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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博大深刻的清初思想 明末清初是一个“天崩地解不汝恤”的大动荡时代，是一个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异常尖锐的时代，不仅有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波澜壮阔的农民武装斗争，还有满洲贵族的铁血征伐，以及汉民族此伏彼起的反抗异族统治的斗争。数月间，北京城两易其主，最后由满族建立的清王朝确取得了对全国的统治。这种空前的激烈动荡的社会，不能不引起思想的剧变；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和问题，不能不进入思想家的视线，成为他们思索的议题。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为代表的清初思想家，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素养，又都亲历了明清易代的社会变局，甚至组织、参加了抗清斗争，有着丰富的社会实践经验。他们由总结明王朝灭亡的教训，进而对中国传统社会、政治及文化进行分析、批判和总结，阐发了领域博大而内容深刻的思想，在思想史上都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第一节 “三大思想家”及其思想
求实、明道、致用的学术精神。顾炎武处于政治黑暗、社会动荡不已的时代，少年就志存经世，“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一次科考不第，便毅然决然地放弃帖括之学，专注于关切现实的经世实学，以探索“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际”。他对社会问题的广泛关注，比较集中地反映在他自27岁开始编纂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中。此书排比大量的社会史资料，对土地兼并、赋役繁重不均等社会积弊予以揭露，并试图去改变它。在顺治2年及稍后时间里所写的《军制论》、《形势论》、《田功论》、《钱法论》及《郡县论》等中，不仅揭露社会诸种积弊，还试图探索造成这些社会弊端的根本原因。他认为，“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郡县制度下，君主为加强集权，象防贼一样监控、束缚臣下，官员免过避祸犹恐不及，更谈不上为民兴利。他还提出变革郡县制的要求，指出，“法不变，不可以救今，已居不得不变之势，而犹讳其变之实，而姑守其不变之名，必至于大弊。”这在很大程度上已触及道君主专制制度的问题，体现出思想的深刻性。
《音学五书》是顾炎武历时30余年，到晚年才结撰的作品，多有创见，推动了音韵之学的专门化进程，成为清代音韵学的开山之作。他研究古音学也有明确的求实致用的动机，那就是痛感古音学的沉沦，造成后人对古书的“率臆径改，夫复言某旧为某，则古人之音亡而文亦亡，此无可叹者也”。他提出，“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认为文义系于字义，字义系于字音，必须按字音——字义——文义的顺序来阅读、理解古代文献，否则，难免误读、误改。 批判理学，以经学代理学。顾炎武以总结明王朝灭亡的经验教训为出发点，对陆王心学乃至程朱理学予以批判，将其比之为造成中原版荡的魏晋清谈，甚至祸患比魏晋清谈还甚，因为魏晋人清谈老庄，心学家、理学家却清谈孔孟，破坏的是有为有用的东西。在顾炎武的逻辑中，理学家尤其是心学家，既未弄懂历史，也不明白当今的社会需要，空谈心性，荒弃修己治人的实学，乃至回天无术，应当为明王朝灭亡承担责任。 顾炎武针对道德哲学的一些基本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在宇宙观方面，倾向于张载的“气本论”。认为宇宙万物的形成是气的凝聚，其消亡是气散的结果，不明白万物有无与气之聚散的关系，便会流于仙佛之虚幻之道，便会离却修己之人的有用之学。他还对“格物致知”这一理学的重要命题重新进行解释，强调“致知在格物”，所谓“格物”，就是要通过读书、实践，明晓伦理道德的当然性，以便信持并践行。这是对程朱理学将“格物”释为“穷理”、陆王心学将“格物”释为“正心”的拨正。 批判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同时，面临着以何种学术形态取而代之的问题。对此，顾炎武顺应了明中期以来重视“道问学”，重视“闻见之知”，倡导“通经治史”“据经明道”的学术倾向，从传统儒学的遗产中寻找出路，选择复兴经学的途径，提出“经学即理学”的主张，要以经学取代理学。他说：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认为经学才是儒学的正统，才是通往修己治人之学的正路。 为了拨乱反正，一扫空疏无用的学风，顾炎武还提出了宽广的文化观念，主张“博学于文”。他认为，于一人、一家、一国乃至天下密切相关，无论有何种形态、何种层面表现，都属于人文的范畴，都是值得学习研究的对象。这不仅扩大、丰富了学问的内容，纠正了学问偏枯于心性之学的状态，还拓展了学术的视野和进学的路径，读书、治政、待人接物、进退去取之际，都成了进学的路径。备天下各种学术，方可经论天下各种事务。所以，这种宽广的文化观念，仍然灌注了经世致用的实学精神，是对“经学即理学”观念的强有力的补充。 社会政治思想。明末清初之际，君主专制制度已经历近两千年，其弊端及祸患已经充分地表现出来，“君权”成了众多思想家共同思考的议题。顾炎武由反思明王朝灭亡的经验教训，触及到君主专制制度问题。认为“郡县之失，其专在上”，从而造成“刑繁”等诸多社会问题，借鉴并权衡古今，明确表达了反对“独治”，主张“众治”的思想，并提出“以天下之权寄天下之人”的命题。实际上，这是对民本思想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顾炎武根据自己对社会政治的观察、分析，认识到官僚制度的种种弊端，尤其是“生员”群体，作为官僚队伍的后备军，大多毫无才干，却享受着免赋免役等种种特权，常常与官僚、胥吏勾结在一起，结党营私，巧取豪夺，武断乡曲，危害社会。顾炎武主张改革乃至废除生员制度，认为，废除生员可以使政治清明，可以减少百姓负担，以苏民困，可以消除分门别户之习见，可以使社会多出有才干的人才。 鉴于汉代的清议制度和晚明政治黑暗混乱、风俗污浊的事实，顾炎武决定以古方医今病。他看到风俗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指出士人之无耻，是天下最大之耻辱。倡导“行己有耻”的士人品节。他看到历史上风俗变好变坏的事实，决心要“变化人心，荡涤污俗”。顾炎武在寻求改变风俗途径及办法上，看到了汉代“乡议”“州议”等一类“清议”的价值，认识到舆论的兴废是转移风俗的关键。他指出，汉代士人讲品节，就是因为有清议制度在。即是天下风俗最坏之地，只要清议尚存，还足以维持一二。应当指出，顾炎武重视社会风俗及其改造的思想，并非迂腐浅表，而是基于对社会的整体观察而冀望改造的思想。试想，社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人心风俗是个大氛围，它可以使良法美意得以贯彻，也可以使之大打折扣，甚至难以通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