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结束后，中国的一个普通社会问题就是中年问题，谌容在作品中较早地反映了这个问题，对文学创作的主题进行了开拓。这部小说的主要成就在于塑造了陆文婷和“马列主义老太太”秦波这两个艺术形象。陆文婷只是一个普通的住院大夫，在二十多年的工作中她把全部精力和心血都倾注到了病人身上，为此她甚至顾不上自己为人妻、为人母的职责和自己的身体，最后累倒在手术台旁。陆文婷是一个毫无怨言地把自己奉献给社会主义事业的典型形象。小说中作者对秦波的刻画，着墨不多却很传神，勾勒出这个人物的灵魂。这个人物满口革命词句，却是满脑子特权思想。这个人物是作者的独创， “马列主义老太太”成了社会上一部分到处打官腔、拉关系、走后门、破坏社会风气的高干夫人的代名词。      谌容是一位有首沉重的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也是当代作家中以创作题材取胜的作家之一。《人到中年》发表以后，她继续聚焦社会现实问题，揭露尖锐的社会矛盾。70年代末、80年代初，刚经“文革”洗劫的中国大地还残留着“左”倾的余毒，对“左”的清算是各行各业卸除思想包袱、轻装上阵、快速发展的首要条件。中篇小说《真真假假》、《太子村的秘密》都涉及这方面的现实问题。《真真假假》写某外国文学教研室为批评许明辉一篇文章召开了三次学习会，小说铺写了会议的全过程，主要突出了知识界对“左”倾思想干扰文学批评的焦虑；《太子村的秘密》虽然写的是农村基层干部李万举如何在政治动乱中既“紧跟”了形势又发展了生产的秘密，但从李万举机智地以各种方法来对付“左”的那一套荒谬做法的过程中，也揭示出了“左”倾工作作风对发展生产的阻碍作用。

马原先锋小说的重要特点首先在于他在小说中频频出现“马原”的形象并以此来拆除真实与虚构之间的界线，使得小说呈现出既非虚构亦非写实的状态。在《虚构》、《拉萨生活的三种时间》和《叠纸鹤的三种方法》之中，“马原”都成为了马原的叙述对象。“马原在此不仅担负着第一叙事人的角色与职能，而且成了旁观者”。在《涂满古怪图案的墙壁》、《战争故事》和《西海的无帆船》等小说中， “马原”甚至还被其所虚构的小说人物返身叙述，这样，似乎连“马原”也成了一个被虚构出来的形象。     其次，马原所叙述的故事往往是缺乏逻辑联系的互不相关的片断，这些片断只是靠了马原的叙述“强制性”地拼合在一个小说之中。《叠纸鹤的三种方法》由叙述者的叙述（马原的自我叙述以及关于新建和罗浩的叙述）和叙述中的包述人（小桑格和刘雨）的叙述（一桩刑事案件和一个收养群狗的老太大的故事）拼合而成，而小说中的众多的故事其实毫无关联，它们的难一联系便是通过马原的手笔强行扭合在一起。另外，《旧死》拼合了海云和曲晨的故事，《游神》拼合了契米、神秘的印度莎拉以及围绕着所谓的乾隆六十一年古钱币及其铸币钢模的故事。正如有的论者所指出的：“马原的不少小说经常把几个可以完全独立的故事排列在一起，在排列中再交叉。各个故事有可能是残缺的，也可能是完整的，但他们的排列——有序或无序，如果读者想从中寻找惯常观念的联系机制，怕百分之九十的人要失望，剩下的百分之十的人完全可能作出十种不同的解答”。     再次，由于马原将小说的叙述过程与叙述方法视为其创作的最高目的，他的故事因此也丧失了传统小说故事所具备的意义，他更关心他的故事形式．更关心他如何处理这个故事，而不是想通过这个故事让人们得到故事以外的某种抽象观念。在马原的先锋小说中，叙述不仅是手段，更是目的。马原笔下的生生死死、是是非非，甚至是西藏这样一片蕴含丰厚的历史文化内涵的神秘土地均未获得某种“意义”。

    在90年代女性作家的多元构成中，首先值得提到的是那些穿越80年代的女作家。她们在90年代的风采依旧和初显大家风范，也可谓是90年代女性写作渐入佳境的一个重要标志。在这些作家中，王安亿是当然代表。她是一个能不断突破、超越自己的作家。从《荒山之恋》、《小城之恋》、《锦绣谷之恋》到《小鲍庄》，再到《岗上的世纪》，王安忆不仅极少庸作，而且几乎每一部作品都能获得较大的反响。她从来也没有在理论上张扬过某种新潮旗帜，然而她不断的文体探索、风格转型和自我重塑却总是天然地吻合着新时期小说的潮汐，并在每一个小说潮头中占据一个不容替代的位置。到了90年代，她的创作更是在对世界感受的深度上、在对小说叙事现代性的探索上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叔叔的故事》、《纪实与虚构》、《长恨歌》，部部都可算是大气之作。东北作家迟子建在90年代也一度呈现出劲健之势，《树下》、《日落碗窑》、《白银那》等小说以很快的频率接二连三地冲击着中国文坛，叙事老练、流畅，对世界和世道人心的把握举重若轻。只可惜，她的这种势头没有能很好地保持下去。此外，池莉、铁凝是另两位保持着80年代小说创作的良好势头的作家。池莉以《烦恼人生》、《太阳出世》等作品成为“新写实”的代表作家，对于生活本源状态的细致捕捉和对于平凡人生琐碎本质的真实体格是其特长，但艺术感觉的相对迟钝和作品形态的略显粗糙也限制了其作品的艺术成就。90年代以来，作家一方面保持着难能可贵的高产状态，另一面在对生活的整体观照能力和艺术提炼能力上也有了进步。《霍乱之乱》等小说尽管仍存在着这样那样的艺术局限，但作家在艺术构思和谋篇布局上所下的功夫还是很有成效的，至少它代表了一个勤奋而高产的作家在艺术上向上攀升的一种姿态。铁凝则似乎正好构成了对于池莉的互补，她没有池莉高产，但却有着池莉所缺乏的那种可贵的艺术的感觉。在90年代的写作中，铁凝一直坚持着其《哦，香雪》等早期小说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对于艺术完美性的高度敏感，并在《孕妇和牛》这样的小说中升华到了一种比较纯净的境界。而与此同时，铁凝也没有放弃对自己艺术创作多维性的探索和尝试，发表于肋年代末的长篇小说《玫瑰门》可谓是其文学生涯的颠峰之作。作品从主题上看似乎有张爱玲《金锁记》的明显烙印，而小说对于中国妇女畸型的人格生存和变态的命运逻辑的揭示，确实有着相当的艺术深度和思想力量，艺术格调图快、高洁。这是一部思想性和艺术性结合得较好的小说，也是卯年代初中国文坛上屈指可数的几部优秀长篇小说之一。构成90年代女性写作另一极的，是90年代崛起成名的女作家群。她们是陈染、林白、徐小斌、斯妤、徐坤、海男、张欣、毕淑敏、张梅等。这些作家体现为两种不同的创作倾向。一是以陈染、林白为代表的具有典型女性主义特征的私语化倾向；二是以徐坤、斯妤为代表的解构性女性写作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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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春自叙传”时期。这一时期王安忆的小说以优美的抒情笔调，细腻地表现年轻人对理想和爱情的真诚追求．执着地表现生活中的美，这是王安忆小说创作的第一个阶段。这一阶段的作品主要有被合称为“重要系列”的《雨，沙沙沙》、《命运》、《广阔天地的一角》、《幻影》和《一个少女的烦恼》、《当长笛solo的时候》等其他小说。“雯雯系列”较为真切地表现了女知青雯雯在插队的农村及返城以后的经历与心理、情感方面的变化，构筑了一个纯真、美丽的艺术世界，作品中的更要纯朴、文静、好思、内秀，寄托了作家最为美好的情感与祝愿。由于王安忆这一时期的创作真切细致地表现了青春女性的情绪天地，而且在雯雯身上不难发现作家自身的经历，因此，这一时期亦被称为作家的“青春自叙传”时期。 1981年以后，王安忆的创作走出了望要们单纯、狭小的艺术天地而进入了较为广阔的现实世界，这是其小说创作的第二个阶段。这一阶段，王安忆先后发表了《本次列车终点》、《墙基》、《庸常之辈》等短篇小说和《尾声》、《命运交响曲》、《归去来兮》、《流逝》等中篇小说。 1984年以后，王安忆的小说创作进人了一个新的境界，她开始以较为深邃的历史眼光和更加深刻的文化哲学视角观照社会历史、人的命运与情感变迁，往往站在中西文化冲突的高度来思考民族文化的历史命运及其制约下的民间生存。这些作品主要有《大刘庄》、《小鲍庄》等本土文化小说、《一千零一弄》、《好婆与李同志》、《鸠雀一战》、《悲场之地》等都市文化小说，《荒山之恋》、《小城之恋》、《锦绣谷之恋》、《岗上的世纪》等性爱文化小说及《逐鹿中街》、《神圣祭坛》和《弟兄们》等女性主义小说。 90年代之后，王安忆又发表了《叔叔的故事》、《乌托邦诗篇》、《伤心太平洋》、《我爱比尔》、《文工团》、《天仙配》等中篇小说及《纪实与虚构》、《长恨歌》等产生较大反响的长篇小说，这些作品标志着作家的创作取得了新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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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高粱》中交织首悲剧与反讽的复合美感，即：它写的是一出悲剧，但又不同于传统的悲剧美学原则。它不是在最悲壮之处引起人们的“悲悯”、“同情”和“崇高”的美感，从而达到教化之目的。而是采用“反讽”的技巧，给人以一种新鲜的美学感受。写到最惨烈之处，作者往往笔峰一转，以轻松甚至幽默调侃的笔调将读者从本来的悲剧审美轨迹中拉出来，进入一个更为广阔的想象世界．使之富有多义的审美意蕴。在孙五剥罗汉大爷人皮时，作者用一种奇异的感觉来写这一场面：一方面是写罗汉大爷“一股焦黄的尿水从两腿间一窜一窜地龇出来”、“肚子里的肠子蠢蠢欲动，一群群葱绿的苍蝇漫天飞舞”；另一方面又写“父亲看到大爷的耳朵苍白美面，瓷盘的响声更加强烈”。前者近乎一种亵渎意识，而后看又掺杂着一种黑色幽默和调侃的意味。本来这一场面正是塑造这位“抗日英雄”的最好描写契机，然而这种对传统悲剧原则的背叛，正是为了表现那种原生状态的生命意识。有人以为：“以乐境写哀境，以鹊笑鸠舞写伤心惨目，以轻快写紧张，以洁净衬腌？，以霁颜写狂想，把小说中的悲惨和悲壮、坚韧和祟高推到令人震骇的极境”。总之，莫言笔下的悲剧已经打破了传统的战争题材悲剧的审美观念，给人一种新鲜的、廓大的悲剧审美空间，尽管莫言是从福克纳那里借来的“反讽”的艺术技巧，但这有助于军事文学悲剧观念的演进和发展。

    在现实主义精神中容纳了大量的现代派表现技巧，造成小说创作的新格局，这是莫言《红高粱》艺术上的又一成功之处。整个《红高粱》充满了象征和隐喻，森林般的红高粱本身就是中华民族精神内核的象征，而每一个人物和画面均充满着深刻的寓意。有人认为这是一种‘神话模式’，是借鉴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魔幻技巧。不管怎样；象征、隐喻、暗示、借代等手法的运用，增强了作品的表现力。正如莫言所言：没有象征和寓意的小说是清汤寡水。空灵美、朦胧美都难寓象征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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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城的诗歌善于敏感地把握细小的感觉，从个人感触中表达对于生命的体验，比如《远与近》；“你，／一会看我，／一会看云。／／我觉得你看我时很远，／你看云时很近。”诗人对于“远”、“近”的感受实际上是对生命存在的评价、对人的评价，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隔膜、猜疑和戒备。顾城的诗歌对历史的反思是深沉的，《永别了，墓地》抒写诗人站在一片红卫兵墓地上对历史进行的重新思考，没有高声控诉，却表达了一个同龄人对于生命和历史的态度。他的诗歌因此而充满历史、现实与理想的矛盾，他的反思是对历史与现实的揭示，但是，他的寻觅显得更为执着。《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有这样的诗行：“我想画下早晨／画下露水所能看见的微笑／画下所有最年轻的／没有痛苦的爱情”，这种理想光辉或多或少地消解了他的诗歌可能会流露的苦闷、压抑之感，而他所寻找的往往是梦幻、童话般的纯美的生命境界，体现了独特的人文光彩，因而有人把他称为“童话诗人”。

    顾城的诗歌注重意象营造。他采用的意象常常不是人们习以为常的那些意象，而是与他的生命感受相呼应的新奇意象，能够表达新鲜的感受和体验。虽然顾城也反思时代历史，但他的时代意识并不十分强烈，他对大自然有着特别的偏爱，不少作品都表达了投入大自然的美妙感受。他尊重生命，尊重自我，所以他的诗歌意象多取自具有生命内蕴的自然物象，尤其是蓝色的、开阔的“海”的意象，在他的诗歌中占有特殊的分量。顾城的诗歌想象独特，常常出人意料，在“无理”的情感逻辑中体现出艺术上的妙处，比如：“把我的幻影和梦，放在狭长的贝壳里／柳枝编成的船／还悬绕着夏蝉的长鸣／拉紧桅绳／风，吹起晨雾的帆／我开航了”(《生命幻想曲》)，意象丰富而奇持，想象开阔，以生命为核心，建构了梦幻般的诗意境界。 顾城的诗歌注重表达内在的生命感受，注重艺术上的创新，和其他一些出现于80年代的“朦胧诗”诗人一样，放弃高吼和说教，以自己独特的艺术探索赋予了新诗以鲜活的艺术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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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想录》具有文体价值。散文一体，祟尚真实。优秀的散文是作者真诚的人格与真实的文格化合的产物。《随想录》找回散文曾经在很多人那里失落的真诚品格，引领散文创作由虚空伪饰走向求真务实。

    巴金称《随想录》是一部讲真话的书。巴金所说的真话就是“自己想什么就讲什么，自己怎么想就怎么说——这就是真话。”在《随想录》中我们分明感受到作者有一颗真诚的文心在跃动。《随想录》不是无病呻吟、无中生有的装腔作势之作。作者有感而发，敢于说出自己心里的真话。其间有真人、真事、真情、真理、真性灵。《随想录》作为现当代散文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它标志着散文开始告别一个浮夸、说谎的阶段，而进人一个能说真话、敢说真话的时代，标志着作者开始告别一个自我粉饰的阶段，而进入到一个自我反思省察的时代。王西彦认为：“真诚”在巴金“五本《随想录》里是最突出的。他是拿心与读者交换心。”，正是这种以心换心式的真诚，为肋年代散文创作提供了某种可贵的借鉴的范式。

    散文创作的题材原是“海阔天空”的。但有一个时期题材趋于革命化、政治化。叙写个人生活，儿女情长成为散文创作的“禁区”。《随想录》题材泛化，既有对社会生活、历史场景、国际交往等大题材的摄取，更有对个人心迹的袒露，友人亲人间真情的表现，凡人俗事的叙写。在题材开拓方面，充分展示散文文体的优势。于1979年2月首发于香港《大公报》的《怀念萧珊》，它所具有的文体价值在于，在新时期较早地将个人生活引入了散文创作天地，写自我故事，抒自我情愫，由此而被散文家再次认同。《怀念萧珊》在质朴凄婉的叙写中，涌动着作者湍急的情感之流。在这篇记写夫妻生活故事与情爱的作品中，既再现伉俪患难与共、相濡以沫的生活情景，又直抒悼念、自责自悔之情，如泣如诉，感人至深。此外《随想录》的话语方式在当代散文史上也具有某种“转型”意义。当代散文创作中，曾有将散文当作诗写的主张。作为这种主张的实践，散文表达景观过多地“人造化”。许多“诗意”散文是被“做”出来的。巴金认为： “艺术的最高境界是真实，是自然，是无技巧。”他的《随想录》或叙或议或抒情，随意运笔，杂体相生，天然自成，不拘一格，全然不是做作之物，较好地展现散文随意生姿的审美风范。《随想录》是巴金丰厚的精神存在的自然流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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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秋雨始终保持着探究文化底蕴和历史的兴趣、信心与笔力，这让人们感受到他的深刻与力量。这种深刻与力量不是大而无当或大而化之的，它常常是细微的精深的。他对文化底蕴和心灵深处的把握，往往使我们感受到他是在用全部身心与学养去和历史精魂对话，他的行文在洒脱中扩散着心理张力，这也是阅读余秋雨散文会有思想的紧张与疲劳的原因所在。这是和他个人的精神深度联系在一起的。在莫高窟，余秋雨跟前出现的是两个长廊与两个景深：艺术的长廊和观看者的心灵长廊，历史的景深与民族心理的景深。

    面对文明的断裂和文人的落魄，余秋雨的体验带着悲哀、无奈与苍凉。在岳麓书院的庭院里，他每次都嗅到一股透骨的凉气。这凉气来自那个“怪圈”，“本来岳麓书院可以以它千年的流泽告诉我们，教育是一种世代性的积累，改变民族素质是一种历时久远的磨砺，但这种积累和磨砺是不是都往前走的呢?如果不是，那么，漫长的岁月不就组接成了一种让人痛心疾首的悲哀?”既然挣脱不了这个怪圈，那么，人类历史上许多躁热的过程、顽强的奋斗最终仍会组接成一种整体性的无奈和悲哀。于是作者引我们去寻思那个“不知怎么回事”的问题：我们这个文明古国有一种近乎天然的消解文明的机制，三下二下，琅琅书声沉寂了，代之以官场寒暄、市井嘈杂和小人哄闹。对中国文化人格结构中的盲点，余秋雨也充满了不安和忧虑。他认为“安贫乐道的达观修养，成了中国文化人格结构中一个宽大的地窖，尽管有浓重的霉味，却是安全而宁静”，但是“宽大的地窖”使得“群体性的文化人格日趋黯淡”，“春去秋来，梅凋鹤光。文化成了一种无目的浪费，封闭式的道德完善成了总体上的不道德。文明的突进，也因此被取消，剩下一维梅瓣、鹤羽，像书签一般，夹在民族精神的史册上。”

    在苍凉与悲哀的情境中，余就雨散文隐潜藏一个重要的主题：围困／突围成为文人生存的基本冲突。围困是有差异的，一是被围，二是自围，也即作茧自缚；而围困又有有形与无形之分，当然，无形比有形的围困更为可怕。突围作为一种抗争与完善，从来就是艰难与悲壮的。《苏东坡突围》具有围困／突围这一主题的全部的复杂性与深刻性。

    余秋雨在追寻文明的星光与文人的足迹时，充满了激情与理性。就文化人格而言，余秋雨是学者与诗人的统一，诗人的激情与才气在他笔端涌动。他的创作洋溢着理想主义者的精神气息，学者的理性保持了他思想的厚度，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住激情的夸张和倾斜。显然，余秋雨已让人们熟悉。这当中包含着在一个不变的模式中激情与理性都会疲倦。所有的关怀都应当与生命的原创力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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