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不对称的直接后果就是——信任危机,这是国家间合作难以完成的最主要原因。即使国家间完成了合作,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很可能也会给国家带来合作后的严重损失。例如1939年8月23,苏联和德国纳粹政府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苏联为了激化英法和德意两大集团之间的矛盾,使其相互厮杀,为了巩固自己的西部防线,与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鼓励德把战争矛头指向英法两国。1939年9月1,纳粹德国75万大军、2400辆坦克、2300架飞机,分三路扑向波兰,装备低劣的波军奋起反抗,斯拉夫骑兵挥舞着马刀、长枪向德装甲部队发起冲锋,半个月后,德军兵临华沙城下。9月17日凌晨,斯大林召见德驻苏大使舒伦堡,递交了一份照会,宣称“德波战争已使波兰国家崩溃……”,“波兰局势已对苏联构严重威胁”,告知德军“苏军将对波进行解放讨伐”。4个小时之后,苏军越过边界,迅速占领了按秘密协定划给苏联的东部领土总共20万平方公里,1300万口。之后,分别并入苏联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9月28日,德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来到莫斯科,与莫洛托夫签署了《苏德友好与边界条约》,并通过新的补充秘密协定,对彼此的“利益范围”进行了调整。心满意足的苏德,面对已摆在餐桌上的羔羊,“友好”地分而食之。双方确认了“苏德间的最终边界”,这一条“苏德边界”的两侧,都是主权国家波兰的领土。但是信息的不对称,使得苏联没有料到1941年6月22日德国的入侵。
2.国家对相对收益的关切
国家追求绝对利益所以才会产生合作,但是合作过程中的相对利益多少和怎样利用又往往使国家之间在合作过程中产生分歧,甚至使合作中途破勃列日涅夫裂。 “美苏限制战略核武器条约” 是美国和苏联在 20 世纪70~80年代签订的旨在限制洲际战略核武器军备竞赛的一系列协议。在美国的倡议下,美、苏于1969年10月25日达成协议,会谈包括两个阶段。1979年6月18 日,美国总统 J.卡特同勃列日涅夫在维也纳签署了《关于限制战略性进攻武器条约》和一系列附件 。条约规定双方战略武器总限额为2250件,分导式多弹头导弹为1320枚。1990年美、苏达成削减50%战略核武器的原则协议。但对于相对利益的关切就在于,美苏分别保留了对对方二次核打击的能力。
       四、国际合作的保障——国际制度的功能与局限性
从国际社会发展的现状来看,目前能够很好地保证国际合作进行的机制便是国际制度。制度是指指导世界政治诸要素的规则和协助实施这些规则的国际组织。国际关系学者罗伯特·基欧汉将国际制度分为三种形式:一是正式的政府间组织或跨国非政府间组织;二是各国政府为了管理国际关系中的特定问题而制定的国际机制;三是协约或惯例。惯例是非正式制度。基欧汉将国际机制解释为:“有关国际关系特定问题领域的、政府同意建立的有专门成套规则的制度。目前国际通用最标准的国际机制定义是:国际行为体在国际关系的某个特定领域中所遵循的一整套或明示、或暗含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原则指对于事实、因果关系和诚实的信仰;规范指以权利和义务方式确立的行为标准;规则指对行动的专门规定和禁止;决策程序指流行的决定和执行集体选择政策的习惯。
1.国际制度的基本功能
(1)制度规定行为体角色
国家追求自身的国家利益是国家永恒不变的固有属性。而国家如何界定国际利益却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玛莎•芬尼莫尔认为,“只有在国际体系中确定了自我身份或自我定位后,国家才有可能相对地追求自己利益的范围、程度和数量等问题。” 如果将国家视为具有独立行为能力的个体,那么当国家在争取更多的国家利益之时,其首先考虑的就是根本的生存问题,即如何获得足够的资源以保证国家能够在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下不被其他行为体所取代。这就使国家必然会为争取更多的生存资源而进行竞争。在竞争过程中,由于每个国家在制定政策时首先考虑的是本国的利益而不会考虑其他国家的利益,这就使得国家之间的政策会出现彼此阻碍的现象。如果此时国家不对其政策进行调整或者国家政策的调整使得国家之间的政策更加相互矛盾,国家间就会出现纷争关系。这无疑会给国家带来矛盾、冲突甚至是战争。这无疑增加了国家交往过程中的成本投入,这是国家这种理性行为体所不愿看到的。因此,国家往往选择调整政策以使彼此之间的政策能够更加的相容以减少其成本的付出,从而导致了国家间合作关系的产生。而合作能够形成与延续的前提条件就是国家之间拜托由于利己与不信任而产生的“囚徒困境”这便需要国家间达成某种协议以确保行为体行为的可靠性,国际制度也就是基于以上目的而建立起来的。因此可知,追求国家利益与消除国家之间的信任危机是国际制度建立的根本动因,这就使参与其中的国家出于功利的考虑不会主动的采取自我矛盾的行为来改变或者破坏这种“游戏规则”;并且会为保持国际制度能够长期稳定的发展下去而共同努力。国际制度“帮助克服国家的自私行为,其主要途径是鼓励国家放弃唾手可得的短期利益,而追求长期合作带来的巨大收益。” 它使参与其中的国家对彼此之间有了一定的认同感,并对国际制度产生了一种归属感,进而使参与其中的国家在此基础上有了明确的立场和原则的划分,这也就规定了参与其中的行为体的角色。国际制度的这种功能使参与其中的国家行为体在这种认同感之下增进了彼此的信任程度,使得国家之间可以为实现某种相同的目标而共同努力,而政策的趋同或相容减少了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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