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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民国时期思想的重要交锋 引进和学习西方学说思想上的纷杂，以及民族危机、政治斗争在思想上的影响，使得整个民国时期的思想呈现出色彩斑斓的状貌，并形成了诸多思想论争。其重要的思想论争有：“问题”与“主义之争；科学与玄学的论争；中西方文化的论争；中国社会性质及社会史的论战，等等。 第一节 “问题与主义”之争
胡适自1917年始，本来“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致力于“思想文艺”上为社会政治作“革新的基础”。然而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一时间，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的人和作品呈现出“漫天飞”的局面。作为杜威“实验主义”信徒、主张社会改良的胡适再也按捺不住，于1919年6月，在《每周评论》上发表自称是“政论导言”的文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他反对对社会进行“根本解决”，主张社会一点一滴的改良。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进口”的东西，对于中国实际问题的解决是没有什么用出的。因为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在他看来，“主义”只具有具体性、个性，而不具备普遍性、共性——马克思主义不是普遍的真理，它只适合于19世纪中叶欧洲问题的解决，对于20世纪的中国问题的解决无能为力。因此，马克思主义不当在中国传播。他认为越来越多的人宣传、研究马克思主义，并非真的相信马克思主义能够解决中国的问题，而是因为“主义”研究起来容易、省事。不研究问题而高谈主义，是畏难求易，是懒惰。空谈好听的主义，是及其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鹦鹉留声机都能做的事。 胡适主张多研究些问题，如，从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到大总统的权限问题，从卖淫问题到卖官问题，从解散安福系问题到加入国际联盟问题，从女子解放问题到男子解放问题，等等。胡适劝人们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其实质就是奉行杜威“实验主义”原则，主张对社会做一点一滴的改良，反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的“根本解决”。 研究系的蓝公武率先对忽视的主张提出反驳，认为研究问题不能离开主义，反对“主义”，割裂“问题”与“主义”的关系，是犯了因噎废食的毛病。 李大钊针对胡适的主张，发表了名为《再论问题和主义》的文章加以驳斥。他认为，任何一个主义，都有理想和实用两个方面。比如，社会主义不能因为它不产生在中国就失去了对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指导意义，它是可以用来驱逐中国社会中横行的强盗的。他指出，人们研究“主义”，不是因为懒惰，也不会因此忽视问题的研究。他认为，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社会大多数人的共同运动，要想使一个社会问题成为社会大多数人关注并努力的问题，必须使这些人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理想、主义的宣传和问题的研究是并行不悖的。 针对胡适的“谈论主义危险”、会有人借机拿“主义”蒙人骗人的看法，李大钊指出，正因为有以“主义”蒙人骗人的事，更应该大力宣传真“主义”，以正视听。并公然申明，自己喜欢布尔什维克主义，信仰布尔什维克主义，认为社会问题以“主义”为指导，应是社会主义不变的方针。 以胡适为代表的实用主义和以李大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这场论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之后发生在新文化阵线内的第一次公开的争论。双方的观点不乏相互匡正之处，但原则上的分歧还是主要的方面，即对中国社会的问题，是坚持点滴的改良，抑或是坚持从根本上解决。论战的结果是，实验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扩大了对社会的影响，不少社会团体以此发生了分化，一些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走向社会主义道路；一些人开始接受实验主义，走向改良主义道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