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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孤独的史学思想者：章学诚
史学思想的哲学基础。章学诚虽不是以哲学思想确立学术地位的学者，但因其思想的深刻性，并不乏哲学观点，而且这些观点还成为他史学思想的哲学基础。他认为，“道”不是圣人智力所能创造出来的，而是阴阳二气化生万物以及万物运动、变化过程中蕴含的内在的必然性法则，即《易》传中所谓“一阴一阳谓之道”。“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自然之道在人未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但是，“道”不是先验的，不是独立存在的，是随着天地万物的生成、运动、变化，以“渐形渐著”的方式体现出来的。天下没有离开“器”的“道”，也没有不蕴含“道”的“器”。“道”是万事万物之所以然，非万事万物之所当然。 在认识论上，他认为人们具有认识客观世界的能力，不仅可以认识“可见知”的具体事物，而且可以认识“不可见”的法则或规律性的东西。认识事物法则或规律的必要途径，就是“即器明道”“即事言理”，也就是由事物之“当然”求事物之“所以然”。他针对人们盲目尊崇经典，而不知“道”为何物，不知如何探寻“道”的现象，指出，五经六艺等经典本身并不是“道”，而是先王经论天下之“器”，是三代典章见诸于政教之实，是“当然”而非“所以然”。后人欲效法先王而经纶天下，就要由先王经纶天下之实迹，探寻其经纶天下之“所以然”。 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人“道”也随着这个过程逐步丰富、完善起来，“仁义忠孝之名，刑政礼乐之制，皆其不得已而后起者也。”正因为人“道”“渐形渐著”，起于“不得已”，即有着内在的必然性，受内在的必然趋势支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所以，以“天地”之道命之。历史上的圣王、圣人能有所作为，有所贡献，并不在于其智慧超过众人几许，而主要在于能够把握并顺应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结合现实所面临的问题，以兴利除弊。圣王、圣人的高明就在于从芸芸众生的“不知其然而然”处，体会和把握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于是，章学诚总结道：“学于圣人，斯为贤人；学于贤人，斯为君子；学于众人，斯为圣人。”同时，认为圣人所阐发的义理具有时代性和相对性，因为圣人的认识方法是“即器明道”“据事言理”，后世的“穷变通久”，圣人不得而见。而后学的使命，就是效仿圣人的认识方法，原始察终，折衷至当，“学必贵于专精，类必要于扩充，道必抵于全量。” 明道经世的学术宗旨。章学诚对“宋明理学”和“汉学”皆不满，认为两者都有偏颇，都不是学术之正途。理学家有“离事而言理”的倾向，学问不实而经世乏力；汉学家专务考索，以言“理”为厉禁，有如“蚕食桑叶而不能抽丝”，且疏离于现实。他认同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等思想家的学术思想，以“明道经世”为治学宗旨。至于学术如何明道？如何经世？他提出了“六经皆史”的重要命题，此命题的内涵决不仅仅局限于“六经都是史料”这种浅肤而简单的意义，而是要把史学作为明道经世的学术正途，认为史学可以很好的落实“即器明道”“据事言理”的认识方法，有利于克服“理学”和“汉学”的弊端。 “六经皆史”命题的提出，从总体上看，是兼对“理学”“汉学”的学术倾向和学风，但更主要是针对考据学者以“理”为厉禁，专务于枝枝节节的考据。在章学诚看来，史学所重视所强调的是历史事实，是人事产生、发展、变化的实迹，但不能在事实上止步；经学所重视所强调的是圣人的义理，但不能脱离历史实迹而空发。“即器明道”、“据事言理”，由“史”而“经”，“史”（弄清历史事实及联系）为治学途径，“经”（阐发事物的法则或所以然）是学术归趋。在这种学术认识为指导，展开学术研究，就会锻造出“体”实“用”切的明体达用之学。他讨榷史学，强调“史意”，提出“史所贵者义也”的命题，与此有密切的关联。他认为，史家仅以熟悉历史掌故为史学，仅以排比缀述史事为史才，而不明“史意”，不晓得史学以“明道”为目标，不知道透过历史事实及其联系，去探究和把握历史发展变化的规律或法则，那么，这种“史学”就不是完整、完善的史学，就是半截子史学。因为他坚信，揭示历史发展变化的规律或法则，对于人生实际、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是至关重要的。清初浙东史家黄宗羲提出的“欲明大道，必兼读史”的观点，已经成为浙东史家的信条。章学诚所提出诸多史学命题，透露出一种倾向，即欲构建一种历史哲学，以指导具体的历史研究，使史学朝着落实“明道经世”，昭示学术正途的健康轨道迈进。 在章学诚那里，史学既然承担着如此重大的使命，那么，提高史学水平，完善史学，就自然成了学术研究的重心。将史书以“记注”（以记述事实为要务）、“撰述”（有史意，着重探究历史内部联系）来划分；倡导“史德”，强调史家修养；以方志为国史编纂基础，主张改造方志；致力校雠，阐明校雠宗旨，等等，无一不是围绕着完善史学，加强史学功能而展开的。“明道经世”是指导章学诚学术研究的根本性观念，有着特定的时代内涵，切不可以汗漫无际的惯用语词等闲视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