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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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思想和理论

戊戌变法又称“康梁变法”，已表明康有为、梁启超在戊戌变法中的地位。康有为是戊戌变法的倡导者和维新变法思潮的重要代表，首先提出变法理论。梁启超作为康有为的学生，不但积极参与了维新变法的组织活动，还大力阐发了维新变法思想理论。

康有为

孔子改制考

    康有为（1858——1927）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出身官僚地主家庭。其为学泛观博览，经、史、佛、道无不涉猎。1879年，游历香港，得读《瀛环志略》、《环游地球新录》、《西国近事汇编》等书，开始接受西方思想文化。受中法战争失败的刺激，产生变法图强的要求，并于1888年首次上书朝廷，请求变法，被阻未果。1890年，受今文经学家廖平的经学观点启发和影响，先后撰写了《新学伪经考》（1891年）、《孔子改制考》（1896年）及《春秋董氏学》等书，为维新变法作理论准备。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其在京会同1300多名举人联名上书，要求拒约、迁都、练兵、变法。旋与梁启超创办《万国公报》（后改为《中外纪闻》），和陈炽组织北京强学会，联络志士，呼吁、宣传维新变法。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他又先后三次上书，主张选人才筹划变法，开制度局以完宪法。1898年创立保国会，旨在保国、保种、保教。旋受光绪帝召见，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特许专折言事。上疏数十次，促成“百日维新”。变法失败后，亡命海外，在加拿大组织保皇会。民国成立后，主编《不忍杂志》，诋毁共和，主张保存国粹。还任孔教会会长。1917年，与张勋策划清帝复辟，旋即失败。其著述丰富，主要有《戊戌奏稿》、《大同书》、《康海南文集》、《康海南先生诗文集》等。
    康有为的变法思想集中反映在他的七次上书和《戊戌奏稿》中。康有为历次上书，都阐明变法图强，以救危亡的道理。他通过读西书、亲见洋人居住的租界，有所感悟，并确立了中西比较的视野。他认为西方政教风俗有中国所不及者，中国的贫弱落后，不仅在于器物技艺不发达，更在政教的不合理。他指出，甲午战后的中国局面是“瓜分豆剖，渐露机芽”，认为中国处于列强竞争之世，遭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图自保之策，舍变法外，别无他图”，变法图强是世界的经验，是世界公例，“观大地诸国，皆以变法而强，守旧而亡”。进而主张“大变”、“全变”。
    至于如何变法，康有为的思想前后有所变化。前三次上书，所提出的建议和对策，其重点主要在“富国强兵”：钞法、铁路、机器制造、开矿、铸银、邮政等为富国之法；变兵法、汰冗兵、制兵器、广设武备学堂、练将才、厚海军等为强兵之法。虽然认识到政治制度的不合理，但还没有把改变政体作为变法的重点。第四次上书以后，提出“统筹全局，商定政体”的“全变”思想，主张变君主专制政体为君主立宪政体，并将其视为变法的纲领。康有为之所以将改变政体视为变法的根本，是以近代东西方各国改革的事实为根据的；他认为政体关涉国家的强弱、盛衰，君主专制政体使国家衰弱，君主立宪政体使国家强盛。
    康有为为了宣传乃至于推行变法，证明变法主张的合理性，为维新变法张目，以减少变法的阻力，他借用传统儒家经学资源和经学内部的分歧，先后撰写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著作，批判东汉以后相沿不废的古文经学，张扬西汉的今文经学，以“托古改制”的方式，为维新变法提供理论根据。其《新学伪经考》宣称，东汉以后历代学者、统治者所尊崇的儒家经典及其学术——古文经学，是西汉末年刘歆为佐王莽篡汉而伪造的“新朝之学”，即“新学”，不是传自孔子的真经典、真经学，而是伪经典、伪经学。其所尊崇的孔子，也不是真孔子，而是假孔子。其意在推翻东汉以来的经学传统，破除人们对东汉以来经学教条的执迷，为维新变法扫清道路。其《孔子改制考》宣称，上古茫昧无稽，六经是孔子为治理乱世所制作的书，六经中的人、事皆是孔子所托，孔子是托古改制的“素王”，是以古先王的名义来游说当世君主接受其政治理想和政治主张的先行者。如此，孔子既然以托古改制的方式去救世，那么康有为的著作无论学理逻辑怎样，他主张维新变法，就是效法圣人孔子，就符合圣道，就是合理的。
    康有为指出，孔子托古改制的微言大义，唯《春秋》公羊学传之，其尤为重要者是“三世”说，是孔子托之《春秋》的“非常大义”、“第一大义”，孔子所传闻世为“据乱世”，所闻世为“升平世“，所见世为“太平世”，这是人类历史演进的阶段性模式，它们分别代表君主制、君主立宪制和民主共和制。他以阐发圣人孔子微言大义，证明维新变法、实行君主立宪制度，不仅符合圣人的思想精神，也是世界人类历史的公理公例。

梁启超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人称任公先生。广东新会人。1890年，从学于康有为，参与编著《新学伪经考》等。1895年，参与康有为发动的“公车上书”。1896年，任上海《时务报》主笔；编辑《西政丛书》，创办大同译书局；发表政论，主张变法图存，要求实行君主立宪。1897年，任长沙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继续宣传民权思想。1898年，以六品衔专办京师大学堂译书局。戊戌政变后，逃亡日本，创办《清议报》，宣传改良、保皇，与孙中山谋求合作，未果。1902年，创刊《新民丛报》，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和科学知识，鼓吹开明专制。1905年，与《民报》展开论战。1910年，创办《国风报》，配合立宪派。1913年回国，为立宪党党魁，旋与民主党、统一党合并为进步党，任理事。先后任司法总长、币制局总裁。1916年，策动蔡锷组织护国军反袁。后组织研究系，任段祺瑞内阁财政总长。1818年，游历欧洲，1920年回国。晚年讲学于南开大学、清华大学。其著述丰富，汇编为《饮冰室合集》。
    梁启超的维新变法思想和康有为等其他的维新思想家一样，也是以救亡图存为目的。他对甲午战后的中国处于被瓜分的危险境地忧心忡忡，认为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远远超过了中国主张设立议院的思潮，中国在此时刻若不“洗常革故”，维新变法，“以图自保于万一”，是没有出路的。至于如何变法，梁启超也主张从“根本”或“本原”处入手。他指出变法不知本原的害处，揭露洋务派求富求强却不知富强之本原的浮浅认识。应当指出的是，梁启超对于从根本上变法的“根本”二字，在认识上与其老师康有为有所不同。康有为强调改革政体，梁启超则认为变法的根本在于培育人才、开启民智，为此，必须废科举，兴学校。之所以存在这种差距，这与梁启超对于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核心有文化哲学式的理解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他认为，“据乱世以力胜，升平世智力互相胜，太平世以智胜”，还认为当今世界发展的趋势是“由乱而进于平”，决定强弱盛衰的根本，已经逐渐由力量向智慧转移，所以实现真正的富强，必须“以开民智为第一义”。
    梁启超在阐述维新变法的理论根据上，将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与中国传统的《春秋》公羊学的“三世”说结合起来，把“君主专制”、“君主立宪制”、“共和制”等概念置入《春秋》公羊学“三世”说的框架中，创立了“三世六别”说。他明确地将“三世”划分为“多君为政之世”、“一君为政之世”、“民为政之世”；同时，又把“一君为政之世”“民为政之世”分别细分为二个小阶段，前者分为“君主之世”、“君民共主之世”；后者分为“有总统之世”、“无总统之世”。他指出，美、法两国处于“民为政之世”，俄、英、日等国处于“一君为政之世”；中国只能由“君主之世”进入“君民公主之世”，即君主立宪时代，而不能越等进入“民为政之世”。梁启超的解释与历史事实并不吻合，但其凭借“三世六别”说，欲以圣人的权威和社会历史演进的公理、公例为君主立宪政治张目，动机确是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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