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始终保持着探究文化底蕴和历史的兴趣、信心与笔力，这让人们感受到他的深刻与力量。这种深刻与力量不是大而无当或大而化之的，它常常是细微的精深的。他对文化底蕴和心灵深处的把握，往往使我们感受到他是在用全部身心与学养去和历史精魂对话，他的行文在洒脱中扩散着心理张力，这也是阅读余秋雨散文会有思想的紧张与疲劳的原因所在。这是和他个人的精神深度联系在一起的。在莫高窟，余秋雨跟前出现的是两个长廊与两个景深：艺术的长廊和观看者的心灵长廊，历史的景深与民族心理的景深。
面对文明的断裂和文人的落魄，余秋雨的体验带着悲哀、无奈与苍凉。在岳麓书院的庭院里，他每次都嗅到一股透骨的凉气。这凉气来自那个“怪圈”，“本来岳麓书院可以以它千年的流泽告诉我们，教育是一种世代性的积累，改变民族素质是一种历时久远的磨砺，但这种积累和磨砺是不是都往前走的呢?如果不是，那么，漫长的岁月不就组接成了一种让人痛心疾首的悲哀?”既然挣脱不了这个怪圈，那么，人类历史上许多躁热的过程、顽强的奋斗最终仍会组接成一种整体性的无奈和悲哀。于是作者引我们去寻思那个“不知怎么回事”的问题：我们这个文明古国有一种近乎天然的消解文明的机制，三下二下，琅琅书声沉寂了，代之以官场寒暄、市井嘈杂和小人哄闹。对中国文化人格结构中的盲点，余秋雨也充满了不安和忧虑。他认为“安贫乐道的达观修养，成了中国文化人格结构中一个宽大的地窖，尽管有浓重的霉味，却是安全而宁静”，但是“宽大的地窖”使得“群体性的文化人格日趋黯淡”，“春去秋来，梅凋鹤光。文化成了一种无目的浪费，封闭式的道德完善成了总体上的不道德。文明的突进，也因此被取消，剩下一维梅瓣、鹤羽，像书签一般，夹在民族精神的史册上。”
在苍凉与悲哀的情境中，余就雨散文隐潜藏一个重要的主题：围困／突围成为文人生存的基本冲突。围困是有差异的，一是被围，二是自围，也即作茧自缚；而围困又有有形与无形之分，当然，无形比有形的围困更为可怕。突围作为一种抗争与完善，从来就是艰难与悲壮的。《苏东坡突围》具有围困／突围这一主题的全部的复杂性与深刻性。
余秋雨在追寻文明的星光与文人的足迹时，充满了激情与理性。就文化人格而言，余秋雨是学者与诗人的统一，诗人的激情与才气在他笔端涌动。他的创作洋溢着理想主义者的精神气息，学者的理性保持了他思想的厚度，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住激情的夸张和倾斜。显然，余秋雨已让人们熟悉。这当中包含着在一个不变的模式中激情与理性都会疲倦。所有的关怀都应当与生命的原创力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