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洋务”及洋务思潮的基本主张
“洋务”与“夷务”。“洋务”一词是由“夷务”演绎而来的。“洋”“夷”二字，在本义上互不相涉，也没有厚薄差别。但是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民族之间和近代历史上国家之间的交往发展中，它们之间不仅有文野的区别，而且还有新旧递嬗的关系。
在中国古代史上，早有蛮、夷、狄、戎的概念，，其所指是与华夏相区别的四方部族。在华夷观念上，主要划分的标准是礼乐文化的有无和高低，并非仅仅局限于种族，正所谓“夷狄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中国之进于夷狄则夷狄之”。由于华、夷之间经济文化的巨大差异以及历代的相互征伐，华夏被视为文明礼仪之邦和天下的中心，而夷狄则成了化外之地，而且，“严夷夏之防”成了华夏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
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夷”的范围扩大了公私文书中大量出现诸如“英夷”、“法夷”、“米夷”、“夷酋”、“夷商”、“夷语”、“夷船”、“夷馆”等字眼，与这些国家有关系的事务，统称为“夷务”。了解外国情况叫“悉夷情”，办理外国事务叫“筹夷”，防范外国侵略叫“防夷”。
“夷务”概念充斥的时候，“洋务”概念就已经出现，诸如“洋艘”、“洋官”、“洋兵”、“洋商”、“洋人”、“洋馆”、“洋枪”、“洋炮”、“洋务”、“洋事”等，间而用之。当时大多官绅出于对西方侵略者的憎恶，产生病态心理，拒绝和反对实用“洋务”一词，甚至连“外国事件”一类的概念也难以接受。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洋务”一词的使用多起来，并逐渐取代“夷务”概念，在官私文书中取得主导地位。当然，“洋务”取代“夷务”，也是西方各国的要求。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签订，该条约第51条规定，“嗣后各式公文，无论京外，内叙大英国官民，自不得提书夷字。”虽如此，但一时间“夷人”、“夷船”、“夷兵”、“夷酋”、“夷务”等词语仍未绝于公文。为此，英国全权代表额尔金曾向清政府提出抗议，清政府不得不允诺“嗣后酌情办理”。此外，以“洋务”取代“夷务”，在一定意义上也出于国人的意识自觉。洪仁玕就反对以“夷狄戎蛮”和“鬼子”一类有轻污意思的字眼指称外国和外国人，也反对用“万方来朝，四方宾服”一类虚骄自大的套词表述，认为那是“口角取胜之事，不是经论实际”。随着人们对于西方各国认识的加深，随着对西方鄙薄之意的淡化乃至消除，“洋务”概念的使用和接受，则变得更加自觉。
19世纪60年代以后，不仅“洋务”概念成为主导性表述，而且洋务的内涵也渐渐扩大。最初，人们仅把办理外交事务成为“洋务”，后来人们把采用外国先进设备、翻译和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筑路、开矿、兴办学堂、派遣留学生、筹办海军海防等均称为“洋务”。到最后，则把与洋人发生联系的事务一改称为“洋务”。
洋务思潮的基本主张。洋务思潮的代表人物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洋务官僚，一部分是心忧时局，主张改革的知识分子。前者主要包括在中央主持总理衙门的恭亲王奕䜣、总理衙门大臣文祥、桂良和在地方任封疆大吏、主持办理洋务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丁日昌、沈葆桢、刘铭传、郭嵩焘、张树声、刘坤一、张之洞等人。他们大多是由地主阶级经世派转化而来，在鸦片战争前后受到经世思潮的熏陶，既是洋务运动的重要推动者，又是洋务思潮的倡导者。后者以冯桂芬、马建忠、薛福成、郑观应、王韬、容闳、陈炽、陈虬、汤震等人为代表，他们大多数为浙江、江苏、广东等东南沿海人，较早接触西方文明，对于西方事务有较多的了解。他们属于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中的开明分子，大多数人直接继承了林则徐、魏源的“经世致用”和“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而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将其丰富和发展起来。他们没有实权，地位不高，大多充当了湘淮将帅和洋务要员的幕僚和助手。在变局意识指导下，他们掀起洋务思潮。其基本主张大体包括自强观、求富观、人才观和文化观等几个方面。
采西学、制洋器、师夷长技的洋务自强观。最早提出并论证洋务自强观的要数冯桂芬，他指出，洋人不仅轮船火炮先进，而且历算之术、格致之理、制器尚象之法等都走在世界的前列。有利于国计民生者，都属奇技而非淫巧，都是中国应当师法的。他主张为今之计，莫如自强，自强之道，在于借西方诸国富强之术，采西学，制洋器，“变人之利器为我之利器”。他认为，中国开始师法西方，然后与西方各国并驾齐驱，最后超过西方各国。他相信，以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必定能够“出于夷而转胜于夷”。曾国藩主张购买外洋船炮，不能使船炮成为西方列强所独恃。李鸿章强调“自强之道在乎师其所能，夺其所恃”。左宗棠除了强调修明政事，也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理路。薛福成主张，“为今之计，宜筹专款，广设巨厂，多购西洋制器之器；聘西人为教习，遴募巧匠，精习制造枪炮之法”等，他还强调军队演练枪炮施放之法和海战之法的重要性。王韬主张，“以其所长，夺其所恃。故火器用于战阵，舟舰用于江海，语言文字用以通彼此之情”。强调不能徒袭其皮毛，要学到西方奇技的精髓，要以超越西方为努力方向。洋务思潮的代表人物大多赞同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大多明确“师其所长，夺其所恃”的自强途径和目标，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鲜明的抵御外侮的动机，这成为他们举办洋务的主要动力。
以工商立国、振兴商务、与洋人商战的洋务求富观。冯桂芬认为西方列强皆以开矿为常政，主张中国自主开发矿产，避免洋人掠夺。王韬认识到洋人以商业为国本，以军事保护商业，富商即富国，主张积极与洋人通商，自握利权。薛福成认为洋人富强取决于其在世界上广泛通商。中国既然不能禁止各国通商，莫不如自理商业，兴贩运之利、种植之利、制造之利；与洋人进行商战，分彼此可共获之利，扩中国自有之利，夺洋人独擅之利；把握好这三个关键，中国富裕可期。陈炽从对西方的认识中总结出一个道理，即商务是富强之本，是国家兴衰的关键，主张振兴中国商务。李鸿章认为，“古今国势，必先富而后能强，尤富必在民生，而国本乃可益固。”他提出了全面发展工商业的方案，主张设置机器自为制造，轮船铁路自为运转，矿产资源自为开发，一切仿西法行之。洋务思想家先富后强、工商立国的主张，是对富强之道认识的深入。
废八股、改科举，造就和选拔经世人才的洋务人才观。明末清初的一些思想家就对八股取士的科举考试制度的弊端予以揭露和批判，乾嘉之际的经世思想家也把批判科举制度作为议题。咸同以来，在应付变局的洋务思想脉络里，思想家为造就和选拔人才，对之继续展开批判和改革的探索。冯桂芬比较系统地提出了废八股、改科举、设特科以造就有用人才的主张。指出八股取士制度败坏人才，所取非所用，所用非所学；要求停止武试和捐纳；建议以功名奖励工艺技术人员，其艺能赶上西方同类技术人员者，赏给举人，准予会试，其艺能超过西方同类技术人员者，赏给进士，准予殿试，是为“特科”。若将来改革科举，特科亦不可废。沈葆桢视算学为科学技术的基础，奏请设立算学科，废止武科，以其经费鼓励算学，使数十年后工艺技术人员丰盈，不必再求助于西人。丁日昌认为措置实事以得人才为第一要务，提出了全面改革科举制度的建议，主张设立八科：“一曰忠信笃敬以觇其品；二曰直言时事以觇其识；三曰考证经史百家以觇其学；四曰试帖诗赋以觇其才；五曰询刑名钱谷以觇其长于吏治；六曰询山川形势、军法进退以觇其能兵；七曰考历算格致以觇其通；八曰试以外国情形利弊、语言文字以觇其能否不致辱命。八科之设反映了他讲求实务、选拔实用人才的愿望。他还接受容闳的建议，力主选派聪颖幼童赴西方学习各种实学，以培养洋务人才。李鸿章申明，“用人为急务，储才为远图”。认为文武科举以章句、弓马为进身之阶，不适于洋务，朝廷应力开风气，破除故习，求实学，达实用。建议另设洋务进取一格，以所学考察所事。薛福成主张仿汉武帝诏举茂才、异等为将相的作法，设立特科，以求得通达洋务的实学人才。郑观应批评八股科举考试，徒使人之精力消磨于无用之文，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主张于文武正科外，设立专科以考西学，分三场试：一试格致、化学、电学、重学、矿学新法；二试畅发天文精蕴、五洲地舆水陆形势；三试内外医科、配药及农家植物新法。与富强之术无关者，一概不予录用。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文化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作为文化观念或文化教育宗旨，作为处理中西文化的思维方式，其确切的文字表述形成于19世纪90年代。1895年，《万国公报》华人编辑沈寿康在该报上说：“中西学问，本自互有得失，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此后，孙家鼐筹办经世大学堂，张之洞改革两湖书院，均以此为办学宗旨。1898年，张之洞著《劝学篇》对其给予深入系统的阐释。光绪帝下诏予以表彰，从而在全国产生影响。
事实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精神是贯穿于洋务思潮始终的。冯桂芬最早提出这一观念，他为了表明“采西学”、“制洋器”的价值立场，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即中国的伦常名教是立国的根本，要坚定不移地奉行，以西方各国技艺谋求富强，以辅助伦常名教。李鸿章认为，中国文物制度，是“郅治保邦”的根本，而采西学，仿习外国机器，也是使中国转危为安、转弱为强所必须的，不过与中国文物制度比起来，是“标”，是“偏端”。在此方面，薛福成的表述是，“诚取西人气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王韬认为中西文化存在差异，“形而上者中国也，以道胜；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胜。”反对唯西人是从，贬低自己的传统文化。所以，他将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原则表述为：“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当躬，盖万世而不变者，孔子之道也。”郑观应也在处理中西文化关系原则上也有相应的表述，即“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
不仅洋务派官僚士大夫以体用、本末判别中西学关系，象海关职员李圭也以体用、本末来判定中西学关系，他说：“道德纲常者，体也；兼及西人事为者，用也。必体用皆备，而后可备国家器使，此尤今之所不可不知者也。”可见，以体用、本末处理中西学关系，是洋务思潮中人所共同信持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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