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科学与人生观问题的论战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近代西方诸种思想学说潮水般涌入中国，逐渐影响了中国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以陈独秀等人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的发动者们把以科学、民主思想改变国人尤其是青年的观念，塑造型的国民性格作为重要议题，以期为改造社会破除旧的文化基础，奠定新的文化基础。当新文化派以科学为指导探讨人生问题之时，梁启超、梁漱溟等人则大力挖掘传统文化，表彰孔子及儒家的人生哲学。如此，在特有的语境中，人生观的意义渐渐凸显出来。1923年初，张君励面对清华园中一批即将赴美留学的青年说：“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此番演讲内容旋以《人生观》为题在《清华周刊》上刊载出来。地质学家丁文江以“玄学与科学”为题，在《努力周刊》上发表文章，痛斥张君励为“玄学鬼”，拼力为科学辩护，“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就拉开帷幕了。梁启超、胡适、张东荪、林宰平、范寿康、王星拱、吴稚晖、瞿秋白、陈独秀、邓中夏等人也不同程度地参与了这场论争。1923年底，泰东书局和亚东书局将论战文章各自辑成《人生观之论战》、《科学与人生观》。此次论争延续到30年代。
此次论证的中心论题，是科学与人生观的关系问题。论战中主要展示了四种观点。
“人生观超于科学之上”论。张君励将人生观和科学从特点上予以比较，认为人生观是主观的、直觉的、综合的、自由意志的、单一的，科学具有客观的效力，为因果律所支配。人生观问题的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它只依赖人类自身。在反驳丁文江的《再论人生观与科学》一文中指出，现今世界学术界将科学分为物质科学与精神科学，前者是客观的，有公例可求；后者没有什么公理公例，决不能据已成之例推算未来。人生观介于精神和物质之间，不为理论方法和因果规律所支配。后来，他又分析说，若承认意志自由，则人事变迁就是非因果非科学的；若承认意志不自由，则人事变迁就是因果的科学的。科学属于“分科之学”，即形下之学，人生观属于形上之学，故人生观超于科学之上。
“科学的人生观”论。丁文江、胡适坚持科学方法可以解决人生观的主张。丁文江认为张君励对科学有误解，故以解释科学入手反驳张君励，不过他对科学并没有合理的认识。他说：“我们所晓得的物质，本不过是心理上的感官触觉，由直觉而成概念，由概念而生推论。科学所研究的不外乎这种概念同推论”。认为心理也是科学的对象，心理现象同样受科学方法支配。主张把科学的方法，应用到人生问题上去。胡适以各学科的相关知识，提出一个“自然主义人生观”，认为万物的变迁都是自然，人不过是动物的一种，一切心理现象都有其原因，都是科学的对象。
“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的全部”论。梁启超、范寿康批评张君励、丁文江都未对人生观、科学给以明确的定义，于是，从定义入手进行论说。梁启超指出人生观包括主观和客观两个部分内容，人生理智方面的事项，可以用科学的方法来解决；情感方面的事项，绝对的超科学，即科学的方法不能够解决。范寿康认为，人生观一部分是先天的，一部分是后天的，先天的形式只能靠直觉而得，决不是科学所能干涉。人生观的形式方面是超科学的，但内容方面却是科学的。
“唯物史观的人生观”论。陈独秀认为，人们虽然有各自不同的人生观，但都是客观环境所造成的。范寿康所谓的“先天的形式”、“良心”、“直觉”、“自由意志”等，也都是生活状况不同的各时代各民族之社会所铸成。他把唯物史观应用于人生观和社会观，批判胡适的“心物二元论”，认为社会的物质条件是心理或精神的最终决定力量，以唯物史观倡导科学的人生观。
这场论争，根本的分歧只有一条，即是否承认“科学万能”。张君励在科学的呼声甚嚣尘上的环境中，逆持风趋，不过是想冷静地说明“科学不是万能的”，让人们知晓“科学是为人所用，非认为科学所用”。丁文江、胡适鉴于中国当时科学教育不发达，所以不能容一丝一毫涉嫌贬损科学的言论，故起身与张君励论战。众多的学者之所以对人生观有如此浓厚兴趣，因为在当时，人生观问题既是重大的学术文化建设问题，又是紧迫的社会政治问题。当时的学者们相信，人生观的树立，可以决定文化的转移。在中西方文化冲突、交汇的时代，人们怎样进行文化的选择和取舍，如何处理好近代西方的科学技术、思想学说与中国固有文化传统的关系，归根到底，都取决于人的观念的变化，尤其是人生观的转变。所以论战者大都将人生观问题与科学及人类文明发展的关系，以及欧洲物质文明与中国精神文明的取舍等问题联系起来，并从中设计中国未来发展的模式。所以，科学与人生观论争中的各种观点，就其深刻的本质，正是文化理路和政治主张的反映。“科学”、“玄学”分别具有象征西方文化、物质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文化的符号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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