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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王通的“三教合流”思想

    佛教的发展,必然会对儒学、道教的发展产生一些反面的影响,尤其是儒学。东汉以后,儒学的地位一直不太稳定,到了隋代才有所缓解。面对佛教的蓬勃发展,为了维护儒学的正统地位,一些儒士就提出了融合佛、道教的主张。
    历史上流传的颜之推的代表作《颜氏家训》一书,就融合了佛、道、儒,三家的思想。颜之推在《归心篇》中认为儒、佛二教“本为一体”,佛教为内教,儒学为外教,对人的教化起到不同的作用。认为佛教的“五戒”和儒学的“仁、义、礼、智、信”含义是相符的。颜之推甚至认为,在义理方面佛教大大的胜过儒学,“原夫四尘五荫,剖析形有;六舟三驾,运载群生;万行归空,千门入善,辩才智惠,岂徒《七经》、百氏之博哉?明非尧、舜、周孔所及也。”(《颜氏家训?归心篇》)从此处可以看出他已经认识到儒学是存在缺点的,没有像佛教那样对人的心、欲、性、情,进行多方位的分析。这位后来的儒者借鉴佛教的心性理论为改造儒学打下了基础。另外一位提倡三教合流思想的儒者就是王通。
    一.王通及新经学
王通
    王通(580——617年),字仲淹,隋朝河东龙门人,两《唐书》称他为隋代的“名儒”、“大儒”。王通出生于具有浓厚儒家传统的家庭,受到家庭的影响,精研经学,立志在政治上、学术上有所作为,但并未得到重用。王通的一生主要在家讲学、著书,立志弘扬先人之教与周孔之道,在学术上自成一家。他著书讲学的地方在黄河、汾水处的龙门老家,所以后人称他的思想学说为河汾道统。
    王通的著作有《续六经》,其中大部分遗失,只有《中说》,又称《文中子》或《文中子中说》,有薛收、姚义编缀而成,王通的儿子王福峙编撰成十篇在世上流传。《中说》的体裁仿《论语》,是王通和门生的问答记录。从王通的《中说》来看,其力图通过《续六经》对儒家的经典予以系统的解释。王通生活的时代,佛教势力强大,南北朝时期,造成南北学术分化,学术上无所进取。社会上对于儒教大都不重视,并且儒教自身也出现了危机。鉴于这种情况,许多儒家传统思想家开始探讨儒教的复兴问题,王通就是其代表性的先驱。王通心境学的特点就是调和儒学与佛道教的矛盾,试图通过改进经学来振兴儒学。
    王通试图从宏观的角度,特别是从王道政治,礼乐教化上全面复兴儒教,重新树立儒学在士人心目中和学术上的地位。在政治上,王通提出明王道。认为统一的王朝要有统一的思想,自然是儒家思想最适合充当这样的角色。王道要靠人去复兴,而人在于教化,这就要靠先王流传下来的儒家经典。儒家经典通过讲述历史,传达长治久安的道理。王通力图重建一种新经学,在他看来,经传不足以发明的微言大义,完全取决于人,明道是否存在,也是在于人,而不在于经传,训诂和考证是次要的,这是一种由重考证向重心证的义理转变。
    二.王通“三教合流”思想
    王通的“三教合流”或者称为“三教可一”,是以经学家的身份,站在儒学的立场上提出的。不是把三教合一,而是三教共存、并立,在他的心中,以儒教为正统的观念是不可动摇的。王通的“三教可一”并不是简单的三教合流,并不是将三教归为一教。事实上,他在承认三教各有长短的同时,更多地强调以传统儒学为主体,“通其变”,发挥各家之长,而不是“执其方”。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王通的思想贡献在于一方面承认三教独立存在的价值;另一方面坚守了儒学的立场,为儒学真正融化、吸收佛道二教的思想因素并重振雄风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王通的“三教可一”,注意到了儒佛道三教的相通之处,佛道教的部分内容是可以被儒学吸收利用的,来补充儒学的不足之处,这是王通的进步之处。他提出,三教可以相互取长补短,逐步走向合流。其对佛道教的某些思想也进行了批判,同时,他认为只保留儒学对佛道教采取暴力的手段也是不对的,并且是行不通的。前人已有许多失败的教训,如北魏时期的禁佛运动,并没有禁绝佛教徒心中的信仰,在一段时间后又会卷土重来,出现另一个高潮。所以,暴力禁佛只能适得其反。
    王通的这种思想无疑是进步的,其学说在思想上,在学术上对后代都有较深的影响,启迪了中唐以后的儒学复兴运动。他的许多前瞻性的观点,如“三经皆史”(《王道篇》中提出),为以后的“六经皆史”提供了先导。因此,王通是从汉晋向宋明过度的中间性人物。但是,王通的贡献只具有理论上和思想上的意义,并不代表隋朝儒学的实际和现实可能。从隋朝儒学的实际情况看,不仅儒学在隋朝政治生活中的实际地位是每况愈下,沦为三教之末,只是佛道二教的陪衬,而且儒学自身也确实存在深刻性的危机,如果不加以克服和纠正,儒学的前途将更趋没落,更加无力整合自身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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