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作为一种社会控制机制，法必须是统一、普遍和可操作的，而事实上，法只有被形式化、技术化之后才可能是统一的、标准化的、可操作的，不能形式化、技术化、程式化的东西往往难以统一和操作。在近现代，一方面，人与人之间关系高度社会化的状态，有着比以往更强烈的社会管理的技术化追求；另一方面，科学技术不断社会化的趋势导致技术的工具理性向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渗透和介入，使政治和社会生活纳入到技术的合理性控制之下。近现代西方法的形式理性乃至形式法治也正是借助技术理性的深刻影响发育形成的。法的一般、抽象、普遍、明晰、准确、可预测、无例外地非区别对待、注重功用、效益和过程的程序性，以及法的表达形式、结构、语言上的技术要求等，都可以从技术理性对法律理性的介入和渗透中获得解释。
　　法的形式化、技术化特征，使法具有了工具主义的可操作性，“加强了法律的独立性与法官的中立，产生了一种能够与个体或权威的任性相抗衡的力量。”这构成近现代西方形式法治的前提。但是，管理和控制的形式化、技术化，也可能带来人的技术化和社会生活的技术化，人的个体价值、生命意义、道德需求、精神关怀可能被忽略；同时，法由其形式化、技术化特征而形成的法律自治，也可能排除对于法律的诉诸道德标准的评价和批判，使法成为冷冰冰的纯粹技术理性。正因此，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西方法治发达国家，向实质法治转变的导向愈趋明显。但这一过程并没有否定和代替形式法治的独立价值。因为，法的形式化、技术化本身也有助于实现和维护实体权利：如果法律缺乏一般的、公开的和稳定的形式特征，而是特别的、秘密的和变化无常的，公民便会因无从预测而无法做出理性的安排，权利也就无从保障和实现；如果法律标准可以模糊不定、前后不一，当权者就可凭借好恶和偏见任意解释和适用法律，将公民自由玩弄于股掌之间。并且，对于我们这个正向法治迈进的国家说来，形式法治是我们不可逾越的阶段，因为没有形式法治作基础，实质法治不能单独存在。…我国法律中的形式理性、技术理性因素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法的形式化、程序化、技术化特征不是太强，而是太弱。而“以技术化为特征的法的合理性正是现代社会生活的意义和价值之一。……法的技术性越强，合理性程度越高，法治的独立价值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