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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早期维新变法思想 早期维新变法思想的兴起。在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兴起了早期维新变法思想，言“早期”，是指其在时间上早于甲午战后的维新变法思想，后者与其在思想上存在着内在的联系。不过应当指出的是，早期维新变法思想是在洋务思潮中孕育成长起来的，是洋务思潮发展演进的结果。它与洋务思想有所不同，如效法西方而主张对内进行系统改革的取向。同时，又与洋务思想存在诸多联系而具有一些共同点，如都正视“叩关互市”、“华夷联属”的变局，有着共同的时局观；都对中国所面临的任务也有较多的共识，都主张“采西学”、“制洋器”，“师夷长技以制夷”，都主张不必狃于祖宗成法，欲借法自强或变法自强；都奉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价值原则，以调和中西方文化的激烈冲突。 那么，早期维新思想何以兴起呢？这有其一定的时代背景和思想发展演进的内在原因。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从各个方面加紧侵略中国，并接连制造了严重的边疆危机，迫使人们不断地去寻求、探索摆脱危机、谋求富强的办法，从而推动思想的不断演进变化。洋务思潮兴起的过程中，洋务事宜遭到顽固派的多次阻挠，步履维艰，洋务运动自身也存在着种种问题。随着洋务思想家对西方国家及西学认识的增多和加深，在中西比较的视野下，继续探究西方富强的根源，反省中国自身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对于体制和制度的思考变提到日程上来，维新变法的思想就产生了。当然，俄国和日本努力学习西方，发奋为雄，也激励着先进的中国人，对其具有启迪和示范作用。
在洋务派主持下，大批军事工业次第兴起，带来了资金、原料、燃料以及交通运输等一系列问题，促使洋务派认识到“治国以富强为本，而求强以致富为先”。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一批官督商办的民用企业逐渐兴起，民间商办企业也陆续产生。官督商办企业中，由于体制的制约，弊端重重。官员中饱私囊，缺乏效益意识，对商人投入企业的资本不感兴趣，这些都成为企业发展的障碍。早期维新思想家对此有所思考，有所揭露和批判。王韬指出，“官办不如商办”，主张扩充“商办”，鼓励商人越境经商，政府要保护商人的利益。薛福成称赞西方各国为商人“导生财之道”，认为西方国家的公司组织，受政府法律的约束，从事营利活动，能够吸引民间资本，“众志齐、章程密、禁约严、筹划精”，有利于保护商人的利益和促进商业的发展。批判中国的“官督商办”企业，缺乏西方公司的组织和精神，公司的组织者多为与官府勾结的掮客买办，常常与官僚一起损害商人以自肥，“众志漓、章程舛、禁约弛、筹划疏”，与西方公司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阻碍了中国工商业的发展。他主张政府彻底整顿官督商办企业，向人民灌输正确的公司观念，制定公司组织条例，使商民有所遵循。政府要鼓励民间组织公司，以轻税以示培植。马建忠主张国家应以“商人纠股设立公司为根本”，也表现出对“官督商办”弊端的不满。郑观应提出了保护商人、听商自办的思想，揭露“官督商办”的弊端，指出“官不能护商，而反能病商”。主张于“六部”之外设立商部，以能够“忠公体国，廉洁自持，长于理财，无身家之年者”任商务大臣；在各省水陆交通要道设立商务局，由地方官公举局董，以保护商人为职责。不拘于官场体统，凡国家所应兴办事端，如舟船、铁路、开矿、种植、纺织、制造等，准民间开设，不加禁止。他针对传统的“士农工商”的观念和轻视商人的积习，提出了“商握四民之纲”的观点，为商业的地位和商人的合理权益正名。何启、胡礼垣大力介绍和宣扬西方国家尊重商民、重视商务的种种做法，主张中国向西方国家学习，重视并振兴商务，保护是商人的正当权益。 早期维新思想家除提出重视商业、保护商民利益的主张外，还关注商民自身素质等问题。郑观应分析中国商务不振的原因，认为除官方负有责任，商人素质差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他认为，就中国商民目前状况看，愚者多而智者寡，虚者多而实者寡，分者多而合者寡，因者多而创者寡，欺诈者多而信义者寡，贪小利者多而顾大局者寡。为了消除这些弊端，他主张在商务局设立商学，教育商人子弟，以培养合格商人；同时，饬令各商务公所，不携官势绅权，听商民自行投票选举商董，即自组织。 设立议院制度、实行君民共主的政治主张。早期维新思想家进一步从政教风俗和社会制度去探究西方国家所以富强、中国所以贫弱之根源，认识到中国的贫弱和落后不仅由于科学技术的不发达，旧有的社会政治制度、社会政治组织系统也存在着诸多弊害，主张效法泰西之国，实行君民共主。王韬指出，泰西立国大致有三种形式：君主之国、民主之国、君民共主之国。君主之国对于君主的素质要求太高，民主之国法制纷更，民心难专一，唯有君民共主之国的政治制度最好，其民隐上达，君惠下逮，上下通情。并认为议院政治是中国富强之本。马建忠指出，西洋国家的社会政治组织，或为君主制，或为民主制，或为君民共主制，而且“定法”、“执法”、“审法”三权分立，互不相侵，故其政事纲举目张，粲然可观。表现出对于西方政治体制的认同和向往。郑观应把君民共主的政治制度视为中国抵御外侮、实现富强的根本出路。他指出，西人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于政治组织、人才教养得法，能够人尽其才，地尽其力，货畅其流，育才于学校，议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批评洋务派官僚在学习、效法西方上“遗其体而求其用“的舍本逐末的做法。认为兴起议院，可以限制昏暴之君、跋扈之臣对下民的侵害，可以监督各级官员尽其职守，避免推托责任，可以联络众情，合四万万之众如一人，如身使臂，即使并吞四海也没有什么难处。陈炽指出，西方富强自有其政教根源，批评洋务派官僚“弃其菁华而取其糟粕，遗其大体而袭其皮毛”。认为“泰西议院之法”，其功能是“合君民如一体，通上下为一心”，并认为这是“英美各邦所以强兵富国纵横四海之根源也”。设立议院，实行君民共主，是世界趋势，即使古之圣人复起，也不能改变这一趋势。 早期维新思想家，由于对西方君主立宪的理论和实践缺乏深入的了解，又深受几千年来纲常名教的影响，所以他们所设计的议院并不是独立的立法机构，而是皇帝的咨询机关。但是应该看到，他们毕竟提出了议院政治的问题，毕竟表达了要求改革传统政治制度的主张。在当时的中国，其进步性是不言而喻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