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机会，缺少发展的时间和空间。当然，陶行知先生提出的生活教育思想对治疗中国人的两种“病”提供了一个经过实践检验的药方，用他的生活教育思想来反观我们今天的教育，我们可以发现一些问题：我们的教育是否让学生接触到了真真切切的生活世界？我们的教育是否为儿童提供了“教学做合一”的机会？我们的教育是否给学生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这是当前素质教育进行中需要冷静思考的问题。

2.普及教育思想。陶行知形象地说明了农民教育的重要性，认为普及教育好像家常便饭，不能叫一部分人吃饱之后才让另一部分人去吃，通过普及教育要让中国人民养成一种积极求进的民族态度。陶行知对旧教育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认为旧教育是少爷、小姐、富商、政客的专用品，中国的教育不落在人民的田园里。于是，陶行知宣称：“我们普及的教育，不是少爷教育，不是小姐教育，不是政客教育。”①而是“平民教育”、“劳苦大众的教育”。为普及教育，陶行知创办了几个工学团，最著名的是1932年创办于上海的山海工学团以及晨更工学团、光华工学团等。它们是陶行知普及教育思想的产物。工是做工，学是科学，团是集团，也就是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以大众的工作养活大众的生命，以大众的科学明了大众的生命，以大众团体的力量保护大众的生命。这三种教育无论缺哪一样都是“残废教育”。随着工学团的发展，与之相配套的“小先生制”也迅速传播。在一个国难当头的贫穷的人口大国搞教育普及，陶行知的工学团教育无疑是符合中国实际的。普及教育体现了一种教育公平的思想，在追求公平的问题上给予后人以启示：教育是全体中国人民共同的权利和义务，人人享有发展的权利。但公平不等于求同，城市和农村各方面的差异都很显著，让二者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是很困难，也是不实际的。可行的和理智的做法是寻找一条适合农村地区特点的教育道路，办出农村教育的特色。这对当前教育实践活动的展开和教育政策的制定有很大的启示。为了切实地实施其普及教育思想，陶行知走出理论，迈向实践，他创立了“小先生制”——即知即传的教育方法，无疑是教育方法上的一大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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