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世同堂》的文化反思色彩。小说对体现了中国民族文化精髓的北平文化进行了深刻反思。以传承中国传统最深的老派市民为例，作品写了祁老者和钱默吟。祁老者引以自豪的“四世同堂”正是封建传统家庭伦理的理想结构，这个家庭束缚着子女参加神圣的民族救亡运动，产生了民族败类祁瑞丰，在民族斗 争烈火中分崩离析；而钱默吟代表着另一种传统文化，他清静淡泊如陶渊明，在国难当头毁家赴难如文天祥，在他身上体现了优秀民族文化传统，高风亮节，令人钦敬。他代表了中华民族文化的主流。民族败类冠晓荷也算是个文化人，会唱唱京戏之类，但“他的文化只有一张纸那么薄”，“是北平文化里的一个虫”，是秦桧之流的承传者。祁瑞宣的矛盾，正在于他既承传了民族文化中的爱国主义民族气节，又受到封建家庭伦理的影响，使他处于忠孝两难的境地，但爱国主义是他的主流，终于走上抗日道路。作者对民族文化的反思，既有对民族文化精华的赞赏；也批判了民族文化的糟粕，对民族劣根性予以鞭挞，无以偏盖全之嫌，使作品有厚重的历史感、文化感。

巴金早期是无政府主义信仰者。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核心主要是反对专制和强权，追求极端的个性自由。这在中国五四时期和反对封建专制，反对帝国主义强权，追求个性自由发展有契合之处。巴金是一个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战士。他是在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瓦解以后从事创作的。无政府主义信仰在他早期的表现社会革命、探索青年革命道路的题材系列中烙下深刻的印痕。但巴金在创作中很少正面宣传无政府主义信仰，而是通过感情抒发曲折表达出理想色彩。他对个性绝对自由的崇尚，对高尚但抽象的道德人格的追求，对黑暗社会的彻底反抗，以及年轻的恐怖主义者在暴力中毁灭敌人也毁灭自己的同归于尽，决定了他的抒情风格的强烈个性：是绝望的、哭诉的和狂热的。

    《灭亡》是巴金的第一部带有自传色彩的中篇小说。这里所说的自传，并非是个人经历的实录，而是通过作品主人公杜大心形象，真实地描述了自己从参加社会运动以来的心灵的历程，从而反映了某些青年知识分子在白色恐怖下的躁动、激愤与反抗的心理。杜大心是一个年轻的无政府主义者，带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革命者。作品背景是北洋军阀统治下的上海。杜大心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他的憎恨哲学。他憎恨军阀统治下的黑暗社会，憎恨军阀统治者，为反抗专制制度而拼命工作；但他也憎恨被治者，被吃者。他的革命工作是“煽起人们的恨，使得现世界早日毁灭，吃人的主人和自愿被吃的奴隶们早日灭亡”。第二，他对革命前途缺乏信心，对过于强大的黑暗环境抱有无限恐怖的心理，感到自己会在社会罪恶之神手里灭亡，感到忍耐不下去而悲哀。这是脱离广大群众的孤独革命者的心理。第三，他的革命行动是个人性的，并无团体的组织纪律。当一个被他宣传而起来革命的工友被敌人杀害后，他认为工友是“因我而死”，自己决定了去行刺戒严司令；也因为他患有严重的肺病，他想停止“苦斗”，“永久地休息”。连爱人李静淑都劝阻不了他。他终于自愿走上灭亡的道路，最后行刺失败白白牺牲了自己。杜大心的思想和革命行动都带有无政府主义的深刻印痕。但作品发表于1929年国民党白色恐怖年代，引起强烈社会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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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金早期表现社会革命、探索青年革命道路的代表作品有《灭亡》、《新生》、《爱情三部曲》等。《新生》是《灭亡》的续篇。《新生》描写杜大心的朋友李冷从个人主义转向集体主义的心理变化过程，最后在一次领导工人罢工的斗争中被捕牺牲。《爱情三部曲》由《雾》、《雨》、《电》三个中篇组成。《雾》主要写周如水的恋爱，他懦弱、优柔寡断，与一女子真诚相爱，却又因家中有父母包办妻子怕担负“不孝”罪名而失去了自己的幸福；也写革命者陈真全心投入革命工作拒绝恋爱。《雨》的主人公吴仁民精力充沛，热情洋溢，愤恨黑暗现实却找不到正确斗争方式，结果把精力徒然浪费在三角恋爱悲剧中。《电》写一群知识分子在福建从事无政府主义活动，在学校、工会、农协、妇协、报馆等各条战线同军阀展开斗争，结果遭军阀镇压许多人勇敢死去。小说还写了具有信仰成熟的吴仁民和理想女性李佩珠的恋爱。这类小说的思想艺术特点是：①无政府主义的深刻印痕，如《灭亡》中的杜大心；《电》中的敏都走上暗杀的恐怖主义道路，敏求与敌人俱亡，其他革命者知道他去“死亡”，知道这会给团体带来更残酷的镇压，但大家只是悲伤、愤激。这也表现出个人“革命”行动绝对自由，无纪律约束的特点。②人物性格理想化、类型化。如杜大心、陈真，，都是拼命工作，都患重病，都内心苦恼而苦行僧似的生活，都人格高尚，陈真就是杜大心形象的翻版。③艺术上主观倾诉、激情宣泄，愤激、狂热、绝望、哭诉的抒情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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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流三部曲》由《家》、《春》、《秋》三部长篇组成。它是一个整体，又各自独立。其思想内容为控诉封建大家庭的罪恶腐朽及其走向崩溃，表现了青年一代的民主主义觉醒及其反封建斗争。《家》描写高家祖孙之间的矛盾，以梅、鸣凤、瑞珏三个女性的悲剧控诉封建家庭的罪恶，以觉民抗婚觉慧出走表现了青年一代民主主义觉醒和反抗，高老太爷在绝望中死去标志封建大家庭开始走向崩溃。《春》继续这一主题，主要写高家，又引入另一封建大家庭周家(觉新舅父家)，以蕙和觉新相爱但却由于生性懦弱而导致蕙由封建包办婚姻酿成悲剧；而高淑英则在觉民等的帮助下，在俄国民粹派革命党人故事《夜未央》的影响下，敢于反抗包办婚姻离家到上海，走上新生。《秋》写封建大家庭彻底崩溃。一方面一些年轻生命的悲剧在继续，枚少爷的死，淑贞的死，另一方面克安、克定这些败家子变本加厉挥霍，最后把高公馆出卖掉，大家族解体了。但琴宣称：“秋天过了，春天就会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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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金小说的创作风格有一个变化过程。大体上，1929到1941年为早期，1942年以后为后期。早期主观色彩浓厚，风格多样，热情是他作品中最稳定、最有价值的东西；后期热情有所收敛，风格由多样趋向统一，在客观写实的日常生活琐事中寄托人生理想，风格朴素自然。后期的风格特点在前期的一些作品中已开始逐渐形成，至1942年的《还魂草》后期风格稳定下来。这种创作风格演变有三个标志。①“家庭”的涵义发生变化。早期作品中“家庭”是黑暗的象征物，青年叛之则胜，顺从则亡。后期“家庭”成了强权的对立物，作家珍惜的伦理组织。②作家塑造英雄形象的热情向塑造平凡的小人物转化；理想化、类型化的单纯性格转向生活化、立体感的复杂性格。③作家的人道主义思想本色越来越显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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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封建大家庭的腐朽及其在时代潮流冲击下趋向没落、崩溃的描写。高家是官僚地主家庭，成都北门首富，所谓诗礼传家的书香门弟，“四世同堂”人丁兴旺，一大家人靠几千亩土地出租过着不劳而获的奢侈生活。表面上融融洽洽，显赫一时，内里却极其腐朽，争权夺利，勾心斗角。第二代克安、克定便是高家腐朽的败家子的代表。克定在外面吃喝嫖赌，租小公馆玩小旦，打着高家旗号到处借钱挥霍，还偷卖妻子的陪嫁首饰。克安和他狼狈为奸，沆瀣一气。这个大家庭经济上挥霍亏空，精神上腐朽分裂。高老太爷在时还勉强维持着这百孔千疮的大厦，高老太爷一死，克定等在灵堂前吵着把家分了个彻底，“四世同堂”的封建大家庭崩溃解体了。内部的腐败和不劳而获的奢侈生活导致败家子的产生是崩溃解体的内部原因，时代潮流冲击下产生的反叛的新生代进一步敲响了封建家庭的丧钟，使小说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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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老太爷是封建制度的人格化。他是高家的家长，依借封建制度和伦理道德来统治这个大家庭。封建制度最主要的统治手段是专制，他靠专制建立起在这大家庭中的绝对权威：“我说是对的，哪个敢说不对?我说要怎样，就要怎样做。”封建制度和伦理道德的残忍性通过他的专制统治呈现出来。他是高家一切悲剧的罪魁元凶。他要抱承重孙，于是依封建婚姻制度而造成了梅和觉新的悲剧；他把鸣凤送给冯乐三为妾，虽然连觉新继母都觉得鸣风的年龄可以做冯乐三的孙女，是很不合适的，但这是老太爷的意思，她也毫无办法；觉民抗婚冒犯了他的绝对权威，引发了他的暴怒，他甚至要把觉民逐出高家家门；甚至在他死后还受到迷信保护造成瑞珏的悲剧。但他对儿孙也有温情的一面。他在吃团年饭时望着一家团聚的热闹景象露出欣慰笑容，态度和霭亲切。他年轻时苦读诗书，得中功名，经历宦海浮沉，终于广置田产，造就了一大份家业，实现了兴旺发达四世同堂的生活理想。这是封建时代读书人的理想。但高老太爷是封建末世的家长、制代表人物，他是在理想幻灭极度失望后病死的，导致他死亡的原因：一是克定等纨绔子弟的荒淫无耻从内部蛀空了封建大家庭，二是觉民觉慧走上叛逆道路动摇了封建制度的根基。临死前他破天荒地答应取消觉民婚事要觉民觉慧不要走，是他为维护封建大家庭所做的最后的努力。他是带着幻灭感死去的。他的死具有象征意义，敲响了封建制度的丧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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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觉慧是封建家庭大胆而幼稚的叛逆者。他受五四新思潮影响，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和同学一起办刊物攻击封建礼教，参加反对军阀的学潮。在家庭中，他和婢女鸣风恋爱，积极支持觉民抗婚，直面怒斥长辈的“捉鬼”闹剧。他的斗争是坚定的，觉民抗婚出走，只有他知道觉民的藏身处，但任凭祖父的威逼、继母的眼泪、大哥的劝诱，他都毫不动摇。没有取消冯家婚事的可靠保证，他决不把觉民找回来。他充满青春活力，极端憎恨这个封建家庭，第一个冲出封建家庭牢笼，走向广阔的天地，代表着青年人追求真理的道路。他如饥似渴地吸收新思潮新文化，其中有作家当时所理解的社会主义思想，他以改造天下为己任。他是五四时期具有民主主义觉悟的知识青年形象，旧家庭旧礼教叛逆者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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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是一部具有很浓的主观感情色彩的现实主义作品。它再现了五四时期内地四川封建势力浓重但五四时代浪潮已冲击着古老土地的典型环境，作品中的祖孙间的矛盾冲突也正是当时典型的社会矛盾冲突，塑造了高老太爷、觉新、觉民、觉慧等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许多生活细节也具有现实主义的真实性。 但《家》的现实主义具有巴金早期的主观色彩浓重的独特风格。巴金是一位充满热情的作家，他极端憎恨摧残年轻生命的罪恶的旧制度旧家庭，他热情歌颂敢于反叛旧势力的新生力量。强烈的爱憎感情渗透于《家》中，使《家》具有很浓的抒情色彩。小说或通过作品中人物如觉慧抒发对旧制度的愤懑；或设置悲剧性场 景控诉旧制度的罪恶，如瑞珏死亡的场景等；或通过人物的心灵倾诉为被旧制度吞吃的青春生命悲哭，如鸣凤投湖前的心理描写，梅向姐妹们倾诉自己感伤绝望的生活处境和心情等。这使家》对读者具有很强烈的感情冲击力和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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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已不是封建性的家庭，而是由共同理想和爱情结合起来的新型小家庭。这个小家庭的破裂，主要原因是社会，是抗战时期国统区统治下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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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的主人公汪文宣、曾树生是大学同学，毕业时都怀抱着改造社会的理想，对生活充满信心和勇气，相爱而结合，有了一个孩子。但是，抗战时国统区的现实，粉碎了他们的理想美梦。为了生活，汪文宣在一个图书公司里做小公务员，整天埋首做校对工作。曾树生凭美貌做了银行的“花瓶”。菲薄的薪水，贫困的生活，庸俗势利的社会，仰人鼻息的环境，使汪文宣曾树生年轻有为的性格发生扭曲。汪文宣善良而懦弱无能，虽勤劳认真做事而仍受轻视，因正派不善巴结而心情郁结。家庭少有欢乐。汪文宣母亲的到来加剧了家庭的危机。母亲是个旧式妇女，爱儿子，看不惯不喜欢媳妇，婆媳经常不和吵架，使得夹板丈夫左右为难。汪文宣在单位受气，在家里又两面受气，终于肺病发作。小说细致地描写了这三个小人物之间的感情纠葛。汪母为儿子有自我牺牲精神，但不是个好婆母。她虽是婆婆，但在家里像老妈子似的做家务，她看不起媳妇的职业，但不得不间接用媳妇的钱。这使她心里很不平衡。她像阿Q似的得意而残忍地说媳妇“你不过是我儿子的姘头，我是拿花轿接来的。”(汪文宣和曾树生结合时，汪文宣以新派青年的观念，反对举行结婚仪式)这严重伤害了曾树生。曾树生虽然深爱着汪文宣，但她无法忍受丈夫毫无生气的生活方式，无法忍受婆母的恶意中伤，无法忍受死气沉沉令人压抑常常为琐事争吵的家庭。她健康漂亮，，追求自由和幸福。银行的上司追求她，要调她一起到兰州分行工作。她经过激烈的道德抉择和感情折磨，选择了离开生病的丈夫改变生活方式的道路。她没有像传统妇女那样为这个毫无希望的家庭作牺牲，而是靠自己选择来确定自己的生活道路和价值。曾树生具有一种反传统道德、重自我的新型现代女性的道德特征。在抗战胜利的爆竹声中，汪文宣贫病交加死去，汪母带着孙子离开重庆。曾树生回到重庆怀着兴奋心情看望亲人，但亲人已死已走(她在兰州每月汇钱和写信来，汪文宣回信总说自己很好)。作者在结尾一再写到曾树生在失去亲人的孤独中深切感受到：“夜真冷啊!”这种个人的悲凉命运感，这种在艺术氛围上弥散着绝望的寒夜冷气，表明了作家对抗战胜利后的当时社会和国民党统治的国家的清醒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