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派以胡风主编的《七月》文艺刊物而得名。《七月》于1937年10月创刊，1941年皖南事变后停刊，并出版“七月文丛”、“七月诗丛”，1945年后，又出版《希望》、 《泥土》等刊物。《七月》等刊物培育了一批青年作者，小说方面有路翎，代表作有百万字长篇《财主的儿女们》。诗歌方面以艾青、田间为首(他们后来进入解放区)，培育了绿原、阿垅、曾卓、鲁藜、邹获帆、彭燕郊、冀汸、牛汉等一批青年诗人，称为七月派或七月诗派。七月诗派以战斗的抗战现实为内容，以自由体诗为主要形式，是贯串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最重要的现实主义诗歌流派。

后期浪漫派是指抗战时期以徐訏、无名氏为代表的后期浪漫派小说。他们的小说具有浪漫的手法，抒情的笔调，但又不同于郁达夫为代表的前期浪漫派小说，而是更多神秘荒诞色彩。代表作有徐訏的《风萧萧》等。

九叶诗派是40年代国统区出现的一个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诗歌流派。主要成员辛笛、穆旦、陈敬容、杜运燮、郑敏等九人。九叶诗派的特点是：既忠于时代和现实；又忠于艺术创造，较多吸收西方象征诗派、现代诗派的表现艺术和手法。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在他们的诗里得到了较好的结合。

   战国策派也称战国派，是出现于抗战中期国统区的一个思想文化和文学流派，得名于他们编的《战国策》和《战国》刊物。主要成员为陈铨、林同济等。战国策派鼓吹“尚力政治”，错误地称当时的时代是“战国时代的重演”，抹煞战争的正义性与非正义性的根本区别。文艺思想上提倡反理性的“恐怖、狂欢、虔恪”为创作的“三道母题”，代表作有陈铨的剧本《野玫瑰》。战国策派的思想观点适应了当时国民党专制主义政策的需要。但《野玫瑰》写国民党间谍抗日锄奸，不能完全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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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6年“清明节”前后，人民群众冲破当时的严厉禁令，掀起一场以悼念周恩来总理逝世为主要内容的“天安门诗歌”运动。这场诗歌运动所引发的机缘是政治性的。它主要利用旧体诗词的形式，表达了对“四人帮”祸国殃民的愤怒与谴责，爱憎之情判然，体现出文学极强的现实功利性。诗中所体现出来的那种忧国忧民的深沉思考，直面现实的战斗式的人文精神，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新时期文学初期的思潮趋向。尤其这些诗歌在1977年以后结集出版，使得“天安门诗潮”中的文学精神得以迅速广泛地传播，并引发了新时期文学初期的“伤痕”类型文学创作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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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9年10月30日至11月16日召开的第四次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是一个重要事件，它标志着文艺界的全面“解冻”。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对大会的祝辞，提出了一系列的有关文艺的新的观念原则。《祝辞》指出：“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对文艺的“行政命令必须废止”，作家“写什么和怎样写”，“不要横加干涉。”这对新时期文学在恢复期里大步走向繁荣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新时期文学在复苏期的发展态势，是与这一阶段里一系列文艺观念的基本问题和创作中具有倾向性问题的热烈争鸣连在一起的。这些争鸣活动，既是理论界对新的创作成果的及时评价，又是对新时期文学发展历史的归纳、总结和升华，真实地记录了文艺观念拨乱反正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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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新写实小说，简单地说，就是不同于历史上已有的现实主义，也不同于现代主义‘先锋派’文学”，“以写实为主要特征，但特别注意观察生活原生形态的还原，真诚直面现实，直面人生”；“新写实小说在观察生活把握世界时的另一个特点就是不仅具有鲜明的当代意识，还分明渗透着强烈的历史意识和哲学意识，但它减退了过去伪现实主义那种直露的、急功近利的政治色彩，而追求一种更为丰厚更为博大的文学境界。”“新写实”提出了对生活的“零度介入”状态，即“以纯粹的客观对生活原始发生状态进行完满的还原”，“尽力保留生活的色蕴”’强调对人物描写的“无色”性，排拒人为的“亮色”或“灰色”，最后臻于创作的“一种心平气和的境界”。这种作家与生活关系的表达，实际上也表达了对过去文学观念的实践式的反叛，的确树立了一种新的审美风范，即一种当前状态下的文学悲剧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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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7年11月，刘心武的短篇小说《斑主任》在《人民文学》发表，立即引起轰动。《班主任》是新时期文学的开山之作，在当代文学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价值。不久，《文汇报》(1978年8月11日)发表了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伤痕文学”和“伤痕小说”的得名便源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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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在“伤痕文学”兴盛之时，一批敢于思考、富有人生阅历的作家，尤其是一批因着我们党和国家在革命进程中的失误而历尽坎坷的作家，如王蒙、李国文、从维熙、张贤亮、方之、高晓声等，就率先突破了一般地提倡“恢复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口号的局限，提出了现实主义深化的主张，并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写出了一批具有相当思想深度和历史深度的作品。茹志鹃于1979年2月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短篇小说《剪辑错了的故事》，是“反思文学”的起步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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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文学”作为新时期文学中最早“回到当下”的创作，以及作为本世纪文学发展进程中层后一次功利主义色彩突出、功利话语与审美话语结合得较为完美、表现得较有力度的小说思潮，含蕴着较为丰富的美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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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寻根小说”和“现代派”小说并行推进的同时，一种激进的叙事实践初露潮头，这便是以马原的《拉萨河女神》（1984）、《冈底斯的诱惑》（1985）和《西海的无帆船》（1985）等小说为肇始的“先锋小说”潮流。先锋小说具有实验性，创作上的特点主要有：一是在文化上表现为对意识形态的回避、反叛与消解，二是在文学观念上颠覆传统的真实观，一方面放弃对历史真实和历史本质的追寻，另一方面放弃对现实的真实反映，文本只具有自我指涉的功能；三是在文本特征上，体现为叙述游戏，更加平面化，结构上更为散乱、破碎，人物趋于符号化，性格没有深度，通常采用戏拟、反讽等写作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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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年代末逐步深入的思想解放运动推动了诗歌主题从大悲大喜的歌颂、怀念和控诉，转向对于历史的反思和对现实社会生活的感受与思考。最初在诗坛上主要还是50年代、60年代活跃的诗人，贺敬之、严辰、李瑛、邹荻帆、严阵、顾工、雁翼都曾有较大社会影响的作品，他们的诗基本上是50年代、60年代诗的延续，只是诗中的政治内容、政治观点有了变化。随着一批批冤、假、错案的平反，诗坛出现了一个庞大的“归来”诗人群。他们包括“七月”派诗人鲁黎、绿原、牛汉、曾卓、冀方、卢甸、彭燕郊、罗洛等，在“反右派”斗争中被处置的诗人艾青、公木、吕剑、唐祈、唐湜、苏金伞、公刘、邵燕祥、流沙河、胡昭、梁南、昌耀、孙静轩……，也包括于50年代退出诗坛的九叶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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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中期以后，诗的发展出现了一些重要的变化。一批更为年轻的“第三代诗人”在全国各地以民间群落形式自办期刊诗报，以各种五花八门的名称来标示自我概括的艺术主张，汇成了一段朦胧诗后新诗潮，并造就了一次新的断裂和“美丽的混乱”。 “第三代诗人”或曰“新生代诗人”、“后新诗潮”的集体亮相是在1986年，《诗歌报》和《深圳青年报》联合以“现代主义诗歌大展”的方式集中介绍了由100多名第三代诗人分别组成的60余家自称诗派及其实验诗歌代表作品，如南京的“他们”，上海的“海上诗群”，四川的“莽汉主义”、“非非主义”、“整体主义”、“新传统主义”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