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其他重要学者的学术思想
乾嘉时期，学派众多，著名学者林立，他们都在不同的学术领域做出了贡献。尽管考据学烂然中天，笼罩者整个学术界，但在学术思想上并不是一潭死水。随着社会危机的逐步显现，随着学术的发展及学者自身的反省，思想上开始呈现些许微澜。总体上看，仍沿袭者批判理学、复兴古学的路数。
汪中（1745——1794）字容甫，江苏江都人。青少年时代，生活困顿无依，但刻苦自励，从书肆的书佣成长为著名学者。屡试不第后，绝意科举，不入仕途，专意学术。46岁时，被推荐参与文宗阁、文澜阁的《四库全书》的校勘工作，直至去世。其长于诸子研究，为荀子、墨子辩护；批判程朱理学，否定道统说；抨击纲常礼教。要著有《尚书考异》、《春秋述义》、《述学》、《荀卿子通论》等。
汪中在学术上，服膺顾炎武的经世致用之学，于古今制度沿革，民生利弊得失，用心钻研探究，希望有朝一日将其学用于社会。反对疲精劳神，粉饰虚词，去取悦于世人。
对先秦诸子尤其是《荀子》、《墨子》有创造性研究。所著《荀卿子通论》，认为荀子之学出于孔子，有传经之功。以荀子取代孟子，将周公——孔子——孟子的儒家道统修改为周公作之，孔子述之，荀卿子传之。所著《述学?墨子序》，批驳孟子对墨子的排诋和歪曲。认为墨子之学意在救世：国家昏乱，缺乏秩序，则主张尚贤尚同；国家贫困，财力匮乏，则主张节用节葬；国家荒淫，怠弃政治，则主张非乐非命；国家放纵邪僻，不循礼法，则主张天志明鬼；国家侵凌下民，争夺不已，则主张兼爱非攻。一切主张都为了救正社会政治弊端。汪中不仅对荀子、墨子予以表彰，并且怀疑《大学》非孔学真传，违背了儒家传统，洋溢着批判精神和叛逆性格，被指斥为“名教之罪人”。
汪中学术的批判性格和理性精神，还体现在社会思想上。他批判宋儒言必称“三代”，盲目崇古而不知“今宜”。反对礼教下强调妇女“守节”、“殉节”等陈规陋习，认为这不是真正的礼，是对人性的戕害。主张妇女应该有自己的人格和自由，应当得到尊重。
洪亮吉（1746——1809）字稚存，号江北，江苏常州阳湖人。因家贫，以教书、入幕为僚来维持生计。45岁时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充国史馆纂修官。嘉庆四年，任高宗实录馆纂修官，以上书直陈时政之弊，遣戍新疆伊利，越两年，遇赦回原籍。从此专事著述、游历，直至终老。其为学涉及经学、史学、地理学、音韵学等领域，著述文字被后人汇编为《洪江北全集》。其素有经世之志，关注社会风俗和社会实际问题，学术思想性也突出表现在这些方面。
说生死之理，批判鬼神迷信。洪亮吉把“鬼神”当作历史过程中的现象加以研究，他认为，上古无鬼神之说，所谓神，是指如炎帝、禹、后稷、后羿等治理山川社稷有突出贡献的历史人物。春秋战国以后，才出现鬼神之说。他以“气化论”和实际生活经验说明，包括人类在内的天地万物皆由气化生成，生为阴阳二气之凝聚，死为阴阳二气之消散，人死为鬼之说不能成立。阴阳二气化生万物的过程是自然而然的，不存在统一的意志。对人而言，吉凶寿夭都具有偶然性，人的生死是自然法则，人自身是无法避免死亡的。
关注社会问题，探究人口增长规律。就整个社会情况而言，物质财富不能满足人口的需要，则为贫；物质财富超过人口的实际需要，则称富裕。洪亮吉关注这一问题，看到了除吏治腐败、官员贪贿成风、赋役繁重等因素外，人口增长对社会造成的压力，发现人口成倍增长的现象：35年间人口增加5倍，60年间人口增长10倍，近百年间人口增长近20倍。他虽然没有提出具体解决的办法，但相关探索体现出经世致用的实学取向，并启迪后人。
焦循（1763——1820）字里堂，江苏扬州人。因屡试不第，绝意科场，专心学术著述。其学术涉及经学、医学、算学、地理学、文学等领域，以家学渊源，长于《易》学。要著有《易学三书》、《里堂算学记》、《孟子正义》、《雕菰集》等。他学术思想的突出处在于以数理说明事物，以“变通”法则解释伦理道德，反对学术门户之争，主张兼收兼采而归于至当。
贯通数学、哲学，以数理说明世界。焦循的治学途径，是由数学而通《易》学。他钻研美文鼎、戴震的著述，致力于表彰在贯通中西意义上的数学成就。他指出，“名起于立法之后，理存于立法之先”，意即人们认识数学法则后产生定义和概念——“名”，而数学的“理”在人们认识数学法则之前就已经存在。如此，就把客观存在的“理”与人们认识到的“理”区别开来。他还用数学的方式说明具体事物，提出“名主其形，理主其数”的观点，认为“名”可以用来把握事物的形状，“理”可以用来把握事物的数量关系。他以直角三角形的勾、股、弦关系为例，认识了“理”，就可以认识“数”，进而可以驾驭“形”。企图以数理解释、说明事物。
沟通哲学、伦理，以“变通”法则解释伦理道德。焦循用“变通”解释人性，解释人与动物相区别的最高伦理范畴——仁义礼智。他认为，昔日儒者对人性的解释多不合理，人的本性和动物没有什么区别，饮食男女而已，无所谓善恶。所谓“人性善”，荀子所谓“伪”，都是是说人有可能导向“善”。其关键的原因是人有“知”，能“以己之情通乎人之情，以己之欲通乎人之欲”，能用智慧去调节情欲，能接受仁义礼智等社会伦理道德规范。由无所谓善恶之本然之性——接受社会伦理道德规范，是一个社会化的变动过程。
反对学术门户壁垒，主张“贯通”。“异端”是学术门户之争中常见的口实，在焦循看来，圣人之道能够贯通，能够兼顾两端，故其道乃大。所谓学术思想文化上的“异端”，无非是执其一端，执其一理，不能贯通，这本是学术思想史上常见的事情。互相指为“异端”，对学术是有害的。存容“异端”并非坏事，关键是不同的学派或学者之间是否能够“彼此切磋摩错”，从而舍短取长，归于至当。他对考据学家中一些人树立门户，不知贯通的做法不满，认为立“考据”、“汉学”之名，而群起而趋之，是“执一害道”，不明贯通之理。他批评那些“唯汉是求而不求其是”的学者，认为学问只当求其是，不应该考虑是汉学还是非汉学。他指出，经学自有源流，无论汉唐注疏，还是宋明义理，对经学都有贡献，都有其价值。他反对以“考据”方法取代经学的认识，认为从国初的顾炎武、万斯同、阎若璩，到惠栋、江永、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人，其学问都是“经学”，都未以考据而树立门户。他主张“证之以实而运之以虚”，就是要把考据的方法和会通的精神结合起来，避免支离而歧路亡羊。
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芸台，江苏仪征人。25岁中进士，历任学政、巡抚、总督等，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其重视并身体力行地推动学术文化的发展，在任浙江巡抚期间，建诂经精舍，在任两广总督期间，设学海堂，传播学术，培养人才。主持编纂《经籍纂诂》，校勘《十三经注疏》，汇刻《皇清经解》，编写《畴人传》。其主要学术论著，大多收集在其文集《揅经室集》中。阮元学术思想的突出之处体现为重视科学技术的思想、对乾嘉学术的总结意识，以及批判理学基础上的新道德观。
重视科学技术，主张会通中西。阮元历时近5年，于乾隆60年至嘉庆4年间，编写了一部记述中外科学家的列传——《畴人传》，认为这些人从事的学术研究关乎国计民生，是儒学中应有之义，是实事求是之学。他编写此书有明确的致用目的，即“效于今。他肯定中国人在天文、数学上的成就，认识到西方科学技术的先进之处，认为中国在天文、数学上落后于西方，是明后期空数的学风造成的。他认识到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一个由浅入深、由疏入密的过程，科学技术并非西方人所独擅，只要中国学者能够“会通中西之术”，就能够达到甚至超过西方科学家的成就。应该指出的是，阮元具有“西学中源论”的倾向，他认为西方的一些科学知识是由中国传播过去的。
总结乾嘉学术，规正学术宗旨。针对乾嘉学术存在的问题，阮元有所思考，有肯定有拨正。他反复申述“以训诂求义理”的学术方法、途径和学术目的，主张训诂应以汉人的注疏为准绳，但学术唯求其是，不当唯“汉”是从。他反对理学的空疏，主张实学，如对孔门主张的“一贯”，他注释道：“贯，行也，事也。”其意即把知、行统一起来，不能空谈。
肯定情欲，主张“性情统一”的道德观。他以注疏考据的方式温和地对宋明道德伦理哲学学说进行批判，他不同意理学家对人的心性所作的划分，不同意理学家“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而认同戴震“性为血气心知”的观点，肯定人的自然本性，肯定人的情欲的合理性。他提出“性情统一”的观点，反对唐代李翱将“性”、“情”对立起来的见解，认为晋、唐人多受佛教影响，故李翱有此说法。他反对禁欲，但是也不主张纵欲，而主张节欲。
乾嘉时代的学术，以注疏、考据为特色，思想性相对淡出。但并不是没有思想，而且表达思想的方式，也受学风和学术研究方法的制约，有所赞同或批判，表现得并不都是那么直接。因此，有关乾嘉时代的思想，还有进一步探索、挖掘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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