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颜李学派”及其“习行经济”思想
颜李学派是清初一个强调实学的学派，因常使人演元及其弟子李塨在学说建立及传播中的突出作用，故称远李学派。这个学派在实学思想上的特点，就是讲求“实习”、“实行”。
颜元（1635——1704）字易直，又字浑然，号习斋，河北博野人。其一生未入仕途，，主要从事于学术研究和教授生徒。其学术凡三变：早年接受陆王心学思想，后又转向程朱理学思想；中年后又反对程朱理学思想，讲求“习”“行”经济之学。其主要学术著作有《四存编》（《存学》、《存性》、《存治》《存人》）、《四书正误》、《朱子语类评》等。
李塨（1659——1733）字刚主，号恕谷，河北蠡县人。其有广泛的学术兴趣，频繁往来于京师，与众多学者交流学术。后来游学浙江，将颜元学说传播到南方。晚年受江浙考据学风影响，转向考据之学。其著述丰富，主要有《四书传注》、《周易传注》、《大学辨业》、《田赋考辨》、《宗庙考辨》等。
“一齐推翻”宋明理学。在清初思想家中，颜元对宋明理学的态度和立场，是最激烈和彻底的。他认为无论是程朱理学还是陆王心学，都是“杀人”的工具，主张“一齐推翻”。他在哲学本体论上，坚持“气”为本原，认为天地万物皆由气化生成，理与气是相融相统一的，理不能脱离气而独存。李塨明确指出，所谓“道”就是一阴一阳之气的流行节律和法则，理在事物中，“天事曰天理，人事曰人理，物事曰物理”，如果离开了天、人、物，也就不存在天理、人理、物理，所谓“理”也就成了虚理、空理。
颜元依据气一元论，肯定“生之谓性”的命题。他批判理学家将人性割裂为“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的主张，质问道：“若无气质，理将安附”。他认为“气质之性”就是人的自然本性，并受王阳明学说影响，指出人性本善，具有伦理道德的根荄。至于气质之性的恶，是后天染习的结果，可以通过教育、“习行”加以改造。
颜李学派批判宋明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明确指出，天理即在人欲之中，“日用饮食即道之所在”。认为“男女者，人之大欲”，人之真性情就在其中，饮食之需、情欲男女是不可绝于人间的天道。颜元弟子王塬还将理学家的禁欲之说比作豺狼、盗贼，以杀人为性，以杀人为能。
颜元与其弟子指责理学家、心学家都受佛教禅宗影响，以空疏之学“误天下后世”，要为国贫民弱的悲惨局面负责。他们大力倡导求实有用之事功之学。李塨针对理学家的义利之辨，公然提出，“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以计其功”。他们还针对社会诸多弊端，在变革社会上进行探索，如主张恢复封建而取代郡县，以限制君权，扩大臣下权力，恢复井田以实现土地均平，从根本上消除贫富悬殊现象，恢复学校制度而废除科举制度，以兴举人才，在天文历法上参酌西方之法，以增强准确性等等。
“习行”经济思想。颜元指斥世儒不仅学术空疏，而且心术品行亦坏。他说：“读书愈多愈惑，审事机愈无识，办经济愈无力”，认为世儒只是“口头见道，笔头见道”，实际上他们劳精费神地“读经集注，揣摩八股”，无非是觊觎“富贵利达之场”。颜元为了改变这一社会局面，主张“习行”经济之学，号召“只向习行上做工夫，不可向言语文字上着力”，即不可向书本中寻求知识，要从实践中寻求知识，并作用于人伦日用之实际。他认为理学家静坐读书求取知识，与国计民生实际毫不相关，是“镜花水月”，是“文墨世界”，违背了儒家的真正精髓，试看《论语》“句句是行”。他阐发自己的“习行”经济之学，将“格物致知”中“格”字解释为“以手格杀”，意即用征服的精神去对待事物，认识事物。用事关国计民生的各种事物去注释“格物”之“物”，具体而言，即六德（知仁圣义忠和）、六行（孝友睦姻妊恤）、六府（金木水火土谷）、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概括起来就是三事：“正德”、“利用”、“厚生”。他颇为自负地认为，他的“习行经济”之学，可以富天下、强天下、安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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