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洋务”思潮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士大夫群体中开始稀疏地产生“变局”意识。经过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打击，以及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刺激，“变局”意识则相对多起来，成为洋务论者共同的时局观。洋务派以“自强”“求富”为号召，羡慕西方坚船利炮，举办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的洋务运动。应付变局，学习西方，以及与顽固派的论争，构成了洋务派思想的主要风貌。伴随着对西方社会及文化认识的深入，以及对洋务运动的反省，19世纪70——80年代，在中学与西学、旧学与新学的思想文化斗争中，产生了早期维新思想，成为上承林则徐、魏源爱国主义思想，下启康有为等人维新变法思想的重要思想环节。
第一节 “变局”意识的产生
“变局”意识产生于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1844年，黄钧宰在《金壶七墨》中曾说，起初并不知道洋人长的什么样子，不知道英国、法国在世界什么位置，现在才知道他们在中国的西北方，航海环行到了中国东南，这么遥远国家的人能到达中国，是古往今来的一大变局。1848年，徐继畲在《瀛环志略》中称，已往印度及南洋诸国，偶尔向中国的朝贡，并不经常。而现今，不见经传的欧洲各国竟然将它们作为自己停泊的码头，这是古今一大变局。可以看出，第二次鸦片战争前所偶然流于士大夫口吻的“变局”概念，其核心内涵是对于世界联系的新鲜感，缺乏关于中国处境的危机意识，似乎更像是闲暇的清谈。所以，并不能将其与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出现的以危机感受为核心的“变局”意识等量齐观。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加紧对中国的侵略扩张，并接连制造边疆危机，清朝官僚士大夫对于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及侵略性有了正视，同时，在利用洋枪洋炮与太平军作战中，真切地感受到西洋火器的威力，从而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意识——“变局”意识。冯桂芬称，“乃至五口通商，而天下之局大变”，言谈之中，充满了对西方侵略的危机感。王韬指出，史书未曾记载，亘古未可交通的西方各国，今天无不向中国提出互市要求，并聚集于中国之中，简直要把秦汉以来之天下，变成地球合一之天下，“此古今之创事，天地之变局”。郑观应认为，西方各国道中国“叩关互市”，并“入居内地”，“此乃中国之一大变局，三千余年来未之有也。”薛福成在上曾国藩书中称，“方今中外之势，古今之变局也”，并把这种变局概括为“华夷隔绝之天下，一变为中外联属之天下“。李鸿章忧心忡忡地指出，外国猖獗至此，不尽快谋求富强，中国何以自立！他认为，中国历代边防重点都在西北，中外有较明确的界限。而现今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往来自如，麋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
李鸿章主要从军事力量的强弱来观察时局的变化，而冯桂芬、王韬、薛福成、郑观应等人则主要从历史变迁和中外商务交往、华夷秩序上阐发变局的内涵和意义：西方列强不仅以军事侵略威胁中国，使中国成为战败国，还以坚船利炮为后盾，迫使中国与其立约互市，许其居住内地，打破了中国旧有的华夷秩序。
“华夷”由隔绝到联属，中国由闭关自守到开关互市，这种不得已的局面对中国将产生怎样的影响？应采取怎样的态度面对？这是清醒的官僚士大夫必须予以思考和回答的。洋务思潮的代表人物李鸿章、王韬、薛福成等人都不同程度的阐明了自己的看法。在李鸿章看来，应对变局的唯一办法就是“亟亟焉求富强”，否则只能沉沦而不能自立，因为西方列强就是凭借富强以凌驾中国之上。他还认为自己所提出的“求富强”的主张，虽被视为“狂言”，“为世诟病，所不敢避！”薛福成认为华夷联属、开关互市，对中国而言，利害相倚，既是对中国的挑战，又是中国谋求富强的一个机遇，关键是抓住机遇，变“以中国益远人”的大害为“以远人助中国”的大利。王韬也表达了与薛福成相类似的看法，他说：“虞西人之为害，而遽作深闭固拒之计，是因噎而废食也。”他主张以辨证的观点来思考这一问题，认为“天之聚数十西国于一中国，非欲弱中国，正欲强中国，非欲祸中国，正欲福中国。欲善为用者，可以转祸而为福，变弱而为强。不患彼西人之日来，而但患我中国之自域。无他，在一变而已矣。”主要积极应变，掌握主动权，利用好这一使“中国可盛可衰可强可弱可分可合之大机会”，就能化不利为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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