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廷相（1474——1544）字子衡，号浚川，河南义封人。官至南京兵部尚书加太子太保。他提倡实学，主张“通经而能达于治，修道而能适于用”。推崇“横渠实学”，对陆王心学、程朱理学均有批判。他继承并发展了气本论，将其贯彻于心性论、理欲观、认识论上，表现出充沛的理性精神。他著述很多，为后人辑录成《王氏家藏集》。
继承并发展气本论。他受张载气本论的影响，并根据自己对自然的观察和思考，批评朱熹“只知气化而不知气本”，克服张载将“气本”与“气化”对立起来的倾向，将“气”与“道”统一起来，将“气本”与“气化”统一起来，使气本论有了更为完整的理论形态。他认为气是可感知的物质实体，它充塞于宇宙间，不仅有形之万物由气化而成，就是无形无象的所谓“太极”或“太虚”也都是气的实体。否定了朱熹“太极为理”的观点。
他以“元气”、“生气”概念，说明气——世界是多样性的统一。他认为，万物未生前，宇宙充塞“混沌未分之气”，即为“元气”；气聚而化生万物，“万有不齐”，万物散而归为太虚，而“气无灭息”。故综合有形与无形、“气本”与“气化”，即可明白气——世界是多样性的统一。为解释世界万物多样性的成因，他还借鉴佛教唯识宗的“种子”说，提出“气有种”的观点。他认为天地万物无非气化而成，“其性其种”已各具元气之中，“金有金之种，木有木之种，人有人之种，物有物之种，各个完具，不相假借。”他以雨水（液态）、烟气（气态）、草木（固态）为例，说明气的三种存在形态及其之间的转化，肯定转化的结果是“初未尝减”，这就初步揭示了“气不灭息”，物质聚散中“初未尝减”——物质不灭、守恒的原理。
他反对“五行”造化万物的观点，认为万物皆有气化，不必以“五行”论说；圣人所谓“五行”，不过是强调五种流行于天地中，切于民用、不可或缺的物质。他还批判了理学家邵雍用数理图式构建解释自然及社会历史变化，认为天地造化不齐，故数有奇偶之变。
“性从气出”“物欲亦性”。针对程朱理学“性即理”的说法，王廷相从气本论出发，提出“性从气出”的观点。他不同意程朱理学对人性作“天命之性”“气质之性”的静态区分，不承认其所谓超乎形气之上的“天命之性”，或“本然之性”，认为“人具形气而后性出焉”，“人有生气则性存，无生气则性灭矣，一贯之道，不可离而论也。”，即气化生人，有了人才有人心，有了人心才能思虑仁义理智等道德问题。他从动态的角度理解把握人性，是从人的形体出现到人的社会化过程来通盘考察人性，已具有了如后来王夫之所谓人性“渐成渐著”的思想。
在主张“性气相资”“性从气出”的前提下，他提出了“道出于性而约乎性”、“物欲亦性”的观点。他借助程朱学说中“道心”、“人心”的概念，重新解释了其与性的关系。认为“道心”是性，“人心”也同样是性性所固有，就存在而言，两者之间没有主次关系。实际上，肯定了人性的两个方面：“饮食男女”等自然属性，伦理道德等社会属性，给人欲以应有的地位，从而形成了对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主张的批判。应当指出的是，王廷相的“道出于性”，与朱熹的“性即理”有很大的区别，他没有把伦理道德视为“性”之本身，而是认为人具有认知、接受乃至践履伦理道德的能力。其意义在于，认同伦理道德必要性、正当性的同时，否定了仁义礼智等伦理道德的先验性或超验性。
王廷相是位有社会责任感的思想家，虽然承认人性的自然性的特点，并不主张放纵人的物欲，认为任凭人的物欲恣意发展，就会造成强者侵凌弱者的与禽兽无别的局面。他继承了朱熹以礼节欲的观点，主张根据人的“道心”制定礼乐刑法，使人们各安其分，以维护社会秩序。王廷相的是非标准与朱熹并没有什么差别，都是以是否遵循和实践伦理道德为判断，但是他反对“性善论”和“心即理”说，，认为其错误的根源在于离“气”论“性”。他认为，为善为恶的才能人人都具有，“性与道合则为善，性与道乖则为恶”，重要的是使人们通过后天的教育和修养，“习于名教”，认同、接受并践行伦理道德。
道德认识论。针对王守仁于“吾心“求物理的观点，王廷相提出心有体用说。所谓心之体，是指作为思维器官的物质实体，所谓心之用，是指心之器官所具有的知觉等认识功能。他认识到心体功能发挥作用，要依存于两个条件：人体和“闻见”，要言之，即人和事物相接触，获得“闻见之知”，亦即王夫之所说的形、神、物“三者相遇而知觉乃发”。他还认识到闻见之知的局限性，主张对于自己所获得的闻见之知，以及前人的经验，都应当进行参核比较，择善而从。还主张以闻见之知为基点，将闻见之知和具有“穷神知化之妙用”的“思”结合起来，以求获得对于事物本质及其变化法则的认识。这在道德认识论的意义上，继承、改造并发展了程朱“格物致知”——“道问学”的观点，表现出较强的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思想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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