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的创作思想：①把创作看成是自我生命意识的自我表现。他写自己，写自己经历的磨难，心灵的感受，在他创作的早期，他的作品几乎可看成他的“自叙传”。②对人性的讴歌与表现。这一点贯串于他整个创作生涯。对笔下的人物，无论是地主、绅士、农民、士兵，都着力表现他们真善美的人性；他以美好的人性反观“常’’与“变”的湘西社会。

翠翠是《边城》中“爱”与“美”的化身。她“美”在是大自然的女儿。她是爱的天使与爱的精灵。她与爷爷相依为命，在青山绿水间摆渡为生，无人摆渡时躺在河边岩石上看蓝天白云，听爷爷唱歌。“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而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一只小兽物”。她“美”在清纯，如清水芙蓉，纯出天然，不仅相貌，更在心灵，未沾上丝毫社会俗气，处处是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的天性。她爱傩送纯出于情，并不因为傩送是富家子弟，更不为自己贫寒而自卑，她不轻浮不撒娇，表现出对爱情的自觉、自矜与自尊。她“美”在对爱情的忠贞专一。天保托媒求亲，但她心里只有傩送。她与傩送的爱情遭受挫折，傩送远走他乡，相依为命的老爷爷猝然死亡，船总要接她住进他家，但她以为名分未定妥，决定像爷爷那样守住摆渡岗位，苦恋着等待傩送归来。这里表现出她性格坚强的一面。她具有柔中带刚的美。翠翠形象倾注了作家的激情，表现出理想化色彩。

    《边城》中的老船夫是“善”的化身。作者把他放在“爱”与“美”的人性天国里刻画。他是“边城”世界里的公仆，寒冬暑夏，刮风下雨，五十年如一日，为来往过客摆渡。他淡泊宁静，靠公家发的三斗米、七百钱过着清贫生活而自满自足，再不肯接受过客半分钱。过客上岸时一定要把钱留在船上，他一定 追上去把钱还给客人。他慷慨侠义，善待他人。上城时见人就拿酒葫芦请人喝酒，店铺里的商人也总要送他东西表示敬意。他的“善”主要表现在对外孙女翠翠的关爱。翠翠自生下就失去父母，他独自把她抚养大。他以自己苦命的为爱殉情的女儿为鉴，惟一心愿是翠翠能获得幸福的爱情。他尊重翠翠自己的选择，但青春 少女的羞怯矜持使他一时揣摸不到翠翠心意。他以为翠翠心在天保而为此奔波，但好心办了坏事，天保出事后遭到船总、傩送的误解。待他明白翠翠心在傩送而继续奔波时，遭船总的冷遇。他忧郁愁闷而在雷雨之夜猝死。作者把老船夫放在与他人、与外孙女的人伦关系中刻画，表现出他的人情美、伦理美，是一个纯朴 至善、充满爱心的老人，一幅完美纯粹人性的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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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篇小说《长河》第一卷(原计划写四卷，未完成)在思想上的突出之点是：敢于对国民党反动统治进行揭露与批判。①作品嘲讽批判了蒋介石提倡的“新生活运动”。“新生活运动”惊扰百姓，使百姓恐惧不安，预示湘西苗民与国民党之间将发生激烈冲突。②作品以主要笔墨写国民党保安队长横行乡里、敲诈勒索、调戏民女等等罪恶。③作品也写了苗民对国民党地方罪恶势力的反抗，保安队长敲诈未能得逞，年轻人有了武装反抗的思想准备。

    《长河》在艺术上和《边城》不同之处是：《边城》是用浪漫主义创作方法讴歌我们民族“伟大处”，《长河》则是运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既写民族“伟大处”，而主要是写我们民族的“堕落处”，具有清醒的现实主义品格。但《长河)在艺术上有和《边城》一致处，写人性美和风俗美。就人性美而言，桔园主人滕长顾及其女儿天天身上，有《边城》中老船夫和翠翠的影子。天天和翠翠一样：天真、单纯、活泼、乖巧，但天天身上有鲜明的时代感：自由、开朗、敏捷、机警，嫉恶如仇的反抗精神。《长河》是<<边城>>的审美超越，可惜只有头，未能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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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从文的短篇小说有三种基本文体形态。第一种是描述湘西与都市下层人物日常生活与命运的写实故事，采用的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如《丈夫》、《牛》、《菜园》等，有的作品为表现纯粹的人性，融进了浪漫主义手法。第二种是根据民间和宗教故事创作的浪漫传奇，运用的是浪漫主义创作方法，以奇想与荒诞，创造神化与主观理想化的故事及氛围，如《神巫之爱》、《月下小景》等。第三种是嘲讽、抨击现代都市“上等人”所谓“文明”的讽刺小说，运用的是批判现实主义的写作方法。沈从文的讽刺小说有其鲜明特点，他是站在“乡下人”立场，以湘西人性世界对现代都市文明予以否定，表现手法上是一种如实叙写或白描的客观讽刺作风。

    沈从文的短篇小说在文体结构上千变万化，各篇互不雷同，文无定格，结构自然流畅、千姿百态；文体上打破了各文体间的界限，产生了边缘性特点，或似抒情散文，或似神话，或似民间故事，或似童话，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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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从文的散文集《湘行散记》、《湘西》的思想特色：①是文化小说，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而又融人强烈的主观评价和鲜明的审美感情。内容涉及湘西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历史、地理、宗教、伦理、道德等地域文化，并融入作者的歌哭与心灵体验。②表现作者的本土性。这是作者两次还乡，对灾难深重、命运多舛的湘西故土的写实与歌哭，揭露了湘西“官、兵、匪”横行和政府的腐败及社会的黑暗，其中跳动着作者一颗炽热的“湘西”之心。③表现作者的本族性。沈从文是苗族作家，自觉地在散文中流露其民族倾向，为苗族人民仗义执言，洗雪加在他们头上的“苗蛮土匪”的罪名和耻辱，指出苗民是最勤劳俭朴，能生产又奉公守法，极其可爱的善良公民，即使当土匪，也是为贪官污吏坏保甲长所害所逼，描写他们被反动统治者惨杀的血泪斑斑的历史和现状。④人性的哲理思考，是一种独特的原始主义的人性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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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湘行散记》与《湘西》的艺术特色：①以“我”的见闻与行动为叙写线索，一方面叙述现实的人和事，另一方面将湘西历史、地理等地域文化的背景资料加以穿插糅合，成一整体。②在散文中融进小说的人物对话与细节、情节的描写，形成小说的情节性与情景氛围。③抒情的多种多样姿态，如描写山川风景、 民风民俗时，多用融情人景手法形成诗一般的意境；叙述湘西历史与现实时，往往叙事、议论与抒情结合；涉及政治问题时，往往用曲笔，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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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野》是曹禺惟一的一部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剧作，它通过仇虎复仇的悲剧反映了受地主压迫的农民的反抗。地主焦阎王害死了仇虎的父亲，霸占了仇虎家的财产，把仇虎送进监牢服’苦刑。几年后仇虎逃出监狱回乡复仇，焦阎王已死，儿子焦大星娶了仇虎昔日恋人金子为妻。仇虎按照父债子还的观念杀死焦大星复仇，还使瞎眼焦母误杀了她孙子。这种个人复仇行为是非理性的。复仇后他和金子逃进森林，因内心谴责、恐惧而产生种种幻觉迷失道路，被追捕的侦缉队流弹击中死亡。

　　在艺术上，剧本冲突尖锐，人物性格鲜明。金子的热烈泼辣，焦大星的懦弱老实，焦母的阴狠毒辣，都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尤其是仇虎的心理活动，刻画得层次分明。采取行动前犹豫不决(因为他和焦大星是一起长大的好伙伴，焦大星老实厚道，对他推心置腹，毫无戒心)；杀了大星内心受到谴责；逃进森林后，求生的欲望、内心的恐惧和复仇是非的激烈冲突使他产生了各种幻觉，心情极度迷乱。最后的森林中一幕，作者借鉴了表现主义艺术家奥尼尔的剧本《琼斯皇》中的手法，以阴森神秘的夜森林为背景，配以焦母呼唤孙子的凄厉号叫，频频出现仇虎的各种幻觉场面，来表现仇虎激烈复杂的内心活动，使剧本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原野》是一部以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交织为特色的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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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蜕变》写于抗战初期。剧本描写抗战初期二所迁移到内地的医院，腐败现象严重，院长、庶务主任等人上下串通、内外勾结、囤积居奇、营私舞弊、贪污腐化，把一个医院弄得乌烟瘴气，后来来了一位梁公仰专员，整顿医院，向腐败现象做斗争，作风大刀阔斧、雷厉风行，立志改革各种弊端，使医院能适应抗战的严峻现实。医生丁大夫也积极支持改革。经过努力，医院面貌“蜕”旧“变”新。这是一部以现实为题材的作品，写得不深，梁公仰专员是理想化的，医院变化也是理想化的，人物缺乏鲜明独特的个性；但在抗战初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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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禺剧作在中国现代话剧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第一，《雷雨》和《日出》的发表，是中国话剧创作艺术成熟的标志。剧作戏剧冲突尖锐复杂，富有思想深度；人物性格鲜明独特，富有典型意义；情节生动丰富，结构严谨，精于布局，有从危机人手的锁闭式结构，有截取横断面的人像展览式结构；戏剧手法运用巧妙而成熟；戏剧语言个性化，富有潜台词，且具动作性和抒情性；等等。剧作的这些特点，是话剧创作成熟的标志。第二，促进了话剧从“案头剧”向“剧场剧”的发展。曹禺以前，多数剧本主要以阅读欣赏为主，舞台效果有所欠缺。曹禺的《雷雨》、{日出}等剧作，具有极好的舞台效果。剧本应以舞台演出为主，话剧才能拥有更广大的群众，这也可以说是话剧生命力的主要所在。第三，促进了大型多幕戏剧的发展。曹禺以前，现代剧作多为独幕剧和中型戏剧，剧情较为简单，演出时间一小时左右，最多不超过两小时。《雷雨》等剧作，都是大型戏剧，演出时间两三小时，剧情比较复杂，反映的生活内容更丰富广泛。《雷雨》、《日出》以后，现代大型戏剧创作多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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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侍萍是旧社会下层女性，她纯朴善良，顽强有骨气，但具有命运观念，在她一生的遭遇中，集中表现了下层妇女所受的深重苦难。她本是无锡周家女仆梅妈的女儿，地主少爷周朴园对她始乱终弃，在她生了第二个儿子才三天的除夕之夜，在大风雪中被赶出周家，她投河自尽遇救。三十年来顽强挣扎生存，讨饭，缝衣服，当老妈子，在学校里伺候人，嫁给周家的下人鲁贵生了女儿四凤。她的心愿是四凤决不能再重蹈自己的路。谁知鲁贵把四风带进了周家做侍女，周家大少爷周萍又看上四凤并发生了性关系。三十年后侍萍重新见到周朴园，周朴园已是有钱有势有名望的大资本家，想给她大笔金钱，一为堵她口不提他旧日丑事，二想以金钱赎罪补过。侍萍是有骨气的人，当场撕碎周朴园的5000元支票，决定立即带四风走，只要求见一见周萍。谁知她见到周萍的场面，却是周萍带头和仆人殴打鲁大海，两个都是亲生儿子，她的心痛可知。当她知道周萍和四凤的关系后，她坚决不让四风跟周萍走，怎么求都不允，但当她听得四风已怀孕时，她又决定让周萍和四风走，走得愈远愈好，并且永远不许再见她。她不愿四风走上自己的路，四凤却走了，走得更远，周萍和四凤是她的一对亲身儿女。剧本有一段她心里滴血的内心独白，把这个下层妇女的深重苦难和精神创痛，把伟大慈爱的母亲的心灵，写得很深很深，沉痛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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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文学指的是从1917年文学革命开始至1927年，即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的文学。这一时期经理论倡导后，社团峰起，流派纷呈，形成初步繁盛、多元并存、百花齐放的局面，并具有下述基本特色：①开创性质。这是新文学的开创时期，文学的各种体裁，小说、诗歌、散文、戏剧都产生了中国文学所未曾有过的新思想和新形式。小说方面，鲁迅的小说浸透着现代意识和彻底反封建的思想，以现实主义为主融进了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表现手法，结构形式新颖多样，是前无古人的，开创和奠定了中国现代小说的基础；郁达夫的自我抒情小说，文学研究会的乡土小说、问题小说，也都是新的开拓。诗歌方面的自由诗、新格律诗、象征诗等；散文方面的杂文、美文等；戏剧方面的话剧剧本(包括问题剧、浪漫剧、历史剧、讽刺剧)，都是中国文学未曾有过的新体式新体裁，具有开创性意义。②启蒙色彩。文学革命是适应新文化运动思想革命的要求而发生的，反对旧思想旧道德，在民主和科学的旗帜下，在反帝爱国的群众革命热潮推动下，“五四”文学确立了反对封建蒙昧主义、争取人性个性解放和民族解放的总主题，染上了浓厚的民主主义、人道主义色彩，构成了新文学现代意识的觉醒。③理性精神。这是和上一特点紧密联系的，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作家，在从事文学活动的同时，始终以现代理性精神审视和思索民族历史命运，剖析封建礼教的弊害和国民性的弱点，文学为人生而且要改造这病态的社会人生，改造国民性弱点，成为许多“五四”作家的创作思想。这使“五四”文学具有一种鲜明的理性批判精神。④感伤格调。这 和当时的时代环境有关。觉醒的文学青年，面对的是封建黑暗势力统治的社会，个人和民族的前途渺茫，焦灼、彷徨、苦闷、迷惘的社会心理和时代氛围贯穿在作家笔下，感伤的浪漫情调感染了许多“五四”作家，尤其是以郁达夫为代表的创造社作家以及沉钟社、弥洒社、南国社等具有浪漫主义倾向的作家。⑤开放意识“五四”是一个开放的时代。“五四”作家放眼世界，广泛吸收，文学上从写实主义、浪漫主义到现代主义，都有理论介绍和结晶引进，并借鉴于创作中。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是和世界文学的影响密切相关的。这使“五四”文学流派纷呈，百花齐放，也使中国新文学一起步就纳入20世纪世界文学的总体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