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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的论战

    国共分裂,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处于低潮。但是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无论是中国共产党人及进步人士,还是国民党右派,都必须给予正视和回答的,那就是中国还要不要革命?要进行什么性质的革命?革命的方向和前途是什么?而要回答这样的问题,就必须阐明中国现实社会所处的历史阶段,就必须弄清楚现实中国社会的性质。共产党人要率领人民继续革命,要回答这一问题;在军事取得胜利的国民党右派,为了巩固其统治,也要回答这一问题。在这一语境下,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展开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的论战
    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这场论战与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对中国社会的认识有一定的关系。1920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所做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报告中,将波斯、土耳其、中国一类国家称为“半殖民地国家”,但是没有明确称中国为“半封建国家”。大会通过的《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补充提纲》中,将中国和印度确定为“政治被压迫而且资本主义制度占统治地位的国家”,经修改,确定中国和印度为“资本帝国主义所统治的国家”。这个事实表明,共产国际对于中国社会性质还没有形成定见。列宁逝世后,关于中国共产党以何种形式同国民党合作,苏联共产党内部出现对立的派别。以托洛茨基为代表的少数派,认为中国已经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封建关系在中国已不占统治地位。以此,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过去,中国共产党不能与国民党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再次爆发的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以斯大林、布哈林为代表的多数派认为,封建势力仍然是支配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基本力量,中国是帝国主义压迫下的半殖民地,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中国国民党是几个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可以加入国民党。
陈独秀
    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内对于中国问题的分歧和争论,直接影响了中国共产党。1928年中共“六大”,肯定了斯大林的观点,认为中国是半殖民地社会,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土地革命和反对帝国主义。然而陈独秀等人受托洛茨基思想影响,认为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占优势的持续和平发展的社会,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无产阶级要等到将来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1929年底,李立三撰写题为《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的文章,攻击陈独秀。由此,开始了中国共产党内部的论争。共产党内部,王学文、李一氓等人在上海创立《新思潮》,发表文章,论证中共“六大”路线的正确性,抨击托派观点。托派成员严灵峰在《动力》杂志发表文章,对王学文等人进行攻击。如此,党内斗争完全公开化。
    参加这场论战的另外一个重要派别,是以陶希圣为首的“新生命派”,他们在《新生命》杂志刊发文章,论证国民党立党的社会基础和阶级基础。此外,《读书》杂志等刊物也纷纷发表政论文章,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争全面展开。
    新思潮派认为中国社会的封建关系起主导作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还处于萌芽状态,不占主导地位。商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加紧了经济关系的封建掠夺;帝国主义入侵,在中国原来封建地主、商业资本剥削的基础上又加了一层剥削,它还与封建军阀勾结,阻碍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因此,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是中国革命的对象。
    动力派认为,封建经济是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帝国主义入侵,会带来剥削和奴役,但也会和中国资本一起破坏封建势力和关系,加速资本主义发展,促使无产阶级力量壮大。帝国主义世界是整个的经济系统,在世界经济领域内,国民经济是世界经济的一部分。中国只有在和世界经济的密切交往中,依靠欧美的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才能走上现代化道路。
    新生命派虽然没有直接介入新思潮派和动力派的论争,但他们所讨论的问题,所关注的焦点都是一样的。陶希圣在理论上将人类社会形态划分成宗法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他认为现实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是宗法封建性的,但在帝国主义经济势力的冲击下,产生了以帝国主义资本为中心的资本阶级。
    这场论争中,新思潮派频繁以半殖民地和半封建概念为中国社会性质定位。1936年何干之将这两个概念连成一体,提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938年以后,毛泽东就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立论的依据。
    关于中国社会史的论战。要对中国社会性质下一个令人信服的论断,就必须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过程进行考察,就必须了解社会的经济结构。而要了解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就必须从中国历史上的经济演变与世界经济的联系,阐明其特殊规律性。于是,又开始了中国社会史的论战
    这场论战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中国历史上是否经过奴隶社会;中国封建社会的性质及其特征。论战的最终焦点是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是否存在着共同规律,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学说是否适用于中国。
    马克思在1859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提出了关于人类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一个序列:“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由于马克思没有对“亚细亚的”生产方式予以解释,故后人在理解上众说纷纭。此次论战者也是如此。郭沫若开始以之为原始公社,后又理解为家长制或氏族财产。李季提出夏殷亚细亚社会说。胡秋原以之为专制主义农奴制,秦朝至清末都属于亚细亚社会范畴。
    陶希圣等人认为,中国没有经历奴隶制社会阶段,从盘古开天到鸦片战争以前,都是封建社会;后来有认为战国到东汉为奴隶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等人认为中国经历过奴隶社会,只是在划分上各不相同,而且各自前后都有变化。郭沫若提出西周奴隶社会说,吕振羽提出殷商奴隶社会说。
    关于春秋战国以来的社会性质,是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讨论中,陶希圣开始认为从战国到清末是商业资本主义社会,后来又把中国历史按不同社会性质分成五个阶段。李季也将中国社会历史分成五个阶段,认为从秦到鸦片战争是前资本主义阶段,鸦片战争后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代。胡秋原、王锡礼等人还在封建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之间加了一个“专制主义时期”。吕振羽、翦伯赞认为春秋战国以来为封建时代。
    这次论战中观点纷杂,前后屡变。但大致可以划分两大阵营:以郭沫若、吕振羽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家,比较忠实于列宁、斯大林及苏联史家所坚持的五种形态依次推进的理论,强调这一理论的普遍适用性。另一派以陶希圣为等人为代表,虽然在同一语境中对中国社会历史进行分析,但更强调中国的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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