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是五四时期的著名刊物。1915年创刊(第一卷名《青年杂志》)，陈独秀主编。1918年， 《新青年》编辑部扩大，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高一涵、周作人、鲁迅等先后参加编辑工作。《新青年》同仁提倡科学和民主，倡导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新青年》对我国现代思想和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鲁迅的《狂人日记》等小说，胡适的新诗，多发表于《新青年》。

革命文学论争指的是1928—1929年鲁迅、茅盾等和创造社、太阳社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论争。论争起因是创造社、太阳社在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时，由于受国内外革命阵营内(包括国际革命文学队伍内)左倾思潮影响及自身世界观原因，在理论主张方面存在严重的机械论错误倾向，以及对鲁迅、茅盾等进行宗派主义的攻击。鲁迅、茅盾等进行反击，阐述自己对革命文学的意见，批评创造社、太阳社的错误。这是革命文学内部的论争。论争在中国共产党的关注下(创造社、太阳社多数成员是党员)停止。论争提高了双方的思想，形成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热潮，从而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准备了条件。

    两个口号论争指的是1936年上海左翼文学界关于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两个口号的论争。这两个口号都是因日寇扩大对华侵略和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为适应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要求而提出的。国防文学口号先由上海文学界地下党领导周扬等提出，并由此开展了国防文学运动和国防戏剧、国防诗歌活动。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由党中央特派员冯雪峰到上海和鲁迅、胡风等商量后由胡风撰文提出的。受到主张国防文学的一些作家的指责而发生论争。鲁迅撰文提出两个口号可以“并存”，批评了主张国防文学的一些左翼领导人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错误。这是左翼文学界在新形势 下围绕建立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由于某些思想分歧而发生的论争。通过论争达到了新的团结，为过渡到抗战文艺运动和建立广泛的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准备了思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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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与抗战关系的论争发生于抗战初期，是针对梁实秋的“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但是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截搭上去。至于空洞的抗战八股，那是对谁都没有益处的”言论而发生的。罗荪、宋之的、张天翼等撰文批评梁实秋的观点。郁达夫的文章很中肯，既充分肯定文学为抗战服务，也批评分析了八股病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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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形式论争发生于抗战中期。1938年和1940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和《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和“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的问题。国统区文艺界在学习和讨论中发生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是向林冰的观点。向林冰的观点是：①“应该在民间形式中发现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他认为喜闻乐见应以习闻常见为基础，而民间形式是大众习闻常见的；②否定“五四”以来新文艺的形式。另一种观点以葛一虹为代表：①对旧形式全盘否定；②肯定新文艺在民族形式上的努力和成就时，否认新文艺在形式上存在缺点。郭沫若、茅盾、胡风等在撰文讨论中，都从形式和内容的辩证关系上论述民族形式的问题，胡风把民族形式和现实主义、大众化问题联系起来，见解独到。这一场讨论参加人多，对新文艺向民族化大众化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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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实主义和“主观战斗精神”的论争发生于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论争的一方以胡风为主，胡风撰文论述作家在创作中主观和客观的辩证关系，十分强调主观精神的作用，以克服创作中的客观主义和主观公式主义偏向，争取现实主义的胜利。文章受到一些人责难。论争延续到40年代后期，邵荃麟、林默涵、胡绳等发表批评文章，胡风写《论现实主义的路》进行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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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孤岛文学，从地域而言是指上海租界，一部分文艺工作者利用上海租界的特殊环境，在日本侵略势力四面包围中，坚持抗日文学活动；就时间而言，是指1937年11月上海沦陷至1941年12月珍珠港事变日军侵入上海租界止，历时四年多；孤岛文学最有影响的，一是杂文，孤岛作家唐搜、柯灵、王任叔(巴人)、文载道、周木斋等发表了很多紧密联系现实、是非爱憎分明的杂文，王任叔和阿英关于杂文曾发生颇有影响的“鲁迅风”的争论，后出版杂文刊物《鲁迅风》；二是戏剧特别活跃，业余剧团遍于各学校各行业，于伶的《夜上海》、《长夜行》等反映沦陷区及上海人民生活和斗争的剧本，阿英的《碧血花》、《海国英雄》等南明史剧，歌颂爱国主义和民族气节，产生很大社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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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于1942年5月，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相持阶段。当时解放区文学的主流是好的，但作家队伍的思想面貌、文艺思想，也存在不少问题。为了总结经验教训，克服错误观点，使文艺于民族解放战争以更大助力，在延安召开了文艺座谈会。先由毛泽东作了“引言”的发言，经过作家三次讨论，毛泽东作了“结论”的发言。“引言”和“结论”合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提出了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方向，对如何服务的问题作了精辟论述，强调作家要到群众斗争中去汲取创作源泉，改造世界观。延安文艺座谈会后，解放区文学出现了崭新的面貌，对新文学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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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秧歌运动发生于延安文艺座谈会后的解放区。文艺工作者与群众一起改造旧秧歌，使之成为反映现实斗争，熔戏剧、音乐、舞蹈于一炉的小型广场歌舞剧。代表作有鲁艺的《兄妹开荒》等。新秧歌运动表现文艺工作者面向群众，向工农兵普及的艺术实践，是文艺座谈会后在艺术上显示的最初成绩，在此基础上发展为大型新歌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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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王实味的批判”发生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王实味是延安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员，他在1942年初的延安报刊上发表《政治家·艺术家》一文，提出文艺暴露黑暗的主张，着重暴露革命队伍内的“黑暗”，认为这是文艺首要的工作。又发表暴露延安“黑暗”的散文作品《野百合花》。王实味的理论主张是片面的错误的有害的，对王实味的思想批判是必要的；但是，把王实味作为反革命分子斗争处理，最后错误处决，是严重混淆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界线，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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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文代会全名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1949年7月召开于北平。正是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这是一个全国文艺工作者大会师大团结的大会，是一个继往开来、总结和动员的大会。大会总结了“五四”以来新文艺运动的经验教训，大会决议把毛泽东的文艺为人民服务方向作为新文艺的基本方针，号召文艺工作者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大会标志着新文艺在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后，将要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大会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终结，也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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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研究会是中国现代第一个新文学社团，1921年1月成立于北京，主要成员有周作人、郑振铎、王统照、沈雁冰(茅盾)、叶绍钧(叶圣陶)、许地山(以上列名为发起人)、朱自清、冰心、庐隐、俞平伯、老舍、丰子恺等。主要刊物有《小说月报》(指1921年1月由沈雁冰接编并发表《改革宣言》后的《小说月报》，作为文学研究会的代用机关报)和《文学旬刊》(后改为《文学周报》)等，出版文学研究会丛书。文学研究会以倡导“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为其主要倾向；文学研究会倡导和创作的反映各种社会问题的“问题小说”、“问题剧”和反映现实人生的“乡土文学”盛极一时；文学研究会注重翻译，以俄、法及北欧的现实主义名著居多。文学研究会成员多，有许多著名作家，对中国新文学做出了重大贡献。它承接了文学革命的现实主义传统，使之发展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处于主流地位的文学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