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东西方文化的论争
东西方文化论争是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醒目事件，它关涉着对中国文化的整体评判及中国文化未来走向的宏大主题。东西方文化论争有其历史渊源，明末清初围绕着天文历法的改革就发生了类似的论争，论争的主题是是否有必要吸收西方天文学和数学成果来修正中国传统的历法。其结果是“中西会通派”占了上风，颁布了体现会通精神的《崇祯历书》和《御定历象考成》。18世纪初期的“大礼仪之争”，则是围绕着传教士是否遵循文化适应性原则，是否迎合中国祭祖、祭孔的传统礼仪，在进入中国的传教士内部以及清廷和罗马教廷之间展开的论争。成书于18世纪后期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于西方文化所主张的“节取其技艺，禁传其学术”，也可视为近代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中西文化观的先导。20世纪兴起的东西方文化论争，从历史的阶段性脉络上看，则直接导源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新文化倡导者对于传统文化的激烈抨击、对西方“科学”、“民主”思想观念的大力传播。民国时期的东西方文化论争主要有两次，一次发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一次发生于30年代中期。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东西方文化论争。这次论争以1915年《新青年》杂志创刊为发端。作为新文化的倡导者之一的陈独秀，相继发表了《敬告青年》、《法兰西人和近世文明》、《东西民族根本思想差异》等文章，开启了新文化运动。以他为代表的新文化的倡导者对中国传统文化地激烈批判态度，引起了对传统文化抱有同情态度的学者的不安。1918年，《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先后发表了《迷乱之现代人心》、《中西文明之评判》、《功利主义与学术》等文章，对陈独秀等人的观点予以批驳。如此，以新文化倡导者与支持者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瞿秋白、恽代英、郭沫若等人为一方，以《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及该杂志的一些撰稿人，梅光迪、吴宓等《学衡》派知识分子，章士钊等《甲寅》派知识分子，以及梁启超、张君励、梁漱溟等人为另一方，围绕着东西方文化的论争就开始了。此次论战持续到20年代后期才平息下来。双方论争的焦点是对东西方文化的分析与评判，以及东方——中国与世界文化的出路。
关于东西方文化的分析和评判。陈独秀等新文化派认为，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是时代差异。他将包括中国、印度文化在内的东方文化称为“古代文明”，把欧洲文明或西洋文明称为“近世文明”。瞿秋白认为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是时间上的迟速，没有性质上的差别。胡适认为东方文化派对东西方文化的定性——东方文化是精神性的，西方文化是物质性的，是最没根据的最有毒的妖言。新文化派根据达尔文进化论、唯物史观形成的文化观念，凸显了一条由野蛮到文明、由落后到进步的人类文化单一线性的发展序列。在这一社会发展序列中，东方——中国文明远远落后于西方文明。需要指出的是，在新文化派内部，对于东西方文化差异的理解也不尽同，如，李大钊就认为东西方文化是两个并行发展的文化体系，是世界进步的“两大机轴”，“正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他指出，“厌世的人生观”、“惰性”、“不尊重个性”、“专制主义盛行”等，都不适于现代社会。他认为“中国文明之疾病已达炎热最高之度，中国民族之命运已臻奄奄垂死之期”。但他不否认东方文化的合理性，认为东西文化各有长短，“不宜妄为轩轾于其间”。只是当他从东方“屈败”于西方的事实出发时，便觉得西方文明优越于东方文明。
在“东方文化派”的学者看来，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并不在于时间的早晚和阶段的前后，而在于生活——价值取向，即文化的性质不同。杜亚泉认为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是由民族组成、地理环境、生存方式等方面的不同造成的，如西洋重人为，中国重自然；西洋人生活是向外的，中国人生活是向内的，等等。他还概括说，西方文明是动的文明，中国文明是静的文明。认为东西方两种文明间没有好与坏、先进与落后、野蛮与文明的等级差别，且各有利弊。出于对西方文化危机的认定，他告诫国人不要为西方的物欲、科学所迷惑，中国文化是最纯粹最中正的，要树立起对本国固有文化的自觉和信心。
梁漱溟以“意欲”为评判标准，把东西方文化划分为三种类型：以意欲向前为根本精神的西方文化、以意欲调和折中为根本精神的中国文化、以意欲向后为根本精神的印度文化。他认为西方文化暂时处于优势，中国、印度文化暂时出于劣势，这本身并无好坏可言。他还乐观地预言，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印度文化的复兴。
章士钊否认文化有新旧之分，认为任何时代的文化都是新旧杂糅，不可能明确加以界分；文化的发展只有量变而没有质变；反对新文化派对旧文化、旧道德一概否定的做法。《学衡》派激烈否定新文化运动，否认文化有新旧之分，认为无论东、西方文化，都有一种超越时代之上的“真精神”，东西方文化的危机就是这种“真精神”的失落。
关于东西方文化的出路。新文化派在东西方文化发展的总方向上表现出较强的一致性，但在新文化的具体设计上则存在着一定的分歧。陈独秀主张建设西洋式新国家，组织西洋式新社会，力图按着西方文化的“特点”去实现中国的新文化。李大钊一方面主张东西方文化在共同的危机面前，相互汲取、调和，以克服自身的缺点，更新文化；另一方面又认为新旧文化因素不能兼容，中国文化要扫荡惰性的态度，以期接近西洋文化“动的”世界观，与物质生活相适应。瞿秋白认为东方文化的弊端并非是绝对的，如宗法制度、儒家纲常伦理曾是古代社会的主要维系者，现今只不过不适应社会的发展罢了。李大钊、瞿秋白都主张建设第三种文明，即以俄国苏维埃文化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文化。“东方文化派”反对新文化派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过于轻率、简单的态度，试图从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资源中寻求具有现代性的文化元素，同时吸纳西方文化中的积极方面以复兴中国文化。梁启超主张东西方文化互补，以“化合“成一种新文明。杜亚泉认为，以中国固有文明为主干而融合西洋文明，以统整世界文明，不仅可以拯救中国文化危机，而且可以拯救世界文化危机。梁漱溟在一定的意义上，也主张学习西方文化，以创建中国新文化，促进世界文化第三期重现.《学衡》派拒绝以新旧评判中西文化，但认为要造就中国新文化，一方面要汲取西方文化的精华，一方面要发扬光大本国固有的思想文化。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东西方文化论争，双方只是表达了一些态度和观点，并没有得出什么结论。但是，在东西方文化比较上作了有益的尝试，深化了中近代以来学习西方的主题，并开启了东西方文化比较理论的先河。
30年代中期的中西文化论争。随着民族危机的日趋加重，中国文化究竟向何处去？中国文化应当如何进行自我调整，以适应现代世界的冲突和竞争？这些问题都需要给予回答。国民党在军事上、政治上确立了对全国的控制以后，开始着手对文化领域进行控制，要求以儒家化的三民主义为全国国民的唯一信仰。主流意识形态向传统复归，刺激并助长了复古思潮。从一定意义上看，这是对五四以来民主、自由精神的反动，是向西方学习进程的顿挫。1935年1月间，王新命、何炳松等上海、北平、南京十名教授联名发表了《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宣言》，随后，又有一部分北平、上海教授开座谈会，提出“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的主张。十教授在“宣言”中称，中国在文化的领域中消失了，政治形态、社会组织及思想的内容和形式都已经失去了中国的特征。提出，要使中国在文化领域抬头，使各方面都具有中国特征，必须从事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遵循不守旧、不盲从的方针，使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立足于中国现实的需要。此宣言激起了思想界的强烈反响，从而掀起一场中西方文化论争。
胡适率先对《宣言》作出反应，认为十教授是以最新式的化妆宣扬“中体西用”论，为保守派抵制西方文明提供借口。他指出，中国文化具有惰性，历时既久，中国旧有的种种罪孽特征仍然到处都是。认为当务之急是如何消除这些“罪孽的特征”。胡适认为中国文化具有很强的惰性，其出路就在于虚心接受世界文化及其精神文明，让文化自然接触，自由交流，最后的结果自然是中国本位的。
胡适之后，诸多学者纷纷加入这场论战，表达自己对“中国本位文化”、“全盘西化”的看法。一部分学者同情“全盘西化”论，甚至不满足于胡适等人的“西化”主张。如张佛泉认为，胡适的中西文化论是一种自然折中论，而不是真正的全盘西化论，而陈序经的全盘西化则是“皮毛西化”、“笼统西化”，因此他主张“根本西化”。张若熙主张大部分事物都应该西化，一切都应该现代化。严既澄主张“尽量现代化”。胡适后来将“全盘西化”改为“充分世界化”。
也有一些人支持“中国本位文化”论。常燕生把“中国本位”解释为中国民族国家利益，主张一切文化建设都必须以符合中国国家利益为前提。刘絜敖把“中国本位”理解为一种意识，即中国本位意识，强调文化建设者必须具有中国文化本位意识，否则就为西方文化所同化。陈立夫则直接将儒家化的三民主义作为中国卑微文化建设的纲领，是文化建设和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合二为一。
此次论争的重心，不是对于东西方文化的分析和评价，而是如何建设中国文化，如何吸收西方文化的问题。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文化的整体性与可分性，以及文化与政治的关联等等，成为此次论争的焦点。中国文化本位论者，认为在强势的西方文化面前，中国文化处于被边缘化、被同化的危险境地。这种境地，是“全盘西化”论者造成的恶果。全盘西化派认为，中国本位文化论者的忧虑是多余的。陈序经指出文化与民族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文化本身是人类共享的东西，不是某一民族、国家的专利品，文化特征消失，不见得就会使民族灭亡。中国本位文化论的支持者，视西方文化内部充满着矛盾，在吸取上主张根据自己需要而定，不必照单全收。全盘西化派则认为西方文化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若吸收西方文化的某些方面，必须吸收整个西方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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