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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本和盖布勒的企业家政府理论

一、企业家政府理论形成的社会背景

1929年西方发达国家爆发的经济大危机，使人们认识到市场机制本身的局限性。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开始推行凯恩斯主义，实行政府对国家经济的干预政策。二战之后，美国政府的干预范围不断扩大，政府管制涉及到了包括卫生、社区等领域在内的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美国的政府职能不断扩张，政府人员不断增加，政府机构日趋复杂而庞大，政府的财政开支持续上涨。

但随着政府干预范围的不断扩大，美国政府的行政效率却每况愈下，财政危机不断出现。美国进行了十年的教育改革，追加了600亿美元的经费，但辍学率反而不断上升；美国政府为清洁空气和用水出台了一系列的规章政策，但却未减轻任何污染。许多储贷银行倒闭的善后工作，短短几年就使预计的支出从500亿美元火箭似地猛升到6000亿美元。[1]

美国政府的规章制度日趋繁琐，政府中的浪费现象屡见不鲜。就一个价值仅100美元的普通蒸汽阀门而言，“这个阀门一漏汽，一周损失蒸汽50美元。因此，一漏汽就应马上更换。但是我们要花一年的时间来更换它，因为我们的体制规定这类价值100美元以上的采购一定要买最合算的。所以，也许等一年便可买到便宜2美元的阀门。在这段时间里我们损失了几千美元的蒸汽”。[2]“花在纽约市每个穷人身上的公家经费和私人捐款1983年平均为7000美元，可是只有37％到了穷人手里”[3]。在有的地方，一个失业者要跑三十多个机关和办公室去申请、填表才能得到救济和培训。美国军队的规章制度之繁琐程度更是无与伦比，“军队用房管理的规定手册有800页。军队文职人员的人事管理手册有8800页”。[4]新墨西哥州的工程兵部队修理漏雨的屋顶需要向华盛顿打报告争取拨款。国防部制定特殊油漆的技术规格所费的时间竟比化学公司改进它们油漆所用的时间还长，国防部出高价来买特殊油漆，但国防部雇员们最终只能使用可以买到的质量不合规格的油漆。一位美国将军估计“国防预算的三分之一浪费在执行无益的规章制度上面，做那些不必要做的事”。

到了1978年，各州为高达几十亿美元的赤字而苦苦挣扎。联邦赤字扶摇直上达到3500亿美元。[5]1978午6月6日，加利福尼亚州的选民投票通过了第13号提案，把地方的财产税减少—半。这种抗税运动迅速向全美国蔓延。美国联邦政府也被迫降低税率，消减联邦政府给地方政府的财政援助。到1982年，各州和地方政府已经失去了将近四分之一的来自联邦的经费。而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也一再降低。20世纪80年代后期，接受民意测验的人中只有5%的人说，他们将把在政府里工作选为中意的职业。联邦高级雇员中只有13％的人说，他们愿意考虑把公共部门推荐为未来的职业。[6]

在这种社会背景和巨大的财政压力下，重塑有效率的政府，建立“企业式管理”、“学习型组织”成为人们所讨论的热点问题。美国各州和地方政府的一些领导者开始改革他们的政府工作方式和公共服务系统，寻求更加有效率的管理方式。亚利桑那州菲尼克斯市开始建立竞争机制，其公共工程局在垃圾收集、街道整修等公共服务上同私人公司平等竞争；佛罗里达州的奥量多市所建立的利润中心所挣得的收入超过了税赋收入；明尼苏达州的圣保罗市开始制定优惠政策吸引私人公司来开发城市。新型的、企业化的公共机构在美国悄然兴起。这些新机构利用竞争机制来完成工作使命，有着极高的工作效率。奥斯本认为，这种具有企业家精神的机构是美国政府改革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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