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是小品散文(或称美文小品)的倡导者。他曾写《美文》一文，提出要多写这种“记述的”、 “艺术性”的美文，“给新文学开辟出一块新土地”。他自己则是这种美文小品写作的身体力行者，取得重大成就，确立了他作为现代中国的最大散文家之一的声名。代表作有《乌篷船》、《故乡的野菜》等等。周作人小品散文的艺术特色，一是取材广泛，不拘一格，具有相当浓厚的知识性和趣味性。中外古今，伟人平民，宇宙昆虫，故乡的野菜、乌篷船，北京的茶食、鸟声，无所不谈，体现了自由随意的创作态度和广见博识。二是真实亲切，恬淡从容。不作感情与笔墨的夸张，不矫揉造作，笔调自然流畅，舒徐自如。如《乌篷船》中，以书信的形式，介绍故乡风物，态度亲切随便，信笔所至，无忙迫之感，以先抑后扬的方法，于娓娓而谈中写出绍兴水乡的风趣，透露出深厚真挚的故土之恋，表达了对生活和艺术的情趣，而流贯其间的，是一种悠游闲适之情。在平淡中见真率、腴厚。三是简素质朴，庄谐并出。文字不事雕琢，简素但却十分耐读乙寓庄于谐，亦庄亦谐，有时出诸反语，使他的小品散文在“简单味”中又有相当浓郁的“幽默味”。 　　周作人小品散文的风格是平和冲淡、简素自然。他曾说他“近来作文极慕平淡自然的境地”，希望“能够从容镇静地做出乎和冲淡的文章来”。他的小品散文正是他所追求的艺术境界的表现。这种平和冲淡的风格是和他的中庸思想、“隐士”灵魂密切相关的。在文章中表现为一种真实亲切、 “湛然和蔼”的态度，在行文上则表现为平淡从容的叙述和简素自然的笔调。

《倪焕之》是叶绍钧惟一的长篇小说。小说通过倪焕之形象的塑造，比较完整地写出了中国知识分子从辛亥革命到大革命失败这一历史时期的追求与遭遇。茅盾在《读<倪焕之>》中说：“把一篇小说的时代安放在近十年(指1917年~1927年)的历史过程中的，不能不说这是第一部；而有意地要表示一个人——一个富有革命性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怎样地受十年来时代的壮潮所激荡(指五四、五卅、上海工人起义等)，怎样地从乡村到城市，从埋头教育到群众运动，从自由主义到集团主义，这《倪矮之》也不能不说是第一部”。茅盾的评述，概括了小说的思想和价值、意义，因而茅盾誉之为“扛鼎之作”。 　　倪焕之是一个小学教员，他抱着“教育救国”的思想，满腔热情地献身于改良教育的事业。他认为，改革社会在于人，而造就理想的改造社会的人在于教育。旧教育不能造就这样的人，他有一套改革教育的理想、主张。他认为学校不单是教给学生以知识，主张学校是替儿童布置一种适宜的环境，让他们自己去寻求，去长养，以养成他们一种独立的能力。他找到了一个志同道合的乡村小学校长，在学校里办工场、办农场、办剧团，兴致勃勃地实验这一套教育主张。这种改良式的教育曾受到社会恶势力的阻挠。但它最终的失败，却是因为理想化教育出来的学生，进入社会后很快被那个社会所同化。在革命者王乐山的启发下，倪焕之觉悟到改造社会，要走有组织的群众斗争的道路。他从农村到了上海，参加了“五卅”运动。国民党叛变，大革命失败后，他忧愤而病死。倪焕之道路，说明教育救国、个人奋斗道路不能改造社会，必须走集体主义、群众运动的道路。这是作品重要的思想成就。倪焕之的思想道路，对中国知识分子而言，是很有代表性和典型意义的。 　　《倪焕之》在艺术上充分体现了叶绍钧的现实主义创作特色：真实自然、精密细致，富有生活气息，人物形象生动鲜明，江南农村、小镇的风光习俗，以工笔细描。如夏丐尊所评：“一切都逼真，一切都活跃有生气”。 　　《倪焕之》的不足之处是小说的后面部分，写得不够紧凑，倪焕之到达上海参加群众运动，缺乏细致的个性描写。如茅盾所评：人物“在一张彩色的布景前移动”，成为“平面的纸片一样的人物”。这和作者对实际的革命群众运动体验不够有关。

    叶绍钧的小说，最充分地体现了文学研究会所倡导的现实主义主张和艺术特色，又具有自己的鲜明风格。①冷静观察和客观描写。叶绍钧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小说多以教育界生活为题材，以教员(小市民知识分子)为主要描写对象。如实描写，真切细致，长于心理描写和典型细节的刻画，把普通人的生活描写得逼真生动，个性鲜明。他冷静观察世事，对笔下的人物爱憎褒贬分明，但从不在作品中表露、抒发主观感情和议论，“意”寓于客观描写中，寓于人物和言行刻画之中，显示出客观内敛的风度和冷隽含蓄的特色。这也正是现实主义的主要特色。以《潘先生在难中》为例，作者对潘先生的自私、庸俗、没有是非没有原则的小市民劣根性是持批判、否定态度的，但作者在文中却不露声色，只是细腻地描写他在难中的心理、行为，写他说学校有大门、后门而向红十字会要了两面旗子，但一面旗子却插在了自家门口，写他用心地认真地书写歌颂军阀的横幅，等等。在这客观描写中寄寓着作者的主观意向。②同情与讽刺兼备。叶绍钧笔下的人物多数是小市民知识分子(小学教员、小学校长等)，对他们的没有理想没有亮色的灰色生活灰色性格，作者忍不住要刺它一下，《饭》、《潘先生在难中》、《抗争》中的人物为保住饭碗、保住自己利益而对上司的怯弱卑顺、自私自利、背弃诺言，作者都予以讽刺；但作者也同情他们的境遇，深知他们的甘苦，因此，既有讽刺，又有同情。但这种同情、讽刺，都寓于客观描写之中，保持着客观写实的基本风格。③结构多变，精于布局，讲究结尾有余味。《潘先生在难中》以潘先生在军阀混战中如何保 全自己为线索，精心选择典型的生活事件和细节，繁简得当，步步深入剥露小市民劣根性，结尾画龙点睛，遒劲有力，把小市民性格劣点揭示到最深处。《多收了三五斗》选取了丰收后的卖粮这一场面，以“露胸朋友”群像为主角，是一幅动乱农村的灰色剪影，颇有散文风，深刻反映了丰收成灾的畸形社会，结尾余意不尽。④文字整饬、严谨、平实、纯正。不事雕琢·，没有欧化蛛，合乎语法规范，和客观写实的风格显得和谐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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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心的文学创作是多面的，小说、诗歌、散文，都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尤其是散文。而贯串于她的文学创作的，是 “爱”的哲学。冰心的“爱”的哲学，其内容包括母爱(及于亲人之爱、朋友之爱、人类之爱)、童真(爱儿童)、爱自然以及爱祖国。母爱、童真、大自然三者以母爱为中心而有内在联系。童真是母爱的自然延伸，由爱纯真童心而偏爱一切幼小的事物。爱大自然与母爱也一脉相承，她是大自然的女儿，大自然像母爱一样孕育、关怀万物。冰心的爱国主义也和母亲、亲友之爱，对祖国柯山之爱密切相联。可以说，“爱”的哲学是冰心文学创作的摹本思想内容。

　　冰心文学创作中的“爱”的哲学具有净化人的心灵、陶冶人韵情操以及加强作品诗情的作用。她的散文集《寄小读者》，是书信体儿童文学作品，以对儿童的满怀真挚的爱心，报告和记叙了她赴美途中及在美国的生活。“爱”是她散文集的主要内容：父母之爱，兄弟亲人之爱，小朋友的爱，旁及异国儿女的爱，同病者的爱，对动物的爱。在这一切的“爱”中，母爱占着中心。她以女作家特有的细腻深情，回忆着儿时、童年，咀嚼、深味着母爱的深沉博大。这是一种柔情似水的爱、赤子之心的爱，又是一种庄严肃穆、一片虔诚的宗教徒式的爱，一种“要使做儿女的人下泪”的爱。她把对大自然的爱，对天真童心的爱和母爱融 合，把深沉博大的大海比作母亲，把美艳温柔的湖泊比作朋友，译为“慰冰湖”。郁达夫说她“秀丽的山水，……助长了她的情思，美化了她的文体。对父母之爱，对小弟兄小朋友之爱，以及对异国的弱小儿女、同病者的爱，使她的笔底有了像温泉水似的柔情”。冰心的爱祖国的深情也贯串在她的创作中，文中虽对美国的湖光山色赞叹不已，但这一切更加深她对“可爱可敬的五千年的古国’’的怀念。冰心的“爱”的哲学的道德感情力量应充分肯定，在艺术上也使她独树一帜，满蕴诗情。冰心的“爱”的哲学也有局限、不足。对于黑暗残酷的现实，“爱”的哲学显得苍白无力而虚妄。小说《最后的安息》中富家女孩的同情和爱不能挽救童养媳的被虐待致死，童养媳因这同情和爱而最后的“微笑”，“好像接她到极乐世界去”，又是何等苍白无力而虚妄。《超人》中的主人公“世界上的母亲和母亲都是好朋友，世界上的儿子和儿子也都是好朋友”的彻悟，和残酷的现实又是多么不协调。“爱”的哲学并非是解决社会问题的良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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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自清是现代散文大师。他的“美文”数量不多，但精品不少。郁达夫说“他的散文仍能够满贮着那一种诗意，文学研究会的散文作家中，除冰心外，文章之美，要算他了”。他的散文的创作特色有：①真挚深厚的感情注入，也就是说富有至情：父子之情、夫妇之情、儿女之情。他的散文感人至深，历久传诵，不是凭借宏伟的结构、华美的文字，而是凭了其中所表达的真情，如《背影》、《给亡妇》、《儿女》等篇。这些文章以诚实的写作态度，以看似平淡的文字和简单朴素的形式表达了人间真情，平淡中寓腴厚，朴素中见风华，建立了一种纯真朴实的文风。②情景交融的意境刻画。朱自清是写景高手，他观察细致，文字优美传神，善用比喻、比拟、通感等多种表现手法写景状物，传达神韵。秦淮河的桨声灯影，清华园的荷塘月色，梅雨潭的醉人的绿，威尼斯的异国风光，文中有画，都使人似亲临其境。他决不单纯写景，而是融情人景，情景交融。荷塘月色似诗如画的美丽“静”景，反衬出独行的作者的不宁静心境；华灯映水，画舫凌波的秦淮河美景中，流贯着作者梦一般怅惘、幻灭的情思。画中有诗，构成情景交融的深远意境。③缜密精巧的构思。朱自清的散文大多篇幅不长，构思甚见匠心。《背影》选取S常生活中最常见的“背影”为描写的中心，开篇点题，首尾呼应，由远及近，繁简得当，在层层铺垫后引出高潮，浓墨重彩写父亲买桔子过铁路的背影，形象深刻鲜明，父子之情似泉水喷涌而出，结尾以父亲来信和回忆背影作结，再现感情高潮，并造成强烈余波。《荷塘月色》以“心理颇不宁静”始，通篇写的却是淡月掩映下的荷塘美景，从而反映了作者为摆脱不宁静、追求刹那安宁的复杂心境。写荷塘月色，从出门经小径至荷塘复又归来为行文线索，先写荷塘，再写月色，后写池塘周围，从里到外由近及远，把荷塘和月色融合在一起，又展开历史的回忆，从时空转换中透露内在思绪。④语言的美。或质朴如《背影》，或纤秾如《绿》，根据描写内容的需要，有不同的语言特色。总的来说，语言清幽细密优美。还有两个特点：一是文字极富色彩感，呈现出视觉的绘画美；二是爱用叠词，形成散文的节奏感和韵律美，《荷塘月色》、《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中叠词很多，读起来增加了视觉美感。此外，善用比喻比拟，不乏风趣、幽默，也都是他的语言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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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郁达夫小说的思想：①表现了“五四”青年对个性解放的追求和“零余者”的悲哀。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形象，是一些受过现代思潮洗礼的知识分子，他们或在异国日本饱受民族歧视，如《沉沦》中的主人公，或在国内受社会的压迫被世人遗忘，如《春风沉醉的晚上》和《薄奠》中的知识分子主人公。他们有着“性的苦闷”和“生的苦闷”，强烈追求个性的解放，追求异性的爱情。个人的积郁与民族的积郁，使他们愤世嫉俗，孤傲不群，也深感自身的孤凄悲凉。他们与社会不合，茕茕孑立，是生活的“零余者”。他们的气质纤敏柔弱，常为自己的境遇落泪叹息，具有浓重的感伤气息，但内心不乏追求理想生活的热情。“零余者”形象在当时社会的知识分子群中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因而得到较大的社会反响。②爱国主义和人道主义情怀。在《沉沦》、《银灰色的死》等以留日学生为题材的作品中，描写了主人公作为弱国子民所受到的屈辱。《沉沦》主人公在投海自尽前，进发出热爱祖国，希望祖国强盛起来的呼声，表达了鲜明的反帝爱国思想，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民族歧视进行了血泪控诉。这也是作者自身经历的体验。他在谈到《沉沦》时说：“我的抒情时代是在那荒淫残酷、军阀专权的岛国里过的。眼看到祖国的陆沉，身受到异乡的屈辱，与夫所感所思，所经所历的一切，剔括起来，没有一点不是失望，没有一处不是忧伤的，悲鸣出来的，就是那一卷当时很惹起了许多非难的《沉沦》。”回国后所写的《薄奠》、《春风沉醉的晚上》等小说，对人力车夫、烟厂女工等下层劳动者的悲惨的生活命运表达了真诚的同情，赞叹敬佩他们纯朴高尚的品性，控诉了社会的黑暗冷酷，表达了知识分子与劳动者“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思想。③性的描写在郁达夫小说中有着明显的地位。这种性的描写，就其主要倾向而言，第一，具有反叛封建道德、抨击虚伪礼教的意义。人的情欲，人对于异性的渴望要求，是自然的、正常的，应予肯定。封建礼教道德把情欲视为卑鄙的可耻的罪恶的，这是违背人性的、虚伪的。郁达夫对于性的描写不是对性行为、性活动的无意义的展览，而是以真率坦诚的自我暴露、自我解剖的方式，表现他对于纯真爱情的向往追求以及求之而不得的性苦闷以及变态性心理，这是对于长期束缚中国人身心的封建伦理道德的大胆宣战，也有力地揭露了封建道学的虚伪。第二，郁达夫在描写人物的性饥渴、性冲动、性变态以及狎妓嫖娼时，总是伴随着人物严厉的自我谴责和内心搏战，有些作品如《春风沉醉的晚上》等描写了搏战之后灵魂的“净化”、“升华”。第三，郁达夫在描写人物“性的苦闷”时，常与“生的苦闷”紧密联系，赋予性描写以社会意义，如《沉沦》、(春风沉醉的晚上)等。《沉沦》主人公渴望爱情但得不到满足，是和日本军国主义的民族歧视政策密切相关的，成为郁达夫小说 暴露社会不义与罪恶的反证。当然，郁达夫有些小说性描写笔触过于露骨，畸恋、同性恋、变态性心理、性行为描写不够节制，人物心理表现出颓废气息，因而具有一定的消极作用；但是，与“黄色文艺”、“色情描写”是有本质区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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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郁达夫小说的艺术风格具有下列特征：①自我的写真。郁达夫虔信“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的见解。他的小说的主人公多以“自我”为原型，具有“自叙传”色彩。在作品的主人公身上，可以看到他自己的出身、经历、教养、个性、气质等等。、他的小说又较多采取第一人称主观叙事角度，形成具有连贯性的渗透着作家强烈主观色彩的“零余者”形象。“零余者”形象是郁达夫的独特艺术创造，他们是“袋里无钱，心头多恨”，与世不合的知识分子，他们自尊自傲、愤世嫉俗而又自怜自惭、自卑颓唐。 “零余者”形象从早期的《沉沦》到后期的《迟桂花》，其心灵情绪既统一又有发展变化，构成具有时代色彩的“零余者”的心史、情绪史。应当注意的是，“自我写真”小说是艺术作品，不能把它看作是作家的自传或回忆录。“零余者”形象也不能看作只是郁达夫的个人写照，而是五四时期苦闷彷徨而又找不到出路的知识青年的典型。②感伤的抒情。是抒情小说，以抒情为艺术中轴，注重情绪的宣泄倾诉，不注意情节的经营；对忧伤的感情特别感兴趣，因此是感伤的抒情。这既和郁达夫的性格、气质、经历、遭遇密切相关，也和五四时期社会环境、社会心理有关，因而感伤的抒情小说能获得广泛的社会影响与共鸣。抒情的主要方法有二：一是人物心理的细腻描写，特别是抒情主人公的内心自白和潜意识、幻觉的挖掘，既深入表现人物内心的奥秘，成功地刻画了人物形象，又有很大的艺术感染力。二是外在景物的渲染烘托，特别是自然景物的描写，以情定景，以景衬情，弥补了情节单纯的不足，丰富了文章的色彩。③结构的散文化。抒情小说在结构上一般有散文化倾向，因其重抒情而轻情节。郁达夫小说一般是以人物的感情为线索结构成篇，行文随感情起伏变化而流动，似散文的随意散漫。这和传统小说结构以完整的情节为中心，集中紧凑，讲究谋篇布局，因果照应等等显得不同。这种散文化结构利于强化小说的抒情效果。④流丽清新的文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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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郁达夫小说在中国现代小说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①开创和引领了中国现代小说的浪漫主义流派。表现自我、崇尚感情、张扬个性，都是浪漫派文学的特征。这种浪漫主观的抒情小说，由郁达夫开创而影响了一大批青年作家，在五四时期，与鲁迅所开创的现实主义小说流派双峰并峙，造成了五四文学灿烂多元的格局，呼应了五四时期的一个侧面——浪漫而感伤的时代氛围，并影响了以后的一代代作家，使这种浪漫抒情小说绵绵不绝，时现异彩。②郁达夫小说的性描写，是对中国现代小说表现领域的大胆开拓。他在小说领域严肃而深入地探讨作为人的自然本性的性冲动、性心理、性行为以及变态性心理、畸恋等等，探究“灵”与“肉”、“爱”与“欲”冲突的深层奥秘，深入挖掘潜意识、幻觉等内心活动，从而丰富了文学表现领域，并具有道德伦理和心理学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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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闻一多被朱自清誉为五四时期“惟一的爱国诗人”。他的诗集《红烛》、《死水》中的多数诗篇，抒发的是热烈真挚的爱国主义情思。他的爱国主义诗篇主要有四方面内容：①歌颂祖国、思恋祖国。代表诗篇有《太阳吟》、 《忆菊》、 《孤雁》等。《太阳吟》以浪漫主义的想象，极写他在美国留学身处异邦思恋祖国的热烈而痛苦的心情，“太阳!／让我骑着你每日绕行地球一周，地便能天天望见一次家乡。” 《忆菊》以绚烂多彩的色调，热烈赞美“四千年的华胄的名花”秋菊，是西方的“热欲的蔷薇”、“微贱的紫罗兰”无法比拟的，讴歌“我如花的祖国”，表现出闻一多爱国思想的特点：对祖国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的倾心、自豪。②反帝反种族歧视。爱国与反帝紧密联系是闻一多爱国诗篇的又一特点。代表作有《孤雁》、《洗衣歌》、《七子之歌》。 {孤雁}在倾诉身处异域思恋祖国的同时，表达了对“喝醉了弱者的鲜血”的“苍鹰的领土”的无比愤怒情绪，和对“罪恶的黑烟”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强烈谴责。《洗衣歌》反美国社会贱视华人华工的种族歧视，表达了中国人的正气和自豪感，讽刺了美国的“炮舰”文明。③对军阀统治下祖国黑暗现实的失望。代表作有《发现》、《死水》。《发现》抒发了诗人对祖国现实极度失望的感情，“这不是我的中华，不对，不对!”在国外日夜思念心爱的祖国因而赶回来，但祖国却是“噩梦挂着悬崖”的现实。《死水》用象征手法，以“一沟绝望的死水”象征当时的社会，丑恶腐朽，“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没有一丝丝希望。《荒村》、《静夜》等篇抒写了人民的苦难和对祖国、人民命运的关切，这是闻一多爱国思想的又一特点。④对祖国新生的信念。代表作有《一句话》。在这首诗中，他怀着祖国总有一日“铁树开花”的信念，唱着“有一句话能点得着火。／别看五千年没有说破，你猜得透火山的缄默?／说不定是突然着了魔，／突然青天里一个霹雳／爆一声／咱们的中国!”“火”隐喻民众革命，“火山”隐喻民众，“霹雳”隐喻民众革命的声威和力量， “一句话”就是“咱们的中国”，暗示未来的祖国将由民众当家做主，表现诗人对理想中国的向往和坚定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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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闻一多主张新诗应有格律。他的新格律诗理论的核心内容是主张诗的“三美”：音乐美(音节)，绘画美(词藻)，建筑美(节的匀称和句的整齐)。他和徐志摩等新月诗人在《晨报副刊·诗镌》上进行格律诗的创作，被称为格律诗派。《死水》一诗是他最满意的格律诗理论的试验。这首诗，有属于听觉方面的音乐美：每行诗四个音尺(也称音步)，四个音尺组成相同，都是三个两字尺一个三字尺(两个字或三个字构成的音尺的简称)，三字尺的排列位置不尽相同，但不放在诗行最后，而是以二字尺双音节词收尾(或2232，或23222，也有3222)；偶句押韵，每节换韵。这样，读来节奏鲜明、铿锵，音调和谐而有变化，富有旋律美。《死水》在视觉方面富有绘画美、建筑美。绘画美是指词藻绚丽多彩，作者以美写丑，选用了翡翠、桃花、云霞、罗绮、绿酒、白沫等词汇把“一沟绝望的死水”描绘得色彩斑斓，色彩的美衬托出“死水”的丑，表现出诗人对旧中国的憎恶和愤怒。建筑美指节的匀称，每节都是四行；-句的匀称，每句都是九字。闻一多创作的以《死水》为代表的一批格律诗的艺术成就很高，他刻意求工求新，注意炼意、炼句、炼字，构思谨严新颖，想象丰富，意境深远，形象鲜明，比喻新奇，音调和谐，令人称赏。闻一多的新格律诗理论和格律诗创作，在新诗发展史上有一定的意义。文学革命和胡适“诗体大解放”的理论，产生了冲破旧诗格律的自由体白话新诗。郭沫若的《女神》是自由体诗的第一个高峰，但自由体诗在发展过程中发生了粗制滥造、不讲究艺术质量的倾向。一些文学青年以为新诗是最容易制作的，一些新诗实际上只是分行的散文，不讲韵律、节奏，句子或很长或很短，自由松散，过于散文化。闻一多的格律诗理论及其创作，对纠正这种错误倾向，提高新诗艺术质量，起到了积极作用。提倡新诗格律，并非是形式主义。闻一多十分强调新诗的格式是“相体裁衣”，是根据新诗内容的精神创造相应的格式，使其具有精神与形体调和的美。《死水》诗集多数是格律体，但每首诗的格式，如《死水》、《发现》、《洗衣歌》、《静夜》等，都相体裁衣，各有不同，各臻其美。在白话新诗的发展史上，闻一多是继郭沫若之后又一位对新诗的成熟做出划时代贡献的大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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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志摩前期诗集，指《志摩的诗》、 《翡冷翠的一夜》，具有比较积极的思想意义，贯穿着爱祖国、反封建、讲人道的思想线索，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①追求光明与自由的理想，如《婴儿》、《为要寻一个明星》等诗篇。《婴儿》写于北洋军阀直奉战争期间，诗人觉得那段日子是“一团漆黑”，“仿佛整个时代的沉闷盖在我的头上”，他把这种感受凝练为一个受苦受难的产妇形象。他是积极乐观的，相信这痛苦是“婴儿要求出世的征候”，“这苦痛的现在只是准备着一个更光荣的将来，我们要盼望一个洁白的肥胖的活泼的婴儿出世”。这新生的“婴儿”，是徐志摩理想中的新的国家、新的政治、新的人生。徐志摩曾留学英美，他倾心向往的是英国式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和文明。《婴儿》、《为要寻一个明星》等诗，表现出他对这一理想的自信和执著追求。但由于这一理想与中国现实情况的矛盾，作为中国资产阶级开山的诗人，他的内心常流露出悲凉、幻灭之感，尤其是后期诗篇。⑨反映当时中国社会现实生活，这大体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军阀统治下黑暗现实的暴露、诅咒，如《太平景象》、 《大帅》、(人变兽)等；另一方面是对下层人民苦难生活的同情，如《先生!先生!》、《叫化活该》、《盖上几张油纸》等。这两方面常紧密联系表现于同一诗篇中，如《太平景象》、《大帅》写军阀战争中士兵的悲惨命运，写军阀残忍地活埋伤兵；如《先生!先生!》 同情乞讨的小女孩，指斥富者的为富不仁，《叫化活该》则颇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风。这些诗篇，显示了诗人关注现实、憎恨封建军阀、同情下层人民的人道主义倾向，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但也有不能正确解释苦难的根源和铲除罪恶的途径的局限。一些诗篇用兽性来解释罪恶现象和宣扬以忏悔来恢复天性消除罪恶。③爱情诗。这是徐志摩最有特色的诗篇，如《这是一个懦怯的世界》、《决断》、《翡冷翠的一夜》等。这些诗篇，表现了对纯真的爱情的热烈追求和赞唱，表达了自由恋爱而勇于向于变化。③章法整饬，灵活多样，讲究诗形美。整饬中各诗的章法、句法、韵脚富有变化，注意长短句、高低行的错落有致，呈现出灵活多样的体式。④词藻华美，风格明丽。如《再别康桥》运用华丽的词藻织成了色彩明丽的画面。此外，徐志摩的抒情诗感情浓烈，想象丰富，比喻新鲜，显示出浪漫主义的鲜明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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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蚀》由三个系列中篇《幻灭》、《动摇》、《追求》组成，以北伐革命时期及革命失败后一群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的生活经历和心灵历程为题材，表现“现代青年在革命壮潮中所经过的三个时期： (1)革命前夕的亢昂兴奋和革命既到面前时的幻灭；(2)革命斗争激烈时的动摇；(3)幻灭动摇后不甘寂寞尚思作最后之追求”。这是《蚀》的总主题。①《幻灭》的主人公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静女士。她的特点是不断的“幻想破灭”，因为她的关在小资产阶级天地里的“幻想”，一接触现实生活必然要“幻灭”。她从外省来到上海，试图安心读书，但又感到空虚，想从爱情中寻求感情的慰藉寄托。她被大学同学抱素的“甜言蜜语”感动而接受了他的“爱”，但刚委身于他而很快就发现抱素是个女性玩弄者和军阀暗探，她“幻灭”、消沉。在进步同学李克等帮助下，她到武汉参加革命工作。她热烈地向往、憧憬那光明的革命新生活，但是一接触革命工作实际，她又不满意而感到“幻灭”。两月中她换了三次工作：做政治宣传工作，她觉得像是“卖膏药”，无聊；做妇女会工作，也觉得无聊；在省工会办事，也还是烦闷。静女士对革命的“幻灭”，主要是对革命抱着罗曼蒂克的幻想，正如鲁迅所说：“革命尤其是现实的事，需要各种卑贱的，麻烦的工作，决不如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浪漫……所以对于革命抱着罗曼蒂克的幻想的人，一和革命接近，一到革命进行，便容易失望。”最后静女士当了护士，护理北伐军伤员，并和北伐军受伤的强连长相爱，感受到了“有生以来第一次愉快的生活”。但欢乐的一周过后强连长重返前线，静女士又一次经受“幻灭”的悲哀。静女士形象颇具典型意味。静女士的空虚烦闷,是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处身于黑暗腐败社会的一种时代病；他们追求革命，但对革命抱着罗曼蒂克幻想，产生失望和幻灭感，这是小资产阶级劣根性的典型表现。②《动摇》中的主人公方罗兰是上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作品反映的是1927年春夏之交湖北一个小县城的风波，其时蒋介石集团已叛变革命，武汉政府中汪精卫集团处于叛变前夕，斗争极其复杂尖锐。作品以较大场面反映了那一时期的政治风云变幻：工农群众组织、武装起来镇压反动派，土豪劣 绅、反动店东进行破坏与反革命暴乱。在这革命与反革命斗争极其尖锐的时代，方罗兰身居县党部执委、商民部长要职，却立场动摇，左右摇摆。他迷茫惶惑，软弱无力，不知道如何办是好?他一方面看到土豪劣绅制造恐怖气氛觉得不镇压不得了，但对工农武装纠察队却又心怀不安和恐惧。他对混进工会内部的土豪劣绅胡国光打击不力，甚至当反革命势力制造暴乱，妇女会的三个妇女被流氓奸杀血淋淋裸体陈尸街头，群众团体要求枪毙暴乱的流氓时，他却想着“要宽大，要中和，惟有宽大中和才能消弭那可怕的仇杀”。这种动摇、妥协助长了反革命势力，使革命遭受重大损失。方罗兰在政治斗争中“动摇”的性格特点，也正是小 资产阶级的特性，具有典型意义。小说还设置了方罗兰在恋爱上的“动摇”情节，在纯情的妻子梅丽和浪漫的新女性孙舞阳之间矛盾、动摇，使方罗兰的“动摇”特性更丰满。③《追求》反映的是大革命失败后，一群从北伐革命中退下来的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他们不甘于寂寞，思作最后之追求。张曼青寄希望于教育事业，王仲昭搞报纸改革，他们也多有爱情 追求。怀疑主义、失败主义者史循追求死亡，章秋柳以追求感官享乐来报复黑暗社会，最后想以改造史循为自己追求的目标，但他们的追求最后都以失败告终。张曼青任课班级的学生被扣上“蔑视党义的功课，罪同反革命”的帽子遭到“全班开除”的处分，张曼青虽据理为学生辩护而终无力保护学生，他的教育救国的追求彻底失败。他所追求的理想爱人，结婚后才发觉是一个庸俗而嫉妒的悍妇。王仲昭的半步主义新闻改革也完全失败，理想的爱人虽然追求到手却突遇车祸，“在到手的一刹那间改变了面目。”史循连追求死亡的自杀也一次次失败。在章秋柳的“改造”下，史循有了“复活”的迹象，却突发急病死去，章秋柳的“追求”也彻底失败。他们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们没有找到正确的道路。他们虽然不和那个黑暗社会同流合污，但他们的改良色彩的病态的追求和反抗，既不为黑暗社会所容许，也丝毫无损于黑暗社会。但正确的道路在哪里呢?作者当时也处于迷惘中。《追求》既客观地描写了一群从j匕伐前线退下来的进步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不甘寂寞在人生道路上的继续追求，使我们感受到了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和环境中部分小资产阶级复杂独特的心态；而他们的追求无一不以失败告终，固然有追求道路不当的原因，也表现了作者在大革命失败后一段时间里的愤激、迷惘、消极、悲观情绪，作者自己也称《追求》为“狂乱的混合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