，如何能理解外在于自己的东西呢？赫尔德抛弃了理性主义按照自身已有的模式来理解它者的方式，而是试图通过移情原则，即设身处地的原则，努力使自己同化于被研究的对象来领悟。他说：“为领悟一个民族的一个愿望或行动的意义，就得和这个民族有同样的感受；为找到适于描述一个民族的所有愿望和行动的字句，要思索它们丰富的多样性，就必须同时感受所有这些愿望和行动。”虽然在以后的研究中，这种代表着浪漫主义思想的移情原则在19世纪开始被普遍运用于历史研究之中，并曾得到过狄尔泰的进一步阐述，到20世纪后，它又被诸多学者抛弃了。然而，我们仍不能否认它在浪漫主义史学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它对西方史学变革的重要价值。
作为一个历史主义者，赫尔德强调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他认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任何事物都不会重复出现，人类经过的各个时代都是不相同的，甚至是完全不相干的。作为个别性的各个时代都具有各自的时代精神，各个时代的时代精神所创造的一切，都具有它们独特的价值，并无高下之分。一切时代都有其为什么如此存在的理由，一切时代都是相等的。他说：“每个时代均有其白己的基调和色彩，正确地描绘出一个时代的特征，使之与其他时代形成对照”，会给我们带来“特殊的快乐”。因而，他为被启蒙学者称为“黑暗时代”的中世纪辩护，强调中世纪的历史和文化的特征，认为中世纪是人类历史和文化发展过程的一个必然的、重要的环节。赫尔德的历史主义是民族文化本位的历史主义，它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历史和文化的个别性或个体性。他认为，人类各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是同它们各自所处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相联系的，他指出：“气候与民族到处都有一致性。试比较格陵兰与印度的神话，比较拉普兰与日本的神话，比较秘鲁与非洲的神话，那么我们就会看出创造心灵受地理因素的影响。冰岛的伏鲁巴若让一个（印度）波罗门僧来读，那么他一定得个出一个全盘的观念。相同地，吠陀之于冰岛人也一样无法了解。人用以表达事物之模式是深深地与其民族性有关的。这方式是应本民族之需而创出，适合于本族的风土，是源自于他们的生活方式，并见是世代相袭的。”在他那里，民族性或民族精神是根深蒂固的，是恒久不变的。人类的各种文化是各种民族精神的表现，有多少种民族捐神，也就有多少种文化。
赫尔德是近代西方首批文化史家之一。他曾试图探索人类在其文化发展进程中所经历过的道路。在他看来，人类历史就是文化史。文化是人们社会活动的产物，它是使人们团结与聚合的一种手段。他认为，各民族的文化并无高下之分。在赫尔德那里，没有民族主义的意图，也没有沙文主义的傲慢自负。他宣称：“地球上的任何一个民族也不是精选的民族；欧洲文化是最不可能被当作人类的善良和价值的标难的。”显然，其论是与西方学者文化史观中的“欧洲中心论”相悖的。与伏尔泰一样，他十分重视并指出亚洲诸国人民对人类文明所做出的巨大贡献，认为研究世界文化史，而不留意东方诸民族的文化成就，那是相当片面的。但由于语言上的隔阂，史料文献的匮乏，妨碍了赫尔德对中国、阿拉伯、印度、日本、朝鲜等国文化作出更为详尽的评述。
总之，赫尔德的史学观念促进了历史主义思想的发展，开浪漫主义史学之先河，在史学史上有其独特的贡献和历史地位。历史哲学方面，赫尔德有许多超出前人的卓越思想，他对后世的历史哲学，尤其是对黑格尔和兰克的历史哲学，无疑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当然，赫尔德同上述的这些资产阶级历史哲学家一样，不可能像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那样最终正确地揭示出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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