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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批判
陈独秀是率先向传统道德学说发难的人，他将“老尚雌退，儒崇礼让，佛说空无”的学说之害，与“专制君主流毒”之害、“统一之为害”并称，视其为国人“根性薄弱”的三个原因。发誓要“以热血荡涤此三因”。他指出，“儒家三纲之说，是一切不道德政治之大原”，“三纲”使臣、子、妻成为君、父、夫的附属品，丧失了独立自主的人格；忠、孝、节三“德”是将自己依附于别人的奴隶的道德。他号召青年脱离奴隶之道德，恢复独立之人格。针对康有为向黎元洪、段祺瑞致书，建议在宪法中保存孔教及拜圣之仪的作法，他撰写并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加以驳斥。指出，自汉代以后，独尊孔子学说，所造成的愚民之祸，超过了帝王在政治上所造成的祸患。他条列了不当立孔教为国教的原因，以证明康有为建议的荒谬：立孔教为国教违背信仰自由之说；孔子之道与共和宪法相抵触，与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相容；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与国民教育精神不合；孔子的道德学说具有历史时代性，所关注的无非是贵族的权力和荣誉，与今日大多数国民的幸福不相干。他主张，孔教为国教非但不能写进宪法，还应该毁弃全国已有之孔庙，罢其祀。 易白沙是较早从孔学与君主专制政治关系来看待和认识孔子学说的人。他指出，孔子学说在先秦不过是九家之一；汉代以后，历朝历代君主利用孔子为傀儡，以垄断天下思想。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局面，和孔子学说主张有密切关系。孔子尊君权，漫无限制，容易演成独夫专制之弊；孔子讲学，不许问难，容易演成思想专制之弊；孔子学说中很少有绝对主张，容易为人借口；孔子只重做官，不重谋食，容易入民贼牢笼。他自信揭破了两千年来君主尊孔的大秘密，认为若以孔子学说来端风俗、正人心、励学问，纯粹是瞎说。 吴虞从分析家族制度与君主专制主义的关系的角度出发，展开对孔子之道的批判。他以大量的历史文献材料证明孔学所重视的“孝”，是两千年来君主专制制度与家族制度“连接的根干”，家族制度与君主专制政治“胶固”在一起，将“忠”和“孝”联系起来，就是让民众恭恭敬敬地受愚弄和控制，就是要把国家弄成一个制造顺民的大工厂。他分析了“礼”和“孝”的关系，认为以家族的基础为国家的基础，实际上造成了君主专制和家族制度相维，共同控制天下的局面。这种局面彻底剥夺了人民的自由，即使摆脱了社会的束缚，也摆脱不了家庭的牢笼，因为社会是宗法社会。吴虞认为历史上种种畸形的、迷失人性的、酷烈的“孝”典型，就是君主专制和家族制度相结合的结果。吴虞对礼教吃人分析、揭露、批判，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和认识的深刻性，与鲁迅《狂人日记》通过典型事例揭露礼教吃人相比，无疑更有力度。 新文化运动的发动者还对戕害人的性灵的鬼神迷信观念，以及旧文学、旧戏剧进行了批判，并且展开了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以现代人道主义文学、写实文学取代“文以载道”的桐城文学、八股文学、山林文学，为建立新文化扫除障碍。当然，他们的批判带有一些矫枉过正、以偏概全或失之主观的地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