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太平天国革命思想的新旧、中西之辨
太平天国革命出现于19世纪50、60年代的中国社会，在思想上刻下新旧、中西杂陈的印记，是时代所赋予的。那时的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变局”，且刚刚开始自明末清初以来的第二次“西学东渐”，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还没有形成。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太平天国革命领导人，为了动员群众和组织群众，到何处去寻找理论武器？只能基于自己的需要和认同，只能凭借时代所能给予的一切。他受西方基督教上帝观念和平等思想的影响，创立拜上帝会，以之为社会动员和社会组织的工具，既有其内在的理路，又有其一定的偶然性。
洪秀全痛恨清朝统治的黑暗和不平等，甚至有憎恶和尚，恨及袈裟的味道，把孔子学说视为清王朝不合理统治的护符，砸掉了私塾中孔子的牌位。所以不可能以孔子儒家学说思想为理论武器，孔子学说思想最大的特点，就是重视“礼”，看重秩序，也缺乏追求平等、反抗现有秩序的思想资源。以宗教秘密结社，以宗教作社会动员和社会组织的工具，以反抗现实统治秩序，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如果没有西方基督教思想的传播，洪秀全等人或许也会从中国既有的“异端”动员、组织形式获得借鉴，而效法这种“传统”。极富戏剧性的是洪秀全赴广州应试秀才，得到中国基督教徒梁发所编写的宣传基督教的小册子《劝世良言》。当时并未在意，等到1843年科场再次失意，才潜心细读此书，并为其所吸引而产生强烈兴趣，才以拜上帝取代偶像崇拜，以救世的基督自命，创立拜上帝会，继而走上造反的道路。基督教是西方的，洪秀全等人拿他在中国造反，似乎是西方文化的影响。只是这种影响是有限的，拜上帝会及其教旨，本身就是个新旧、中西混杂的产物。
洪秀全的革命思想并非完全从《劝世良言》中来，甚至还有很大的不同。《劝世良言》已经不是纯粹的基督教教义，它杂揉了中国儒家的思想学说，是中国人依据既有的文化传统对基督教教义的理解。它虽然宣扬只有一个上帝真神，是天地万物的主宰，但是并没有排斥君权，甚至还有宣传尊崇人间君主的论调。而洪秀全在实用“上帝”这一概念时，则与君主对立起来，以上帝的权威否定君主的权威，在宗教的外衣下抨击君权。《劝世良言》宣扬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皆为上帝子女，都是一家人，但是有不否认现世的尊卑贵贱的等级之分。洪秀全则改造了这种“世界一家”的观点，掺入了农民朴素的平等思想，要消灭现实的尊卑贵贱差别，在现实社会中实现“天下总一家，凡间皆兄弟”的平等。《劝世良言》宣扬天国与人间现实的不同，洪秀全要把天国搬进人间，实现人间天国。所以说，洪秀全仅认同了基督教中“上帝唯一真神”的观念，改造其“众生平等”观念，利用了宗教的形式，革命思想中更主要的是继承了中国传统中的农民的平均、平等观念。
洪秀全虽然要在现实社会中建立平均、平等的天国，但他并没有摆脱传统的帝王思想或君权思想的影响，他所建立的太平天国政权，就是以帝王思想为指导的，就是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妇妇的旧有纲常约束和控制臣民的。他的平等思想以及“上帝唯一真神”主张冲击了封建的神权，但为了维护自己的君主地位和权威，实行集权控制，又造作了新的神权。总的看来，洪秀全思想中，有西方基督教的元素，更多的是中国所固有的，而且大多为既有的文化传统中的内容。
洪仁玕和洪秀全相比，在思想上以“新”见长，因为他在1859年未到天京以前，逗留于广州、香港、上海数年，学习西方近代知识，受西方文化较大影响。其在《资政新篇》中所设计的一系列“新政”方案，基本上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方案。但是，他也未能摆脱君权思想的束缚，关于“设法”“用人”以及改善政体的诸多建议和设想，都有欲加强天王洪秀全的权力和地位的用意在。不过，这种局限应当属于时代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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