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大夫经世派由于对政治、社会力量的体认不同，或是主张加强政府权力控制，或是关注社会、民间力量，但是都积极地探索解决影响国计民生的实际问题的办法。
经世派还在基本制度改革上提出种种设想，如土地制度方面的均田、限田论；社会组织方面的宗法强化论；政治秩序方面的加强地方权力论；政治形态上的士大夫政治论，等等。
嘉道时期，土地集中、贫富悬殊的形势加剧，凸显了田制的问题。江苏常州生员吴铤认为，社会各行各业之民皆仰赖于农人，然而财富既不聚于国家，也不聚于农人之手，而聚于中间的富民那里，这是很危险的现象。指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在于政府对于财富的生产、控制、分配、使用上不得其法。主张限田，并认为唐代的均田制度是很好的土地制度，其崩解在于没有限制土地的买卖，以及官员授田、占田的固定化。京城官员汤鹏也主张以限制田产过度占有，实现均贫富。龚自珍认为社会贫富极度不均可以导致亡天下，后来撰写《农宗》，在相当程度上关注到土地制度的病弊。
面对社会的混乱和动荡，古老的宗法制度又成了经世派的议题。龚自珍于嘉庆3年后撰写了《农宗》、《平均》，设计出大宗、小宗、群宗、闲民等宗法等级，欲使宗法和田制相维，以宗法确立和稳定土地的占有关系，重新构筑基层社会，摆脱贫富悬殊的局面，保障社会的长治久安。谢阶树在其《约书?明宗》中，欲以加强宗法，实行对族众的严格管束，以遏制当时日益严重的流民问题。咸丰年间，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冯桂芬撰写了《宗法论》，继续沿着这种思路探索，欲建立新的宗法制度，按“贵贵“的原则选择族正（即族长），按“贤贤”的原则订立族约，建立起名为“义庄”的宗族管理组织形式，以重新规范基层社会，使族众在生活上免于饥寒，在精神上有归属感，不致成为流民，为盗贼，信邪教。
人口的激增，商业化趋势的加强，使得社会形势变得复杂，官员腐败和行政效率低下，仿佛为连体兄弟，相伴而行，从行政上削弱了对地方社会的控制。对此，包世臣、龚自珍、孙鼎臣都主张朝廷要信任地方官，加强地方官的权力，同时，还要加强对地方官的考课。冯桂芬、王韬还分析、探究了官员治理地方不力的人事制度上的原因。王韬认为，朝廷对地方官员频繁调动，使得地方官因循苟且，没有长远打算，朝令夕改，下民无所适从，致使胥吏乘机为奸。主张减少科举名额和停止捐纳，使地方官久任之制得以实行。冯桂芬分析任官回避制度的弊端，认为这种制度，违背“三代”圣人之制，使胥吏乘机为奸，百姓受无形之害。主张选本地人任本地官，使其能够“自重自爱”。他赞同顾炎武的见解：“大官多者其世衰，小官多者其世盛”，主张恢复古代乡亭之职，完善地方社会基层组织，强化地方社会秩序。
经世派倡导澄清并完善士大夫政治，从教士、养士、任士等方面进行探索，欲使士为才士，官为才官，成为有效措置国计民生的栋梁，摒弃庸懦无能之辈，消除胥吏为祸。魏源赞同通过科考选拔官员，但对科考体制下的教士之法不满，认为所培养的尽是无用之人。强调培养、任用人才的重要性。孙鼎臣认为，正是科考制度下培养不出有用的人才，所以不得不听命于幕僚胥吏，致使幕僚胥吏得以为奸。龚自珍建议，科举应仿效汉代改试讽书射策。包世臣主张选人才自鼓励士民上书言政始，确立三种取士途径：选拔逸才的制科、举荐孝悌、力田的举行科、改试明经、策论的乡会试。以此排除胥吏干扰，确立士人对于基层政治的地位。管同主张限制科举名额，使学校成为培养人才的主要场所。王韬建议增加制科，开设荐举，发挥古代乡举里选的优势。冯桂芬在培养人才上，设想了一个以学校为中心，学校、科举、荐举交错实行的体制，使社会真正有人才，人才真正得其用。
经世派对于改革“治法”的探索，主要途径为“法古”——化腐朽为神奇，借古方以医今病，对现实社会政治问题症结的分析，遵循着教化——人才——道法——经世的理路。
经世派主张防御、抵制西方的侵略。早在道光28年，包世臣就对英国侵略中国的势头有所察觉，主张及早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他们对鸦片输入的危害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建议禁绝。为了防御英国的侵略，鸦片战争前林则徐就在广州派人采访西事，翻译西书，购买外国报纸，并将所搜集的外国历史、地理、政治等方面资料编成《四洲志》。鸦片战争失败后，经世派更加关注西方的情况。姚莹指出，要战胜敌人，就要“先审敌情”，反对那些以了解西方为“矜奇炫异”的观点，认为是昧于古今之变的“拘墟之见”。他撰写《康鞧纪行》，就是要使中国人对西方人的情况有所了解，以求得“抚驭之方”。魏源以林则徐《四洲志》为蓝本，写成《海国图志》，明确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在了解、学习西方上达到了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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