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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谭嗣同对封建纲常名教网罗的冲决

谭嗣同
    谭嗣同(1865——1898)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他出身封建官僚家庭,早年受旧学教育,能文章,好任侠。注重实学,喜谈经世王霸之略。赞赏龚自珍、魏源以及王夫之、黄宗羲的思想学说,并从介绍西学的书籍中,了解一些近代科学知识。重视实际考察,足迹遍历西北、东南诸省,熟悉山川形势和风俗民情。甲午战后,受民族危机形势的刺激,思想发生急剧转变,追随康有为积极从事维新变法运动。受康有为的影响,以《春秋》公羊学“三世”说的历史进化观点来论证维新变法的必要性和合理性。1896年至1897年间,写成《仁学》。此后,与梁启超、唐才常等人在湖南组织“南学会”,积极开展维新变法的宣传和组织活动,大力提倡新学,反对旧学,与顽固派展开尖锐的思想斗争,使湖南成为变法运动中最具朝气的省份之一。戊戌政变中,惨遭杀害,成为“六君子”之一。其生平著述大都收录于《谭嗣同全集》中。
    谭嗣同是戊戌变法运动中一位勇敢斗士,不仅表现于甘愿以生命殉于维新变法事业,还表现于对旧制度和旧思想观念的猛烈抨击。他提出“扫荡桎梏”、“冲决网罗”的口号,对封建君主专制和纲常明教进行了大胆猛烈的批判。这在维新变法时期的思想家中是非常突出的。
    他在《仁学》中尖锐地指出,几千年来,三纲五常对社会民众的祸害,是残酷的、惨烈的。他把批判的锋芒首先指向君主专制的“君臣一伦”,认为君为臣纲是“三纲”之首,二千年来的君臣关系尤为黑暗,无复人理,沿袭到今天,越发加剧了。独夫民贼最喜欢“三纲”之名,以之为依据,制定和颁布刑律制度,愚弄和禁锢天下臣民之心,以维护可以凌辱、虐杀天下臣民之至高无上的地位。他痛切地指出,丧失人理的三纲五常传习到今天,臣民却习以为常。为此,他抨击愚忠观念,指出,对于横暴天下的独夫民贼,还以忠心侍奉,就是助纣为虐。
    为了证明批判和废止君主专制制度的合理性,他对中国君主制度产生的历史予以分析,认为,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都是一样身份的百姓。只是由于民不能相治,也无暇治,于是才推举有才干、能为民兴利除害的人出来作君主。其实质不是君主选择百姓,而是百姓选择君主,民众是本,君主是末。这是对儒家传统民本主义的继承和发扬,揭露了君权神授说的虚伪和荒谬,也暴露了君主专制制度的不合理,具有近代“社会契约论”的色彩。既然后世的君主成了暴虐百姓的独夫民贼,把天下作为自己的私产,把民众视为犬马草芥,就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对此,谭嗣同愤慨地呼吁国人要学习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法国人,杀尽天下君主,流血满地球,以泄万民之恨。
    谭嗣同还从纲常名教与君主专制制度相维存在的事实和逻辑出发,揭露和批判几千年来正教的罪恶。他把纲常名教视为束缚和禁锢人们身心的枷锁。他警醒性地指出,清朝统治者之所以能够凭借君权暴虐四万万之众,就是通过封建伦理纲常。他对于那些愚昧地赞颂封建伦理纲常,动言名教的俗学陋行予以抨击,认为以名为教,这种教化已成为实之宾,渐渐地远离实际,而成为人为任意构造的便于强者愚弄弱者、控制弱者的工具。他认为孔子是主张平等的,而后来的儒学却发生了分化,如荀子一系的儒学将“礼制”与“法制”相结合,强化了君主专制和礼教统治,歪曲和背叛了孔子的平等宗旨,成了君主专制制度的护符。以此他批判荀子“乘间冒孔子之名,以败孔子之道”。进而批判韩愈思想背离民贵君轻之理,批判宋儒愚而不悟,在助专制君主控制民众上变本而加厉。通过对历史的清算,他总结说:两千多年来的政治,是与秦朝一样的暴政,是大盗政治;两千年来的学术,都盘亘于荀学的脚下,是得过且过、唯利是图、不辨是非的“乡愿”之学;两千年来,大盗政治和乡愿之学相勾结,大盗政治利用乡愿之学,乡愿之学取媚大盗政治,无不托于孔子而逞其私。这就是传统政教的罪恶。
    谭嗣同还将商业流通和道德作沟通理解,认为通商是“相仁”之道,是两利之道,仁者相通,不仁者不通。对孔子“仁道”进行改造,赋予资产阶级伦理观念内容,为资本家的商业行为作道德合理性说明。同时,也表现出为破除旧道德,树立新道德进行哲学构建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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