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清代乾嘉时期的学术和思想
清代乾嘉时期处于历史的转折点上，一方面是“盛世”的喧嚣声，一方面是诸种社会危机崭露机芽。由于自康熙以来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社会秩序趋于稳定，加上统治者对思想文化的高压态势——大兴文字狱，学术界虽然沿袭了清初实学的惯性，继续走在与宋明理学相反的道路上，但是已失去清初实学那种充沛淋漓的精神及博大壮阔的风貌，而主要局限于文献及史实的考证。尽管如此，但不能漠视这一时期学术与思想之间的联系及其价值。对乾嘉考据学方法，也不能简单地视之为文字训诂方法，其重怀疑、重证据和实事求是的治学原则，蕴含着批判精神，于今仍值得借鉴。总体上看，这一时期的思想创造与学术成就相比，显得萧索，而且个别思想家的思想，尽管很深刻，但在那个时代基本上属于思想家自身的“孤鸣独吟”，并未产生多大社会影响。
第一节 乾嘉考据学风形成论
乾嘉时期，学术皆呈现出与清初不同的风貌，考据学开始在学术界占主导地位。考据学可以视之为一种学风，一种研究手段和方法，但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科。乾嘉考据学兴起之时，高标“汉学”旗帜，以恢复汉代经学为宗旨，故乾嘉考据学又称“汉学”。从之学方法上看，其学始于怀疑，重视广泛寻求证据（主要是文献证据）以释疑解义，朴实无华，故称为“朴学”。乾嘉考据学，从总体上看，分为惠栋为代表的“吴派”、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以及以王念孙、王引之、焦循、汪中、凌廷堪、阮元等为代表的“扬派”。“吴派”以复兴汉代经学为宗旨，以“凡古必真，凡汉皆好”为学术评价标准；“皖派”参酌古证，断以己义，任裁制；“扬派”学术特色为“会通”，不拘门户，强调逻辑归纳。
乾嘉考据学的形成，有诸多原因发挥作用，其中，社会政治的强力控制，以及批判理学过程中所刻勒出的实学取向，是诸多原因中最为重要的方面。随着清朝对全中国统治的确立，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社会秩序的逐步安定，反清复明的政治军事势力逐步消歇，出现了所谓“康乾盛世”。统治者出于满汉民族界划意识，以及巩固统治秩序的需要，开始加强对思想文化的控制。清朝统治者自清初以来，就以软硬两种手段对付坚持遗民立场或者是他们认为可能威胁统治秩序的汉族士人，兴文字狱成为控制的重要手段。顺治、康熙两朝的文字狱数量相对少一些，惩处和株连的程度相对轻缓一些，只要没有明显威胁清朝统治的言行，隐居不仕的“遗民”士人可以在容许的范围内著述、讲学。康熙朝以后，文字狱则变本加厉，因为确立清朝统治的大规模的军事征伐已经结束，清朝对全国的统治已难以撼动，统治者可以集中精力加强思想文化控制，于是，文化高压态势开始展开，除兴文字狱外，还禁止结社讲学，发布禁书令，大规模禁书、毁书等。如此，学术界在思想上，在对社会问题的态度上，若仗马寒蝉，也就成为很自然的了。
统治者在实行文化高压政策的同时，还采取软的——怀柔手段拉拢和利用士人，以建立能够和盛世相匹配、能够点缀盛世的文化场面。重开科举考试，将理学尊奉于庙堂，开设博学鸿词科，诏修《明史》，缮写《永乐大典》，编纂《四库全书》，设“三通”馆，纂修典章制度等等，利用种种机会和办法，招揽士人。应该指出的是，这些文献整理工作，不仅需要士人对文字、文献的徵实考订工夫，也迎合了明末清初以来士人徵实考订的学术旨趣。在社会政治稳定的环境中，反清复明及社会改造已成明日黄花；在压力和导引两种力量交互作用下，学者为身家计，为寄托学术文化理想，也只能专注于考证、训诂文字以及整理文献之一途。
中国学术的考实传统，尤其是明末清初以来反对理学空谈心性、倡导求实致用之学所陶铸的实学取向，也是考据学形成不可忽视的原因。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考实”的学术传统，孔子考证夏、商、周三代之礼，有文献不足之叹。司马迁著《史记》，将传世文献、民间传说以及实际踏查所得历史信息相互印证。班固著《汉书》，纠正了前人记述上的一些错误。王充《论衡》从学理和事实两方面痛斥虚妄，甚至连圣贤和经典也不放过。随着史学的发展及独立学科地位的确立，“考实”成了评价史学优劣的重要标准。即使在宋代心性思辨发达的时代，金石考古也渐露端倪，而且考异、辨伪亦渐成风气。明末清初以来，在批判理学空疏学风过程中，逐渐形成以经世致用为帜志的实学思潮，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展了重视考实的学术传统，而强调学术“考实”则是这一思潮中的题中应有之义。明后期学者陈第著《毛诗古音考》，就善于罗列证据，分主证、旁证加以证明，无证不信，孤证不从。清初顾炎武继承这种方法，先详细占有材料，再有归纳例证中得出结论，其《日知录》就是以考据为研究方法的著作。
理学虽然被清朝统治者尊奉于庙堂，但自明后期以来，但几乎是众口一词的“空疏”指斥，已使其经失去往昔的威灵。尤其是清初两位学者的考辨，拆毁了理学赖以维系的学理基础。阎若璩著成《古文尚书疏证》，条列128条证据，证明世传古文《尚书》为伪书。理学学说体系的一个重要支柱是“道统论”，它由古文《尚书?大禹谟》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其中”（相传为尧舜禹等古圣王传心之法）四句证成，既然古文《尚书》被判为伪书，那么，道统论的真实性也就不攻自破了。胡渭著成《易图明辨》，引据参证，说明“河图洛书”以及“无极”、“太极”、“先天”等图，都是五代道士陈抟及理学家邵雍、周敦颐等人的杜撰。如此，架构理学学说体系的一些概念及范畴，就成了不见经传、缺乏历史根据的无稽之谈。理学的式微，与实学学风的形成及实学性格被反复刻勒而得到强化，形成鲜明的对照。在此情况下，学者认同何种学术范式，并不难判断。乾嘉考据学风风靡时期，大多数学者以谈“理”言“理”为厉禁，讳莫如深，也就不足为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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