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鸦片战争前后的经世思潮
鸦片战争前后，由18世纪后期积累并逐步加重的社会危机已明显呈现出来：庞大的官吏群体贪贿成风，吏治腐败不堪。清王朝的重要军事力量八旗兵、绿营兵皆不堪驱用，“射箭箭虚发，驰马人坠地”，军备废弛。漕运、盐政弊端重重，影响国计民生。以鸦片大量输入，致使白银大量外流，银价飞涨，清政府的财政日趋恶化。由于人口激增、农业商业化，以及土地兼并严重，造成土地高度集中，“无田者半天下”，兼之沉重的赋税，使得阶级矛盾日趋尖锐，秘密结社遍及各省，农民起义不断发生。1796年爆发的川、楚、陕数省白莲教大起义及1813年爆发的直隶天理教起义，给清朝统治以沉重打击。面临严重的社会危机，士大夫政治主动性开始复苏并有初步发展，掀起经世思潮。以龚自珍、魏源等为代表的经世派，批判和揭露社会政治弊端，思考并着力解决漕运、盐法、货币等重大问题，进而探索“治法”的改革。总的看来，士大夫所思所想，没有超出帝国体制所容许的范围，他们还没有丧失对旧有社会政治秩序的信心，还在尽力维持。鸦片战争的失败，殖民者的侵略，主权的丧失，并没有造成思想既有脉络的断裂，而它只成为士大夫经世思考中的附带问题，并且仅在少数思想家那里，才被适度对待。
第一节 士大夫经世派的兴起及经世思想表现
士大夫政治主动性的复苏。士大夫经世派的兴起，首先表现为其政治主动性的复苏。而这种复苏，除了社会危机的刺激，更有政治上的契机——嘉庆帝扳倒和珅，政治气候出现转变。和珅在乾隆后期弄权20余年，几乎未有人敢于直接弹劾抨击。原因是乾隆帝宁可忍受和珅擅政，也不允许官僚凭借政治道德热忱而行动。嘉庆帝亲政后迅速除掉和珅，恢复和珅专权时因直言而获罪的官员的官职，并下诏求直言。一时间，出现了“下至末吏平民，皆得封章上奏，言路大开”的局面。在人事调整上，汉官在地方督、抚职任上的比例逐渐提高，到道光帝时期，甚至远远超过了满人督、抚的数量，取得主导地位。“宣南诗社”、“湛春集”等京城中下层士大夫诗文结社相继出现，尽管其不是什么政治性团体，但对于士大夫的联系具有纽带作用，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士大夫的活跃性。这在乾隆以前是不可想见的。
这种活跃蔓延道政治领域，则表现为政治主动性。嘉庆亲政初年，洪亮吉上书批评朝政，指出和珅虽已经伏法，但用人行政依然如故，要求清算和珅余党。同时，还指责部院大臣们敷衍塞责，地方督、抚不以国计民生、官方吏治为急务，迁延度日，甚至将白莲教起义归咎于腐败吏治的“激变”。
一些士大夫自觉地通过各种形式为“东林”式政治辩护，桐城派学者姚鼐撰写《翰林论》，批评翰林们借口没有言事权而逃避政治责任。表面上批评、总结明代政治弊端，实际上是在影射现实政治。学者王昶在李兆洛、赵怀玉等学者的帮助下，重印明末东林党人和复社成员的著作，意在推崇东林党人的政治和道德热忱。桐城派另一位学者方东树，反对考据学者江藩撰写、刊刻《汉学师承记》，树立考据学门户的做法，写成《汉学商兑》，从学理、价值意义等方面对“汉学”予以系统的批驳，不仅揭露“汉学”疏离于社会现实的弊端，还指出其对人心风俗——社会政治造成的遗祸，即“汉学”“只向纸上与古人争训诂、形声”，腐蚀人们的政治、道德热情。这些事实表明，士大夫政治主动性已经复苏，有了初步发展，进而营造了经世学风。龚自珍、魏源、林则徐、包世臣等一些士大夫开始关注现实社会矛盾和问题，并探寻解决矛盾和问题的出路、办法，构成了所谓“经世派”。
经世派应对危机的思考及其理路。经世派的经世思考主要包括三个部分：对社会、政治、风俗等方面不合理的现象及弊端的批判；探索漕运、盐法、货币等具体事务行政技术性改革；关于“治法”改革的相关论说。主张经世致用的士大夫批判社会、政治的黑暗和腐败。龚自珍把批判的锋芒对准腐败的官僚集团，并触及到君主专制制度。张际亮对国库空虚、官吏怠惰的局面忧心忡忡，并揭露官吏对百姓的压榨与欺凌，流露出对下层民众的同情。沈垚揭露士风的无耻与颓败，指责其不顾国计民生，自寻快意的行径。经世派出于明学术、正人心，倡导经世学风的目的，对于疏离现实的学风予以批判。魏源认为，考据学“锢天下聪明智慧，尽出于无用之一途”。沈垚批判汉学家舍本逐末的学术道路，，揭露其所造成的“学术衰而人才坏”的恶劣影响。龚自珍、魏源对于宋明理学、乾嘉考据学都有批判，认为其面目虽然不同，但在脱离现实，无助于现实的改善上都是一样的。大力倡导经世致用，呼唤“以经术为治”的西汉学风。
漕运（南粮经运河北运京师）自唐朝以来，逐渐成为王朝的财政大事。清承明制，漕粮征收后，由政府负责军运，设立庞大的漕运机构予以管理，以屯田旗丁为运丁，雇佣水手运输。行之既久，形成了依托漕运体系的诸种利益集团，层层中饱私囊，致使漕运成本极高，又以漕粮浮收，加派在百姓身上，从而加重了百姓负担。又运河常常为黄河泥沙所梗阻。面对这种局面，包世臣借鉴元明海运经验，主张借助社会商业运输力量，实行海运，以消除漕运积弊。并于道光前期付诸实施，获得初步成功。
盐税占清政府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在制度上承袭明代，采用官府监督下的专商垄断。其弊端是，有关人员层层盘剥，致使官盐价格过高，兼之官员、盐枭走私频繁，致使官盐销路不畅，严重影响清政府的财政收入。魏源、包世臣等主张听任商贩自由销售，不仅可以使民间盐价降低，还会增加政府财政收入，于国于民有利无害。道光中期，在陶澍主持下实行的淮北盐法改革——以票盐取代纲盐，听任商贩纳课领票贩盐，就是这种思想指导下的实践。
清代的地丁合一征银及商业化的加强，使整个社会对白银的需求增加，而17世纪中期以来的世界贸易危机，以及鸦片输入的逐步增加，白银大量外流，又使白银总量趋于缩减。从而造成银钱比价倾斜，银贵钱贱。影响了清政府的财政收入，还使百姓在折银纳赋过程中遭受额外的剥削。面对这种情况，王鎏等人主张加强政府的直接控制，禁银行钞。魏源等人虽不主张废银，但以下层民众的实际需要为观照，主张以钱为本位，使“银听命于钱”，从而改变白银短缺对国计民生所造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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