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一章 | 下一章 |
|
第二节 戴震的学术与思想
发展考据学，为学林翘楚。戴震学术除受江永较大影响外，还受吴派学者惠栋的影响，他称赞惠栋在经义歧异而有失坠之虞的情况下，阐发六经微言，使之归趋于正的功绩，在继承惠栋训诂治经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主张，完善了考据学的内在逻辑。他认为，由文字音韵训诂以理解、解释古代经书，弄清楚经书文义及典章制度，就能明白圣人之义理，因为圣人之义理就存在于典章制度之中；弄清圣人之义理，那么，能够和圣人义理取得共鸣的我心中的义理，也就获得确证。这里，明显把文字音韵训诂、典章制度考订视为治学的手段和途径，而将求得圣人义理视为治学的目的；同时，将我心中义理和圣人义理相印证，没有取消自家裁断，表现出治学的客观的态度和理性精神的结合。他还尊崇吴派先师惠栋的方式，以训诫吴派后学的口吻，阐明训诂方法与探求义理目的之间的关系。他指出，不应该为树立门户而将训诂方法和探求义理的目的割裂开来，训诂若不以弄清义理为目的，使用训诂方法干什么？探求义理若不循文字训诂、典章制度考订的途径，那么，就会流于异端曲学而不自知。认为吴派后学中一些人割裂训诂与义理关系的作法，背离了惠栋学术思想。不管惠栋是否心存这样的学术逻辑，但戴震的主张至少表达了他自己的治学逻辑。为了明确训诂与义理的关系，他还形象地把训诂考订方法比喻为抬轿子的人，而把义理比喻为坐轿子的“主人”。正是这种客观态度和理性精神的结合，使他成为乾嘉时期学林的翘楚，使他成为当时罕见的具有创见的思想家。 唯物主义倾向的哲学思想。戴震在《孟子字义疏证》一书中，以传统的注疏形式，阐发了自己的哲学思想。他对“道”“理”重新解释，指出，所谓“道”即阴阳气化不已，就是物质不断的运动、变化的过程，阴阳二气及金、木、水、火、土五行运动、变化是“道“的“实体”。理”就是物质运动变化过程中的条理，即规律或法则。认为“道”与“理”不能离开“气”而独存，因为“气”才是世界的真正本原。由于天地万物的千差万别，他又在“理”的基础上提出了“分理”的概念，认为万物不齐，有其自身的具体存在形态和运动、变化的方式，故而各有其特殊的归路或法则——“分理”。这是对程朱理学“理一分殊”而“万物一理”之说的实质性突破。 在认识论上，戴震认为，人的情感、意志，人的认识能力都来源于阴阳五行，从“气化流行”中分得一份，人的认识作用是以生理机能为基础的。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能够认识和掌握自然的规律，而动物只是被动的适应自然。在他看来，人的感官与物相接而产生感觉，而用“心”去理解事物的法则。这是对程朱理学“理得于天而具于心”、陆王心学“心即理”观点的否定。针对程朱理学“无欲则无蔽”的观点，戴震指出，人在道德上的善与不善，是道德伦理范畴问题。道德上有“不善”，不是因为有情欲，而是因为情欲有“私”。“蔽”是认识不明，是认识范畴问题。人与人之间的认识素质差别不大，之所以有“明”有“蔽”，是后天学习上的差异造成的，因为人的认识是由简单到复杂、由现象到本质不断扩充的过程。圣人不断学习，不断深化，故成为圣人；愚人不学或浅尝则止，故沦为愚人。 戴震还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程朱理学学说的病症所在。认为程朱理学视“理是形而上，气是形而下”，把“理”看成离开“气”的独立存在，看成世界的本原，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对《易?系辞上》“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误解。他指出，《易》传中所讲的“形而上”“形而下”并不是指“理”与“气”的分别，而是指“气”的不同状态，“形而上”是指尚未化生万物、尚处于混沌未分的状态，“形而下”是指“气”化生万物之后的存在状态。程朱理学学说病症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思想上“杂于释、道”二教，其本体论脱胎于老庄、佛教的本体论。老庄、佛教分形、神为二本，都以“神”为“气”的主宰，程朱理学亦分“理”“气”为二本，以“理”为“气”的主宰。如此，就使程朱理学的道统地位处于被怀疑、被质疑的窘境之中，削弱了程朱理学的儒学权威地位。 批判理学“以理杀人”。戴震针对程朱理学将人性分为“义理之性”和“气质之性”，以及“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阐明了自己的观点，指出程朱理学观点和主张的实际社会危害——“以理杀人”。他认为，人们都有喜怒哀乐，都有乐生畏死之情，都有饮食男女的需要。诸如此类，都是人应有的自然情欲，都是人所具有的本性，即“血气心知之自然”，它对于人的生存是有价值有意义的，不能加以否定。指出宋代以来儒者将人的各种合理情欲都命之为“人欲”，见“欲之难制”，便欲一举去之，实为防卫过当。理学家的这些主张在不平等、缺乏“公心”的社会里实行，就会造成“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的偏颇，即使不对，也谓之合理；卑者、幼者、贱者作为弱势群体，即使以理抗争，也被认为不合理。因此他大胆地发人深省地指出：酷吏以法杀人，理学家以理杀人。明后期以来，有不少学者依据“人性自然”的观点，为人的合理情欲张目、正名，但相比之下，戴震在此方面，才真正喊出了时代的最强音。为消除这种悲惨的局面，他正面主张，“体民之情，遂民之欲”，“以情絜情”，“施仁政于民”，视此为“王道”政治。可以看出，其深沉的理性中，蕴含着人道主义的价值关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