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比较分析法
比较研究是与“方法论”比较贴近的一个领域，因为它所涉及的是“如何”进行分析，而不在乎分析的“具体内容”。根据利普哈特的观点，比较方法是一种建立普通经验命题的基本方法，其他的方法还有实验方法、统计方法和个案研究方法。首先，它是一种“方法”；其次，它是“一种基本科学的方法”；再次，它是一种“在变量之间发现经验性联系的方法”；最后，它是一种“宽泛的、一般的方法，而不是狭窄的、专门化的技术”。
事实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向特别注意采用比较方法，尤其是在深入研究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和社会形态的更替演变时，他们广泛使用了多种类型的比较，包括宏观比较和微观比较、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等。他们在探讨欧洲政治现实时，也总是对比研究英国、法国、德国和俄国的状况。马克思自己对这种比较方法有过精辟的概括：“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
在现代政治科学中，比较政治是众所周知的，从事这类研究的主要是政治学家；比较经济在西方也很流行，不同的是在从事比较经济研究的学者中，除了经济学家以外，还有许多政治家。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新政治经济学”的盛行，一些学者开始进行比较政治经济的研究，其中先驱人物就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查尔斯·林德布罗姆。他从政治（权威、国家）——交换（市场）——民主——说服（意识形态）的几个层面以及相互作用，在世界上的各种不同政治经济制度本身和相互之间进行比较研究，从中探究政治——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在国际政治经济中，人们常谈论东西、南北、南南、北北以及社会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问题。比较政治经济分析认为这还远远不够，还不能完全说明国家冲突与合作的全部内容。发达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类型，社会主义的不同模式、发展中国家错综复杂的差异对各个国家的对外政治经济行为都是具有重要影响的。
4.定性定量分析法
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任何事物都具有一定的质和量。质是一种事物成为它自身并区别于其他事物的内部所固有的规定性。量是事物的规模、程度、速度，以及它的构成成分在空间上的排列组合等可以用数量表示的规定性。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确定事物以及状态的性质，就是定性研究；对事物进行数量分析，就是定量研究。定性研究是定量研究的基础，只有对事物发展作出性质上的判断，我们才能确定哪些数量关系需要进行观察和分析。而定量研究常常使我们观察更加明确，也比较容易将资料整合或总结，而且为统计分析提供了可能性，从简单的平均数到复杂的公式以及数学模型。
由于国际政治学最早脱胎于哲学、历史学和法学等，定性方法在国际政治学研究的早期发展阶段居于绝对的统治地位。直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行为主义革命”发生后，定量分析才在国际政治学研究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学者们大量收集国际冲突、国际组织、跨国社会交流等领域的资料数据，建立了一些数据库和数学模型。戴维·辛格的《计量国际政治》、卡尔·多伊奇的《政治学的数学研究方法》等著作就反映了国际政治学者为定量化所付出的学术努力。但是这种以定量分析为主的研究也受到了许多传统主义者的批评。他们认为数理化把国际政治研究搞得过于晦涩难懂，变成了只有少数人才能懂的“学术领地和禁区”。70年代以后，学术界开始更加辩证地看待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关系，将两者看成是互补的而非竞争的。不过与定性研究相比，由于软指标难以量化、定义模糊、统计资料不一致等原因，定量研究在国际政治学研究中往往面临着更大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