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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柳宗元、刘禹锡的反神学思想 与韩愈不同，以柳宗元、刘禹锡为代表的颂扬佛教，利用改造佛学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具有鲜明的反神学倾向，是隋唐五代时期儒学变化的另外一个趋势。 一．隋唐早起的反神思想 早在柳宗元之前就出现了一些具有反神学思想的儒者。吕才和刘知几就是典型的代表，它们为后来的柳宗元、刘禹锡的思想体系的建立做出了铺垫。 （一）吕才的反阴阳思想 吕才（600——665年），博州清平人，最初以通晓音律入仕为官，曾参加了许多编辑图书的工作。其代表作是《阴阳书》。此书早已佚失，从仅存的一些篇章可以看出吕才批评阴阳术数迷信的思想。 吕才以儒家经典为依据，通过历史事例来验证，并且结合自然知识，指斥卜宅、禄命、卜葬、吉凶等迷信“事不稽古，义理乖僻”。（《叙宅经》）认为这些是不符合历史、不符合道理的。认为天下被划分成五声，并以此来推断吉凶是无稽之谈。他指出，丧葬占卜其只是一种对死者的悼念仪式，与阴阳学说的迷信观点是不同的。吕才认为万物是来源于“气”。气分阴阳，世间万事万物的变换都是阴阳的相互作用。这才是阴阳的正确认识。从此可以看出，吕才的一些观点是进步。 （二）刘知几反神学的思想 刘知几的史学中的理性主义，反映了其对历史研究中的一些迷信传说的怀疑与批评。
二．柳宗元的反神思想
柳宗元在自然观上是一个典型的唯物论者，强调了天人相分的思想主张，这是当时的人和前人所不能达到的。柳宗元对《天问》中的神话素材进行发挥，认为都是一些荒诞的故事，柳宗元力求对天加以自然的解释，认为天并不像神话中说得那么神秘，他反对人们对天的粗俗的见解，以及一些不合理的理性看法，反对对事物作主观的或者神异的理解。韩愈认为，人对自然的改造活动都是有害的活动，人们对社会的不公而对天加以抱怨，这是没道理的。天对人的赏罚是根据人对自然的行为，把人的苦难、社会的不公归结为人对自然的破坏上。柳宗元不同意韩愈的说法并对这种说法进行了批评。他认为，人类社会的不公正现象主要源于社会原因。自然界的一切现象都是物质的，丝毫没有神秘感。在柳宗元看来，天与人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天就是天，人就是人。 柳宗元用一些列文章来说明天的本来面目。他认为：天是由元气自然形成的，没有别的起源；一切自然现象都是气的运动变化的结果，气的运动是自然地形成的，没有外在的超自然的力量主宰；柳宗元肯定天体是自然的物质存在，自然界的现象，它们的泛滥、枯竭、崩溃都不是人为的；明暗的变化也是出于自然，是气的往来变化，等等。在历史观中，柳宗元采用了古代历史进化观点。认为正是因为人同自然界的斗争，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争斗，才推动了历史的发展，明确的表明决定历史进化的力量是人而不是神。所有这一切表明，柳宗元的思想具有一定的唯物论倾向，具有反神的色彩。 三．刘禹锡的反神思想
刘禹锡的主要哲学著作是《天论》三篇，对柳宗元的无神论做了重要的补充，其中心也是论证天人的关系，他批判了天人感应说，提出“天与人交相胜”的新观念，在儒家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刘禹锡在《天论》中，将以往的天人关系说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天与人相互感应，善恶各有报应，这种说法是认为存在一个主宰之天，困难时祈求天会得到答复。另一种观点是，天人是相异的，没有主宰，这是“自然之说”。刘禹锡用“天与人交相胜”的观念概括自己的对天人关系的看法。 在天与人之间区别方面，他认为这要从天与人之间的作用来看。“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强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刘宾客文集》卷五《天论?上》）刘禹锡在两种意义上区别天于、人。并认为一是从自然存在上，天是有形之大，人是动物之长。二是从作用上区分，凡是以自然方式体现自然力量的，及人的自然本性的就是天；反映人力作用的，以人的力量加以衡量的，体现人道的，就是人。刘禹锡用“天理”和“人理”来区分。认为天理与人理是互相消长的，法制是区别天与人的标准和关键因素。刘禹锡认为天明思想的产生在于法制的松弛，指出人们认为的奖善惩恶的“天”是不存在的，之所以有报应是人道不举的原因。 刘禹锡同柳宗元一样，主张天人相分，天人不能相预。刘禹锡还对人胜天的原因进行了探讨，这是对天人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