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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学思想。黄宗羲反对束书不观而从事游谈的空疏不实学风，强调通经读史，经世致用。他认为，言心学的人抛却读书穷理，言理学者所读之书也不过是经生章句之类的东西，而且喜欢分门别户，常常干些党同伐异的勾当，对人心风俗、家国天下的兴衰仿佛“落然无与吾事”。他认为，“明人讲学，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束书而从事于游谈，故受业者必先穷经，经术所以经世，才不为迂儒之学，故兼统读史。”又说：“读书不多，无以兼斯理之变化，多而不求于心，则为俗学”。这种认识中蕴含着一个重要的观念，即“即器明道”“即事言理”。大体说来，“经”所重所详者在义，“史”所重所详者在事，经义由具体史事出。不读史书，昧于史事，不明事体、时宜，固执经义，将一先生、一时代，一领域、一事项之说教视为放之四海、通贯古今而皆准，违道害事，就是“迂儒之学”。与此相反，由史学而通经学，由史事而达经义，知其然，明其所以然，通经达权，随时制变，则为有体有用之学。 黄宗羲追求学术精神，以自得之学为贵，提倡学术的创新。这与其主张通经读史是有着内在联系的。他认为自得之学才是真学问，反对依傍他人门户，鹦鹉学舌，缺乏独立思考的平庸之见。他借鉴理学的概念并依据心学的旨趣，阐发道：“盈天地皆心也，变化不测，不能不万殊。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是本体，故穷理者，穷此心之万殊，非穷万物之万殊也。是以以古之君子，宁凿五丁之间道，不假邯郸之野马，故其途亦不得不殊。”即是说，自得之学，造成了学派林立、学说纷呈的局面，前者是后者的重要成因，后者是前者的必然结果。他还提醒人们，“大凡学有宗旨，是其人得力处，亦是学者入门处。”学术有宗旨，是成就自得之学的前提。 黄宗羲反对党同伐异的门户之见。认为“道也者，天下之公道也；学也者，天下之公学也。”强调“学术不可无宗旨，但不可有门户”。他指出，“学问之道，以个人自用得着为真。凡依门傍户，依样葫芦者，非流俗之士，则经生之业也。”对于不同的学派，不同的学说思想，他主张应该相互尊重，应以“公心”待之，如此，才能使学术成为“公学”，才能有助于求得“公道”。他认为，不同学说主张的存在，有利于学术的发展，正是学者应当用心理会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以水济水，岂是学问”。他的学术史著作《明儒学案》立了17个学案，《宋元学案》立了91个学案（其中由59个学案为黄宗羲所立，另32个学案为其子黄百家、私淑弟子全祖望续成），能够兼综百家、兼容并包，分立学案，能够比较客观公正地评价各个学派及其学说；他推尊王守仁心学，但并不贬低朱熹理学。这些表现，是对“公道”“公学”等学术思想的具体落实。在他看来，不同的学派、学说主张是“一本万殊”，参酌此“万殊”可以“会众合一”，实现对真理的认识。
对传统哲学的系统批判总结。在本体论上，王夫之对张载“太虚即气”的命题予以继承和发挥，确立了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自然观。他认为，“气”是宇宙万物的本原，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由“气”化生的，即所谓“天人之蕴，一其而已”。他从根源处落实气本论，重新解释太极与阴阳二气的关系，认为两者之间不是生成与被生成的关系，太极也不是孤立于万物至上的终极真理，太极充塞阴阳之气，阴阳二气荡动絪缊（交感）不已，形成万物诸象。万物诸象变化不已，其本质仍是气的运动。“动静互涵，以为万变之宗”，即事物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王夫之反对程朱理学将理气视为两物，“气外求理“的观点，明确指出，“气外无理，理外亦不能成气”，认为，“理，本非一成可执之物，不可得而见，气之条绪节文，乃理之可见者也”。即是说，善于求理者，必须知晓理气不能相分，必须于气的运动变化中去寻求理，理不是别个，就是气运动变化的条理。在道器关系的认识上，他重新解释了“形而上”的意思，指出“形而上者，非无形之谓。既有形矣，有形而后有形而上”，进而提出“天下惟器”的观点。认为“据器而道存，离器而道毁”，道与器是一般和个别的关系，一般性只能寓于个别性之中，没有个别就没有一般，一般性视个别性的存废而存废。这不仅为道器关系正名，还从根本上否定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传统学说。王夫之还以“诚”来概括“器”与“道”的客观实在性，将其视为太极的根本属性，从而表现出其哲学的高度概括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