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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丹（Bodin ,Jean 1530—1596）是法国的政治思想家，近代主权学说的奠基人，是坚定不移的神权政治的反对者和中央集权的世俗国家的拥护者。在他生活的年代由于法国爆发了宗教战争，君主中央集权被削弱，国家面临分裂的威胁，发展中的资本主义经济也受到摧残。不丹的思想深受此时法国政局的影响，主张王权是维持国家秩序的支柱。他的著作《国家论六卷》的主要理论地位是提出了国家主权学说，对君主专制制度的必要性进行了论证，奠定了近代国家主权学说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他认为国家起源于家庭，众多的家庭为了共同利益和防卫需要而最终结合起来，共同接受一个主权，即国家。他认为主权是国家最本质的特征，主权不能分割，它具有不可转让性和永久性，凌驾于其他权力之上。他在强调君主拥有一切权力的同时，又附带说明君主的权力是有限制的。他认为政权可以通过不同的形式来建立，它可以属于国王和一院制议会，也可以是属于国王和两院议会。但是为了防止君主侵犯新兴资产阶级利益，他又提出绝对不受限制的主权是不存在的。波丹坚持主权的绝对性，强调公民必须服从主权者的命令，表明他的国家学说的核心内容是专制主义的。而公民在国家里享有财产自由，不得侵犯个人财产，正是体现了资产阶级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民族国家，以求保护经济利益的要求。波丹的理论中有不少见解是缺乏科学根据的，带有极大的推测性和神秘主义的成份，而且体系不整、不乏自我矛盾之处。波丹并没有对国家公共权利的产生及主权者与公民的关系做出论证，也没有对限制主权的自然法给予近代化与世俗化的论证，但是却为启蒙运动时期的国家主权说提供了范本。 另外波丹在史学领域也有着非凡的成就。波丹的《易于理解历史的方法》是欧洲近代以来第1部真正意义上的史学理论著作，也使得他成为近代早期欧洲最杰出的史学思想家。在此书中，他探讨了历史的价值、历史的本质、历史著作的形式和类别、对历史的总体认识以及如何把握历史的分期等诸多问题。波丹把历史分为人类史、自然史和圣史，他将历史的研究领域扩大到人类所能达到的一切领域。波丹采取历史进步论的观点，他认为无论在任何领域历史都是一个不断向前发展的过程。波丹这种历史进化论及其对人类历史发展前景充满信心的乐观主义情绪，既反映了文艺复兴运动以来日益成长壮大起来的新兴市民阶级积极进取的精神面貌，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波丹还指出：地理位置、地形、土壤等自然条件对民族特性的形成起着决定性作用。波丹的史学思想反映了当时新一代史学家要求挣脱古典史学和神学史观的枷锁、走向自然主义的近代化倾向，这一点甚至超越了人文主义史学时代的一般视野和发展水平。 由于资本主义制度在发展的初期阶段已经显露出种种弊端，16世纪的欧洲除了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外，还出现了反对和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学说，这就是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学说。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的罪恶，他们普遍认为私有财产是万恶之源。他们企图建立“人人平等，个个幸福”的新社会。
康帕内拉（Campanella ,Tommaso1568—1639）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由于意大利失去了十五世纪时世界经贸中心地位，经济状况大不如前，城市下层群众蒙受了重大苦难，而农民则在本国封建主和西班牙封建主的双重压迫下垂死挣扎。康帕内拉长期因参与领导南意大利人民反对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斗争，于1599年9月被西班牙当局逮捕，随后度过了27年的监狱生活。在狱中康帕内拉写成的《太阳城》一书，构想了空想社会主义制度，是具有深远影响的空想社会主义著作。他同莫尔一样，认为财产私有是一切社会邪恶的根源，必须彻底废除。作者在书中描绘了一个消灭了私有制和剥削的大同世界，即“太阳城”。书中的太阳城居民生产资料公有，共同劳动，完全没有游手好闲和寄生现象，他们劳动所创造的一切都被视为公共财产。成年公民每月出席民众大会，大会上每人都可以批评国家官员，全民实行社会教育和严格的军事训练。《太阳城》是对当时的意大利社会制度的有力批判，对后来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有一定影响。他尖锐的揭露并抨击了当时贫富对立的罪恶世界，指出私有制带来的恶果，以及遍布社会的利己主义所引起的祸害，即诡辩、伪善和残暴。但是，太阳城中民主制推行的并不彻底，居民仍迷信宗教，实行人祭制度和公妻制。太阳城的领导人是既是最高行政领袖，也是最高宗教祭司，他的职位是终身制，下一届接任者也由其指派，由此可见，描写太阳城的行政管理时未能克服中世纪的神权政治观念，这种观念仍然把世俗政权与宗教政权结合在一起。空想社会主义只是一种不成熟的理论，反映了正在成长中的无产阶级最初的、还不明确的愿望。他们不能揭示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和发展规律，不懂得阶级斗争，不认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所以他们的社会主义只能是一种无法实现的空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