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这一时期的创作具有总结的性质：对20世纪上半期的社会生活和历史、对资本家和时代女性的命运的怀疑、批判、总结和反思。作品主要有《第一阶段的故事》、《腐蚀》、《霜叶红于二月花》等长篇小说，。1942年之后，他由桂林迁居重庆，在郭沫若主持的文化工作委员会任职，从此创作一天比一天少，只有中篇《走上岗位》、长篇《锻炼》第一部和话剧《清明前后》。

    1、长篇小说《腐蚀》（1941年）

    思想主题

    长篇小说《腐蚀》完成于1941年夏天，连载在香港出版的《大众生活》上是一部政治心理小说，它通过女特务赵惠明的日记暴露了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同时也是一个心灵破碎了的人的忏悔书，是茅盾对时代新女性进行批判和反思的作品。
    小说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历史感，取材于1940年9月到1941年2月这一段、国民党反动派猖狂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历史时期， 以严峻的现实主义精神，揭露了当时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和"雾重庆"的血腥气氛。

    故事情节

    女特务赵惠明出身于一个封建官僚家庭，年轻时是一个激进的革命青年，后来由于性格中爱虚荣、逞强、奢侈放荡等致命的弱点而堕落成了国民党特务，周旋在一群可憎的同事之间，经常责备自己不够卑鄙、不够无耻、不够阴险，渐渐地她开始诅咒自己生活的这个环境，怀念和从前的情人小昭的纯洁爱情，但是当她被派往监狱审问革命者时，却发现这个革命者正是自己的初恋情人小昭，从而陷入了巨大的情感冲突之中。她在特务布置好的圈套中企图感化小昭，和小昭重归于好，但是小昭却拒绝供出其他革命同志的名单，结果被秘密处死，为此，赵惠明受到了良心上的谴责，开始幡然悔悟。不久，她被派往大学生中去工作，认识了刚刚被特务拉下水的女学生N，为了不让她重蹈覆辙，最后设计让N逃脱了罗网，自己也获得了新生。

    艺术特色

    小说采用长篇日记体的形式，以主人公赵惠明的日记作为心态写实的内视点，把赵惠明的政治斗争和爱情波澜两条线索交织起来，描写她的心理体验，象陀斯妥耶夫斯基那样直接而强烈地把主人公摁在复杂的、悔恨交加的心理漩涡之中，带进了人性和兽性的残酷交战之中，暴露了一个青年的心灵被腐蚀的过程，充分显示出了作者心理描写的特长。
    通过赵惠明这一形象，茅盾总结了以往的一系列时代女性的悲剧性命运。这时，作者不再倾心于新女性，而是饱含同情地批判新女性的弱点，转而认同传统女性的价值，如《霜叶红于二月花》中的张婉卿，反映了40年代社会心理和价值观的变动。

    2、长篇小说《霜叶红于二月花》（1943年）

    1942年，茅盾来到了桂林，开始了《霜叶红于二月花》的写作，1943年5月正式出版。按照作者最初的构想，这部小说的规模相当的大，预计分三部，第一部写五四前后，第二部写北伐战争，第三部写大革命失败之后，但是只写完第一部，他就去了重庆，并由于环境的变化，没能继续写下去。尽管这样，作品还是通过描写中国早期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惠利轮船经理王伯申、和封建没落地主代表赵守义之间围绕着"积善堂的存款"所展开的勾心斗角，青年地主钱良材改良主义的努力和失败，以及他们的家庭生活变迁和各成员感情世界的微妙变化，显示出了中国社会巨大变化之前的种种征兆。
    小说展示了五四前后中国社会新旧交错的状态，揭示了中国向现代转换的艰难和复杂，但是小说最引人注目的还是作者对众多人物在日常家庭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心理状态的细致入微的刻画上，通过对家庭伦理关系的揭示概括了时代的精神特征，塑造了众多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其中，刻画得最成功的人物形象就是少妇张婉卿，既有女强人的特征，又有传统女性的温婉。整个小说充满着浓郁的东方审美意蕴，书名就是由杜牧的诗句改动而成，据说二月的红花象征的是真正的革命者，而霜叶象征的是伪革命者，也就是革命不是那么彻底的人，茅盾说，书中的人物，大多数都是霜叶，不是红花，因为在反革命的重霜下，这些霜叶会蜕变、幻灭，而只有红花才代表着希望。

    （二）、老舍的《四世同堂》

    1、创作历程

    老舍历时五年完成的（1944－1948年）长篇巨著《四世同堂》，是其作品中规模最大的一部长篇。全书共100章，80余万言，分三部完成。第一部《惶惑》、第二部《偷生》，写于抗战时期，并开始在报上连载，出版于抗战胜利之后，第三部《饥荒》写于抗战胜利后赴美国讲学期间，1949年曾在美国出版节译本，书名为《黄色风暴》，被誉为"好评最多的小说之一，也是在美国同一时期出版的最优秀的小说之一。"1982年才得以以全貌为中国读者所知。

    2、思想主题

    《四世同堂》是以古都北平广大市民的亡国之痛为题材而写成的被征服者的痛史、恨史、愤史，描写了从1937年七七事变到1945年日本侵略军无条件投降这八年间，北京城内、以老舍出生地小羊圈胡同为背景、以祈家为中心的十几户人家、100多人的心理和遭遇，真实再现了中华民族那段屈辱的历史，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罪行，透视了北平人由于长期受传统精神桎梏的束缚而形成的民族弱点，反映了沦陷后的北平市民由惶惑苦闷、忍辱偷生到逐渐觉醒反抗的漫长过程，倾吐了古都人民的亡国之痛、亡城之难和不可征服的民族魂。

3、人物形象分析     "四世同堂"一直代表了传统中国人的理想家庭结构。小说中的四世同堂，指的是小羊圈胡同的祈家，第一代是祁老者、第二代是他的儿子祈天佑、第三代长孙祈瑞宣（妻韵梅）、次孙祈瑞丰（妻胖菊子）、小孙子祈瑞全。第四代是重孙子、重孙女小顺子和妞儿。这四代人聚族而居，以孝悌传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近乎理想的家庭，长辈在家庭中具有血缘、伦理、家风、礼仪上的崇高地位，形成一个比较稳固的封闭型社会单位。但是近代社会急剧的思潮变动，已经使维系这个大家庭的链条开始松动。祁老者（重点）是四世同堂的祈家的长者，也是这个宗法制家庭的维护者，在他的身上集中了北京市民文化的精髓：思想守旧、胆小怕事、和气谦卑，一辈子信奉"磕头说好话"的处世哲学，习惯于按经验办事，怯懦地回避政治和一切纷争，生活理想就是"四世同堂"。

    芦沟桥的炮声震动了北平，也震动了小羊圈，祁老人却凭着以往的经验断定，"北平是天下最可靠的大城，不管有什么灾难，到三个月必定灾消难满，而后诸事大吉"，只要在这个不起眼的小胡同中，备足三个月的粮食和咸菜，用破缸装满石头顶住大门，就可以使四世同堂的小堡垒平安无事。国家和民族的危亡，他置若罔闻，快当亡国奴了，他还想着自己的生日，严格按尊卑贵贱行事，处处讲究体面和排场，奉行"和气生财"的人生哲学，几乎到了逆来顺受的地步。国破家亡连绵八年，祈家的宅院里也洒满了血和泪：祈天佑因为不堪日本人的凌辱而沉河自尽；尽管有破缸顶住了大门，但是日本侵略者跳墙而入，把瑞宣抓进了监狱；瑞丰自甘下流、充当了汉奸，可耻地死掉了；瑞全英勇地出逃，从事了抗日事业；妞儿也饿死了。在四世同堂接连遭受到毁灭性打击的过程中，祁老者终于从家门的守护人和受难者，而滋生了捍卫民族尊严的勇气，甚至面对日军和特务，他也敢于挺身而出，义正词严地斥责他们的罪行。
     作家通过祁老人批判了中国老派市民因循守旧、保守苟安的弱点，同时也通过祁老人由一个传统礼教的维护者成为了民族尊严的捍卫人，肯定了传统文化的价值。老一辈北平市民觉醒的过程，在祈老者的身上得到了令人信服的反映，使这个人物显得血肉丰满、光彩照人、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点。

    祈天佑是一个温厚的布店老板，典型的中国人形象，也是这个家庭结构中，最缺乏自己的独立位置和个性的一代人。他出生并成长于辛亥革命之前，在这个家庭结构之中，既然有祁老者存在，那么他就只能是一个附庸，直到最后酿成了自己的悲剧。 四世同堂的第三代人瑞宣、瑞丰、瑞全成长于从五四运动到抗日战争这个伟大的转折时期，他们的性格、志向和理想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大时代的影响，在新旧的嬗变过程中，隶属于不同的文化层次。

    祈瑞宣是处于文化变迁转折点的知识分子形象，在他的身上集中体现了现代意识和传统文化的矛盾，既是旧文化的负担者，又是新文化的追求者，在沦陷的都城中，经受了最残酷的心灵炼狱，惶惑苦闷是其性格的主要特征：一方面，祁瑞宣受过现代的教育，是个爱国正直的知识分子，在政治风云激荡的苦难岁月中，痛恨日本侵略者，不愿当亡国奴，愿意奔赴国难；但是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北京文化陶冶出来的大家庭的长子长孙，传统文化已经先天遗传地注入了他的血液，在他身上体现出了衰老的北京文化在现代新思潮冲击下产生的矛盾性格。北平的沦陷打破了他生活的平静，他惶惑苦闷并想加以抗争，然而家庭的拖累又使他不能一走了之。他不愿和汉奸同流合污，但又不得不忍受屈辱，到英国使馆谋职，来养家糊口，他目睹旧世界的崩溃而无能为力，目睹瑞丰的自甘下流而毫无办法，只能鼓励瑞全去参加抗战，而自己留下来，为了祖父的理想来维系这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家与国的矛盾使他处于极度的惶惑之中，却又不得不过着屈辱的亡国奴生活，所谓偷生，指的就是这样。国土的沦丧、同胞的苦难、父亲和女儿的惨死以及弟弟瑞全和钱默吟老人的教导，终于使祈瑞宣逐渐认识到：没有了国，也就没有了家，从而最终从惶惑苦闷偷生中觉醒，在民族解放斗争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在这个人物的身上，寄托了作者对苦难民族在战争的血与火中自救新生的希望。     钱默吟是老舍作品中的理想市民形象，以其刚强而富于反抗的精神代表了北平的未来，在他的身上，既有古典市民小说中"儒侠兼身"的理想性格，又有一定的现代意识。战前的钱默吟是一个带有古典风的老诗人，避世隐居，与世无争。但是七七事变之后，他的次子以身殉国，他自己也被投入了监狱，这时，在他的身上突然爆发出了崇高的民族气节，从一名隐士，变成了一名从事秘密抗日宣传和暗杀活动的战士。虽然这个人物在政治上和思想上都不是很成熟，但是这个人物的塑造，却有着重要的意义。正象老舍所说的那样：钱先生是地道的中国人，而地道的中国人，带着他的诗歌、礼义、图画、道德，是会为一个信念而杀身成仁的，反映了真正中国的文化的真实力量。此外，在天佑太太和韵梅的身上，也具有这种力量。
    祈瑞丰、冠晓荷、蓝东阳、冠晓荷的妻子大赤包、祁瑞丰的妻子胖菊子等汉奸的形象是作者讽刺的对象。大杂院里的贫困的劳动者，既有自尊自重、诚实仗义的一面，又有忍辱偷生、敷衍苟且等陋习，但是在大是大非面前，在民族危亡的危机关头，他们却也能够表现出蕴藏在心中的复仇的怒火，如嫉恶如仇、敢打冒充日本人的败类、最后被砍头的人力车夫小崔；在日本人面前死也要死的体面的剃头匠孙七；被杀被剐也不失骨气，最后离家从军的棚匠刘师傅等人，众多的人物形象构成了一个五光十色的市民世界。

    老舍继续着批判国民性的主题，他把抗战当作是一场严峻的考验，经过大浪淘沙，中国文化的优根性得到了保存和发展，而劣根性则被淘汰，在此老舍表现出对中国文化的强烈的自信心。全书有一种博大、厚重的历史感，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挽歌相互交织，呈现出极其复杂的审美特征。

    4、艺术成就：

    ①弥补了抗战作品中反映沦陷区都市中的普通市民生活和抗争题材的不足。

    在反映全民抗战的现代文学作品中，《四世同堂》堪称是一部别开生面的力作，与一般同类题材的作品不同，小说不是着重暴露日本侵略者的罪行，描写他们杀人放火、奸淫掳掠的劣迹，而是着重描写八年抗战期间，古都北平家家户户、每日每时都在经历着的痛苦和屈辱的境遇和精神折磨。《四世同堂》在老舍的创作历程中是一块高耸的界碑，以新的超越标志着老舍现实主义创作艺术达到的新的成就。

    ②富有史诗的气魄。

    《四世同堂》所反映的内容几乎跨越了八年抗战的全过程：就时间跨度而言，从珍珠港爆发到日本侵略者缴械投降，它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反映；就空间范围来说，它的笔触遍及北京的小胡同、大杂院、广场、商店、监狱、刑场、旅馆、妓院、学校、乃至日伪机关、大使馆等等，可以说是一幅沦陷了的北平社会的全景图，气势非常宏大。

    ③具有比较浓厚的文化反思色彩，显出了改造和重塑国民性的努力。

    《四世同堂》是一部文化反思的巨著，致力于国民性的探索和剖析，从几千年传统文化对市民社会心理的渗透中去透视国民劣根性，在对侵略者进行无情的鞭挞的同时，又对民族的积弱进行了深刻的文化自省，为我们提供了40年代沦陷区人民心态的一面镜子，既剖示了他们封闭自守、苟且敷衍、惶惑偷生的思想精神负累，也揭示了中国下层市民艰苦坚韧、朴素正派、负重务实和讲究伦理之情的可贵品格和爱国的一面。在国破家亡的时候，这民族性格的优劣两个方面都进行了充分的暴露，既暴露了其积弱挨打的一面，也暴露出了其根基深厚不可动摇的一面。

    ④塑造了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

    全书描写了一百几十个人物，其中重要的也有三四十个，以祈家为主、冠家为辅，而钱家穿插期间，旁及几个大杂院中的家庭，一类属小康之家，另一类是处于最底层的个体劳动者,也就是底层贫民。而在每一个形象系列的内部，又并不是整齐划一的，而是具有各种不同的个性、不同倾向、走了不同道路的差异。如祁家三兄弟，就各有各的秉性，各自走了不同的道路，每个人的形象都不重复。

    ⑤具有浓厚的北京地域文化特色。

    这部小说中的"京味儿"特点非常的引人注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表现为对北平风俗的精致描写，展现了一幅色彩鲜明的北京风俗画和世态画，如"小嫩白梨儿"，"肥大的栗子"，"兔儿爷""菊展""各种馅子的月饼"等，都涌动着浓郁的地方文化特色；其次，表现为通过对北平市民的描写而揭示出的北平文化心理结构，包括讲究体面、排场、气派，追求精巧的"生活艺术"；讲究礼仪，固守养老抚幼的老规矩；性格的懒散，苟安，谦和，温厚与懦弱等，这类北京文化的精魂渗透于老舍作品的人物刻划、习俗的描绘，气氛的渲染之中。如祁家人无论时局怎么乱样也要为祁老人祝寿：别管天下怎么乱，咱们北平人绝不能忘了礼节。就连不识字的车夫小崔，虽然敢对日本人还手，但是在打了他一记耳光的大赤包面前却想到了"好男不与女斗"的礼，而没有还手；再次，表现为作品中提炼过的以北京话为基础的俗白、凝练、纯净的语言，这种语言不仅有利于再现人物的语言行动，刻画人物性格，而且在表现北京特有的文化风俗、社会心理方面，具有无与伦比的生动性，从而为中国现代文学贡献了一种京味小说形式和京味文学语言，影响所及，在后世形成了京味文学一派。

    （三）、巴金的《憩园》及《寒夜》、《第四病室》

    40年代中期，是巴金创作的又一个高峰期，以1942年为界，巴金的创作由青春激情的倾诉转向了中年深沉的悲剧艺术。这时，他开始写没有英雄色彩的小人小事，写社会重压下的人们司空见惯的萎顿生命，调子也变得悲哀忧郁。

    1、后期创作概况

    巴金后期的创作，从题材上看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继续顺着《家》的路子写旧家庭的没落，除了《春》、《秋》外，还有《憩园》；另一类是反映抗战时期的现实生活的，主要有《火》三部曲、《第四病室》、《寒夜》。在这些作品中，中篇《憩园》和长篇《寒夜》是比较受读者欢迎的，也是巴金作品中最富有感染力且内涵又比较丰厚的作品。

    2、 中篇小说《憩园》（1944年）

    《憩园》写成于1944年5月，但1941年初就开始酝酿，当时，巴金曾经回到故乡，即四川老家，听到久违的乡音，看到熟悉的习俗，特别是目睹故居的颓败，突然被一种奇异的感情抓住了，仿佛又找到了早已失落的遥远的旧梦，所以开始构思《冬》，也就是后来的中篇《憩园》。
    小说集中描写的主要还是封建大家庭崩溃之后，那些纨绔子弟的结局，揭露的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寄生生活对人的腐蚀，和福荫后代、长宜子孙的封建思想，其主题和《激流三部曲》仍然有连续性，体现出来的作者的感情是复杂的，既有批判性，又充溢着人道主义的温情。
    小说通过一个作家在返乡之后的所见所闻所感，展示了一个大公馆内新旧两个家庭的悲剧命运。主要以两条平行线索进行：

    憩园的旧主人杨梦痴是一个靠祖宗吃饭的败家子，在吃喝嫖赌挥霍尽了自己和妻子的家产，被长子驱逐出门而沦为乞丐，次子寒儿上进好学，对父亲非常孝顺，知道流落街头的父亲留恋憩园的茶花，所以不避憩园新主人家奴仆的打骂，经常去摘，在父亲生病的时候，又四处求援，准备送他去医院，杨梦痴的良心受到震撼，留信给寒儿让其忘掉自己后不告而别，从此隐姓埋名，靠偷窃为生，终于在监狱里默默地死去。憩园的新主人姚国栋又重蹈覆辙，靠父辈的遗产过着悠闲而又无所事事的日子，在他们的骄纵、溺爱和金钱的腐蚀下，儿子小虎变成了一个蛮横邪恶的纨绔子弟，最后在玩乐中落水淹死。
    姚家虽然是新式家庭，但那种腐朽的寄生生活和长宜子孙的封建意识，和憩园的旧主人是没有什么两样的。在此，作者剖析了大家庭的伦理关系的罪恶和家庭的枷锁对人性的戕害。这时的巴金已经不再一味地正面抨击封建阶级的角色，在进行现实批评的同时，又夹杂着对人性弱点的理解和同情，这跟作者竭力地表现和的怀旧情绪和追悔情绪有关。女主人公万昭华的命运更加令人叹息，她具有中国传统女性的美德：聪明、能干、温柔、善良，有着清醒的头脑，却也只能无奈地看着旧世界走向崩溃。

    《憩园》的艺术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结构上，小说以一个易主的花园为中介，把对两个家庭的描写联系起来。对杨家，以侧面描写为主，正面描写为辅，对姚家，以正面描写为主，侧面描写为辅。
    其次，汲取了中国的古典意境，整个叙述被一种平淡、抒情、诗意的氛围笼罩着，流露出挽歌的情调。

    3、长篇小说《寒夜》（1944年）

    《寒夜》是巴金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在巴金的创作道路上，《寒夜》是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是继《家》之后创作的又一部力作。

    ①思想主题

    《寒夜》是一部沉思的文学，也是一部现实主义的悲剧杰作。写于抗日战争胜利的前一年即1944年冬天，1946年12月31日，即抗战胜利的后一年完稿，作家就是以抗战胜利这个中华民族生存史上的伟大事件作为参照系，来深入思考国家、社会和人生的，思考的结果是：胜利给我们带来了希望，最后又把希望给我们拿走。

    小说有别于《激流》《憩园》，并不是写大家庭在时代转换中的崩溃，而是着重描写小家庭在社会磨难中的破毁，围绕着一个善良、忠厚的小公务员的生离死别、家破人亡的悲剧，揭示了旧中国善良正直的知识分子的命运，暴露了抗战后期国统区的黑暗现实，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国民党统治中心重庆人民群众悲惨的生活图画，为受压迫、受侮辱的小人物呼出了愤懑和不平。其突出的特色，就是成功地塑造了三个具有较高典型意义的悲剧形象。

    ②人物形象分析

    小说主人公汪文宣和曾树生都是受过大学教育的现代知识分子，毕业于上海某大学教育系，由自由恋爱而不计较婚姻形式而同居，是一个受"五四"熏染的新式家庭。他们有着共同的"教育救国"的理想，也曾编织过许多美丽的幻想。这种平凡的追求曾给他们以无限的希望，但在社会现实的压力下，理想破灭了，青春消逝了，余留下来的只是生活的悲哀、和人性的扭曲。

    汪文宣是一个在旧社会中受生活的重压、精神饱受折磨的软弱的知识分子形象，具有双重性格：一方面，冷酷的世道、艰辛的生活和繁重的工作，把他扭曲成了一个异常懦弱的人，这种懦弱体现在社会和家庭两个方面，既无力应付沉重的生活，也无法解开两个爱他的女人的矛盾。冷酷的社会现实和家庭纠纷结合起来，就成为了汪文宣的不可抵抗的沉重压力，而生了严重的肺病，单位的将其辞退和妻子的出走兰州，相继加重了他的病情，妻子最后提出和他分开，则加速了他的死亡。就在宣布日本投降，欢庆抗战胜利的日子里，孤寂地死去了；另一方面，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汪文宣虽然在生活的重压下变成了一个胆小怕事、无所作为的庸人，却仍然不失其善良正直的品质。他不满于当时的黑暗现实，只是敢怒不敢言；同情比自己更不幸的人，热爱自己的妻子、母亲和孩子，常常为不能使他们幸福快乐而自愧自责。他鼓励妻子随同陈主任去兰州，以"救出自己"，为的是让妻子幸福，而全然不顾及自己的痛苦。
    爱与恨，理想与现实，理智与情感、生存与死亡……种种矛盾交织着、冲突着，郁积在汪文宣的心中，好象一个扯不开的网，使他陷在里边不能自拔，而最终含恨死去。

    曾树生是《寒夜》里成功塑造的又一个艺术典型，具有更为复杂的性格。她是一个热情活泼、追慕幸福和自由的新派女性，但是残酷的现实既摧残了她的丈夫，也毁灭了她自己的理想。为了维持一家的生计和儿子的教育费用，她不得不到银行里作花瓶，守旧的婆婆对她的牺牲非但不理解，反倒整天对她冷言冷语，丈夫又性格懦弱，无法为她作主，贫困的生活和婆媳间纠缠不清的矛盾，使她整日苦恼，最终为了"救出自己"而和银行陈主任一起出走兰州，但是在她从兰州给汪文宣写那封分手信之前，她一直是真诚地爱着汪文宣的，从来也没有做过对不起他的事。曾树生受着双重的压迫，这种压迫一方面来自于社会。另一方面来自于家庭，她的悲剧就在于在苦难的命运面前想要挣扎和反抗，追求幸福和自由，但是却又找不到正确的反抗道路和生活道路。
    作者塑造的这一个女性形象比他以往所写的要深刻得多，遵循的是现实主义的原则，他说：我写到曾树生孤零零地走在阴暗的街上，我真想拉住她，劝她不要在往前走，免得有一天她会掉进深渊里去，但是，我没有办法改变他们的结局。

    汪母对这个家庭的悲剧，负有不小的责任，起到了把曾树生从汪文宣身边推向那个陈主任的至关重要的作用。汪母所受的主要是传统教育，信守旧式的家庭伦理道德，情感世界非常狭隘。她不满意媳妇的工作，不满意媳妇是一个新派女人，甚至鄙视曾树生那种不举行仪式的自由婚姻，婆媳间达到了一种"有我就没有她，有她就没有我"的难以调和的对立状态。但是巴金却并没有把她写成反面人物，在写她的蛮横和刻薄的同时，也写了她的善良、正派、能吃苦耐劳、热爱儿孙等美好的品行。从某种意义上说，她也是一个受害者，她劝儿子休妻再娶，以为自己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儿子好，没想到反倒加速了儿子的死亡。这也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

    汪文宣和曾树生的悲剧，是处于黑暗现实之中，又追求个性解放的现代知识分子精神上被摧残、肉体上被吞噬的悲剧。这种悲剧的形成，一方面和他们本身的思想性格弱点有关，但归根结底还是社会的悲剧、时代的悲剧。正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国民党的黑暗统治给他们带来了灾难，使他们之间充满了矛盾。小说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显示了作者尖锐的批判力量。

    ③艺术特色：

    ⑴小说所描写的都是凡人小事的悲剧，以小见大。

    小说所描写的都是当年人们司空见惯而又不愿正视的黯淡图景：青春的消失，理想的破灭，人性的扭曲，还有贫困饥饿，生老病死……，描写的都是战争年代普通知识分子的苦难生活的真实图景，是发自小人物内心的真实愤慨。小说情节的主线，是婆媳纠纷和由此而派生的夫妻矛盾和母子矛盾，同时这些矛盾又主要是围绕日常家庭生活而表现出来的，从而使读者由一个下层知识分子家庭的狭小生活窗口，看到了当时的整个时代、整个社会的面貌，赋予了这个以"小人小事"为题材的小说以深广的历史内容。

    ⑵用笔极为冷静，心理描写真实细腻，很有深度。

    《寒夜》仍是以情动人，但是调子变得悲哀忧郁，用笔极为冷静，不再是酣畅奔放的热情宣泄，也很少看到作者直接站出来抒情，更多的是展现人物的内心世界，挖掘人物的内心冲突，艺术上更加的精美圆熟。
    《寒夜》虽然没有曲折复杂的情节，但是仍然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就是因为作者所采用的深刻的心理分析手法。小说中对汪文宣在母亲和妻子的尖锐对立中左右为难不能两全的尴尬无奈的描写，对他强烈地爱着青春健美的妻子而又觉得"不配她"的悲哀和痛苦的描写；对曾树生对病态的丈夫既爱又有着烦躁和恐惧的潜在心理的描写，在去留问题上的彷徨不决等，都写得真实生动，感人至深。

    ⑶结构上首尾呼应，富有象征意味。

    作品以汪文宣在寒夜中寻找尚未归家的曾树生起笔，以曾树生寒夜归来寻找汪文宣结尾，首尾呼应，颇具匠心，却又自然天成，使"寒夜"这一氛围的象征意味自自然然地显现了出来。

    4、 长篇小说《第四病室》（1946年）

    小说取材于1944年五、六月间巴金住进贵阳中央医院三等病房的所见所闻，描写了内地一家设备简陋的医院的三等病房，里面摆着24张病床，混杂着各种病人。这是一个阴森、黑暗、势利、又充满了痛苦和悲哀的世界：医生、仆役嫌贫爱富，穷人没钱治病，只能在痛苦中凄惨地死亡，而那些阔绰的病人，病好了还把医院当旅馆，整天嘲笑别人的呻吟，欣赏别人的死亡。在这里，金钱的权威高于生命，医院成了商场。在这个人间地狱中唯一的光明是杨木华女大夫，她认真敬业，把病人当人看，但对大环境也无可奈何，小说和契诃夫的《第六病室》相仿，社会批判色彩浓厚。[]

    四、新生代作家的小说创作
    

40年代中后期，文坛涌现出了一批新生代，他们几乎都是围绕着茅盾、胡风成长起来的新人，如王西彦、严文井、郁如、于逢、黄谷柳、穗青、汪曾祺等人，战争年代的生活赋予了他们丰富的素材和创作的激情，但生活的颠沛流离和窘境也限制了他们的写作。这些新生代虽然不象30年代的作家那样呈"众声喧哗"的势头，但也是风采各异，各自拥有一定的影响，并显露出早慧的才华，有着自觉的写作意识。

    （一）、王西彦的《古屋》（1946年）
    王西彦（1914－1999）出生于浙江义乌，鲁迅的深刻的忧患意识促使他对人性的探索，而当他思考着人性的破灭时，又充满着沈从文式的"乡下人的意识"，从而呈现出极其独特而复杂的艺术特征。他先后出版了短篇集《夜宿集》、《乡井》、《乡下朋友》、《还乡》等，"追寻三部曲"（《古屋》、《神的失落》、《寻梦者》）等多部长篇，尤其以《古屋》最为著名。

    长篇小说《古屋》出版于1946年，以抗战为背景、以孙家大屋为具体场景、描写了一个封建大家庭的衰败和古屋住户们的命运，既是对抗战时期知识分子心灵的探寻，又带有反省乡土文化的色彩。
    小说中的人物分为两种：一种是以古屋主人孙尚宪为代表的旧式知识分子，他们过着荒唐而暗淡的生活，最终和大家庭一起崩溃；另一种是以洪翰真为代表的新式教育者，为抗日救国、教育落难儿童而奉行独身主义，在古屋中橇开了一线光明。
    王西彦在古屋中揭露了大家族的罪恶及其崩溃，在抗战时代发出了呐喊。

    （二）、严文井的《一个人的烦恼》（1940年）

    严文井（1915－）出生于湖北武昌，其长篇小说《一个人的烦恼》，在40年代是一部较为独特和优秀的作品。

    长篇小说《一个人的烦恼》（原名《刘明的苦闷》）于1940年7月完稿，描写了知识青年刘明在抗战初期的生活和遭遇。刘明具有知识分子的一些弱点：敏感多疑、自私自利、易冲动、爱幻想，正是因为他在个人的小天地里徘徊，在现实面前的盲目和软弱，所以才从最初的抗战青年而蜕化成为时代的落伍者。实际上刘明是20年代成长的知识分子中的一员，只不过作者这回把他处理在了抗战的情景下。通过这部小说，严文井批判了知识分子的软弱和动摇，并把它当作了向过去告别的"个人宣传书"。

    （三）、郁如的《遥远的爱》（1944年）

    郁如（1921－）出生于浙江杭州，1944年发表处女作中篇《遥远的爱》，得到茅盾等人的好评。

    中篇小说《遥远的爱》描写了知识分子在抗战中的生活和奋斗，主人公罗维娜出身于辛亥革命志士的家庭，父亲遇害后，和母亲、哥哥、弟弟一起寄居在祖母家，受尽了歧视。后来在母亲和离家自立的哥哥的教导下逐渐成长起来。在这里有一个有意思的对比：20年前罗维娜的母亲是冲破礼教和家庭的藩篱，追求个性解放，20年后罗维娜则是冲破小家庭的局限，走向抗战和集体。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主题，这是对40年代走出家庭的知识女性的一种概括。

    （四）、黄谷柳的《虾球传》（1947年）

黄谷柳（1908－1977），原名黄显襄，生于越南海防。1947年，他的长篇通俗小说《虾球传》应夏衍之约在香港《华商报》上连载，产生了较大影响，是解放战争时期，在华南最受欢迎的小说。     《虾球传》是一部流浪汉小说，全书共分三部：《春风秋雨》（描写香港社会）《白云珠海》（描写广州的社会百态）《山长水远》（描写珠江三角洲的革命斗争），通过流浪儿虾球的历险记，展示了40年代后期香港和珠江三角洲的社会图景，是"从城市市民生活的表现中激发了读者的不满、反抗和追求新的前途的情绪的"优秀作品，具有传奇色彩和市民风味。值得一提的是，小说继承了中国传统的章回体小说的表现手法，并有所创新，是一部"力图向民族形式和大众化的方向发展"的作品。

    （五）、穗青的《脱缰的马》（1943年）

    穗青（1919－）原名乔文猊，生于湖南长沙，1943年出版中篇小说《脱缰的马》。

    中篇小说《脱缰的马》描写的是一个青年农民、放牛娃庆根当兵抗日，两年后，请假回家，在短短的三四天内经历的心理变化，他的父母苦苦哀求他留在家里，他不愿意，但又不得不留下来，而村长、地主则以逃兵为名欺压他，他不堪忍受，认识到，只有赶走了日本鬼子和坏人，才有好日子过，所以毅然归队，摆脱了家庭意识，获得了民族意识。"缰"，在此象征家庭观念对中国农民的束缚，也代表地主对农民的奴役。作品文笔简洁，丝丝入扣，有一种朴素美。

    （六）、汪曾祺的《邂逅集》（1920－1997）。

    汪曾祺生于江苏高邮，1939年入昆明西南联大学习，是沈从文的学生。1940年开始发表作品。1949年出版《邂逅集》，其中短篇《复仇》，较好地表现了他这一阶段的特点。
    短篇小说《复仇》通篇运用意识流手法，营造出如梦如幻的氛围，故事中的复仇者就象鲁迅的《复仇者》中一样，远走天涯，为父复仇，但当在一个寺院中发现仇人--一个凿山洞的老僧时，却放弃了目标。这是一个人性战胜复仇心理的象征性故事，也是一个塑造"打破小说、散文和诗的界限"的文体的实践。
    真正体现汪曾祺继承京派衣钵的是另一类小说，如《老鲁》、《鸡鸭名家》、《异秉》等，这类作品结构似乎散漫、不拘一格，却在不经意间营造了浓厚的氛围。小说中对于奇能异行者的描绘和缅怀，对于乡土社会里美的消逝的挽歌，都带有文化小说的色彩，汪曾祺被称为京派的最后一个传人，自他之后，京派几成绝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