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明后期实学思潮的兴起
明代晚期，由东林学派发其端，逐渐兴起一种可概言为“实学”的思潮，此思潮一直延续到清代道光、咸丰年间，其内容及特点虽在不同时期有不同表现，经历了重心不尽相同的多重变奏，但从趋“实”的角度看，则有着相同或相近的精神旨趣。此思潮的兴起，因缘于明晚期社会危机日益加重，宋明理学面对危机，显得阑单失力，尤其是“王门”末学的空疏学风，加剧了本来就已颓败的人心风俗。明学术、正人心的内在逻辑，解决诸多社会问题的紧迫感及使命感，在“经世致用”这一渊源有自学术传统的“酵母”般的作用下，成为有识之士怀抱中的应有之义。
“实”与“虚”是相互对待的概念，中国自古以来，知识界、思想界就有追求经世致用的思想传统，每至政治衰败、黑暗，社会问题重重，人心风俗颓废之时，这一传统就被一些有社会责任感、使命感且目光敏锐的士人不厌其烦地揭示和阐发，成为开风气，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重要环节及内容。只是由于每个历史时期，所面临的社会问题不同，学术思想的际遇不同，人们对于“实”与“虚”都有着当下的理解。所以，拨乱反正或除旧立新的侧重点也不可能完全一致。在兴举实学之际，学者、思想家分析现实、反省现实，还形成了一个大体相同的基本逻辑预设：现实何以不堪目睹，是因为社会问题重重而得不到解决；为什么得不到解决，是因为人心风俗凋敝，缺乏人才而举措乏术，何以缺乏人才、缺乏治术，是因为教育不当、学术不正，人的知识、思想程度不同的背离了社会现实的需要。于是，明学术，正人心，就成了修旧举废，挺大厦于将倾的最具基础性和全局性的着力点。
晚明实学蔚成思潮，有其渐变过程。明中期以来，社会危机逐步加深，统治阶级和官大农民的矛盾以及国内民族矛盾空前激化，江南各地还爆发了相当规模的市民阶层的反抗运动；王学末流造成的空疏学风弥漫整个社会。以统治阶级革新派和新兴市民阶层为主要社会基础，一些进步思想家和知识分子，不同程度地表现出强调并致力于学术经世的倾向。“王门”末学虽流于空疏，但王守仁构建其心学体系之时，就抱着明学术以正人心的明确目的，就是要维护伦理纲常，稳定统治秩序。其学术与事功为后人所称道，就是这种倾向及其影响的最有力的说明。罗钦顺、王廷相等思想家，借鉴和继承张载的气本说，对程朱理学、陆王心学皆有中肯的批评，指斥其脱离实际、空疏的弊端，强调“知行兼举”及“行”的重要性，表现出以“实”救“虚”的思想倾向。“王门”后学尤其是泰州学派，尽管“非名教所能羁络”，有掀翻天地之嫌，但其“穿衣吃饭即是道”，“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的主张，强调高明不离乎人伦日用，也透散出平民思想家对实学的特有认识。嘉靖年间，学者杨慎坚持徵实学风，考据辨伪经史，注重实地考察，也流露出实学的旨趣。这些表现，为晚明实学思潮的兴起创造了思想条件。
晚明实学思潮，具有多层次、多内涵的特点：强调实证实测，探索自然物理；批判空虚玄谈，倡导实行；反对脱离实际，注重社会现实问题，从民生实际看待社会政治问题，等等，都是晚明实学思潮的内容。
以顾宪成、高攀龙为首的东林学派，适应江南商品经济及市民阶层发展的新因素，代表统治阶级革新派以及商人、市民阶层的利益，以经世济民为宗旨，批判政治的腐败，批判王学末流的空疏学风，强调“躬行”“实测”，注重社会实际，倡导改革，推动了实学思潮的兴起。东林学派的思想中包含着民主性的内容，具有早期启蒙思想的色彩。他们在经济上提出与传统的“重本抑末”观点不同的“惠商恤民”主张，把工商业视为与士农一样的“生人之本业”；在政治上，他们从“利国”“益民”的原则出发，大胆提出“天下之是非，自当听之天下”的口号。高攀龙径直把“民”看作社会的主体，在“国”与“民”利益的权衡上，他指出，“有益于民而有损于国者，权民为重，则宜从民”。黄道周还进一步提出了“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的观点。这些观点和主张，在思想界具有启迪作用，大多为明末清初的思想家所继承，成为被后人缅怀和追忆的思想闪光点。
晚明实学思想中，以实学取代空虚之学的倡导，为晚明自然科学和科学思想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这一时期涌现出许多重要的科学著作，李时珍《本草纲目》、朱载堉《乐率全书》、徐宏祖《徐霞客游记》、徐光启《农政全书》、宋应星《天工开物》等，都是一改“束书不观，游谈无根”恶劣学风的务实之作，都蕴含着重视“质测之学”（强调观测、试验的物理学及自然科学）的科学精神。
与“质测之学”相伴的科学思想，首先表现于对“数学”以及“数”的作用、地位的认识上，给数学以渊源有自的有用之实学的地位，而且彻底排除了神秘主义的象数学，认为自然界的一切事物都以“数”为表现形式。出身王室的数学家朱载堉指出，“数在六艺之中，乃学者常事耳。仲尼之徒通六艺者七十余人，未尝不以数学为儒者事”，从儒学传统上为数学的合理性证明。他认为，研究数学关键是要把握“数”“理”关系，指出“天地造化莫能逃其数”，“理由数显，数由理出，理数相倚而不可相违”，不仅将“数”同事物的法则、规律联系起来，使”数“成为探究自然和检验对客观事物规律认识的基础和方法，由“数学化”的认识发展出用“数”验证科学，以阐明客观规律，还从数、理关系上为数学的合理性证明。徐光启则立足于实践经验，以事实直接阐明数学在科学发展中的基础地位和作用，认为凡事物皆有象有数，大到历法、音律，小至日常所需，“用之无不尽巧极妙者”。他把“数学”比喻为织锦绣的金针，主张“金针度去从君用，莫把鸳鸯绣与人”（一句古话，原文为“鸳鸯绣出从君用，莫把金针度与人”），即认为把科学的思维及方法教给人们，比把科学的结果告诉人们更有意义。他认为由“度数”可以达于事物之“理”，对于事物的“理”“义”“法”“数”之间的辩证关系客观的认识，通过试验观测和研究，以数学方法概括归纳事物的“理”，并通过试验来验证“理”。他还把数学方法引入到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在《农政全书?田制》中，对历史和现实的人口资料进行统计分析，发现“生人之率，大抵三十年而加一倍，自非有大兵革，则不得减”，这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较早提出人口增殖率的概念。作为会通中西文化的第一人的徐光启，在“欲求超胜，必先会通”思想指导下，，与西方传教士利玛窦合译《几何原本》，首次将演绎推理的思维方式引进中国，开辟了一个新的科学领域。徐光启的科学思想，还直接影响了王锡阐、梅文鼎、江永乃至李善兰等数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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