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城》是一首抒情的诗，一曲浪漫主义的牧歌。①《边城》抒情的诗意，表现在对人物“美”的内心世界的揭示，尤其是对青春少女翠翠纯真的性心理所表现的各种情态，通过白描式的外部刻画与细致人微的心理描写予以诗意的表现。作者擅长于将人物的语言、行动描写与心理描写结合起来。例如翠翠摆渡时见到傩送，作者写她“抿着”嘴，“不声不响”，“很自负”地拉缆等几个动作，便把她见到钟情的人时内心的羞涩而又自矜、激动而又自尊的心情传达出来。②作者将故事安排在青山翠竹绿水古城的优美环境中展开，穿插了对歌、赛龙舟等等风俗的描写，形成诗情画意的优美意境，使作品具有浓浓的乡土文学色彩。端午节赛龙舟、放鸭子的风俗描写，和故事紧紧结合。因为看龙舟捉鸭子翠翠才和傩送相识产生恋情，而看龙舟引出了“碾坊”与“渡船”作为“陪嫁”选择的矛盾等等，这种把人物活动置于一幅幅风情风俗画面上的描写，加强了作品的诗意和民俗色彩。翠翠在梦中听到傩送缠绵的歌声梦见自己随歌声飞到崖上采虎耳草，既深入揭示了翠翠隐藏的心灵世界，又是一种极富有诗意的空灵蕴藉的艺术境界。③小说结构寓严谨于疏放，自然流畅如行云流水。全篇21节，每节是一幅相对独立的风情画，围绕翠翠的爱情故事逐步展开。情节集中单纯：以天保、傩送与翠翠的爱情纠葛为经线、为明线，以老船夫关心、撮合外孙女婚姻为纬线，以王团总想嫁女给傩送、以“碾坊”作陪嫁为暗线，经纬交织，明暗结合，将情节的单纯性与复杂性结合，衍生波澜，烘托内在情绪节奏。④《边城》运用的是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边 城”世界是理想的“现实”，而并非对当时湘西现实社会的写真。这是一个没有阶级对立、经济利益冲突、人际关系矛盾的世界，一个自然和谐、返璞归真的人性的理想境界，具有牧歌的风格。结尾也采取比较平和的结局：“这个人(指傩送)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具有余味袅袅的牧歌情韵。

沈从文短篇小说的思想：①对湘西劳动人民悲惨命运的关注、同情，揭露旧社会的黑暗。《丈夫》描写一个青年农民进城看望当船妓的妻子，目睹妻子被兵士、巡官蹂躏，自己也被人格凌辱，麻木的灵魂终于有了人的自尊的初步觉醒，带着妻子回乡下去了。小说揭露了年轻农妇当船妓在那里并非是个别现象，因为农民整年劳动，辛勤的收获被上面征收去大半，农民节衣缩食也无法维持全年的最低生活，于是妻子到城里当船妓成为一种普遍平常的现象。他们也称之为“做生意”，丑恶畸形的现象被认为正常平常事。在经济压迫和金钱魔力下人性畸变，那位年轻的农民丈夫在见到水保后认为这是妻子的财神爷，而高兴得两次 唱起歌来，人性的麻木被描写得惊心动魄，倾注了作家的深深的悲哀，并深刻揭露和批判了造成这种现象的社会根源。“丈夫”的觉醒也寄寓了作者对这些社会不幸儿的深切期望。《牛》、《菜园》、《贵生》等等也都表达了对劳动穷苦群众悲惨命运的深厚同情和对黑暗社会的暴露、批判。②对现代都市文明的嘲讽与批判。《绅士的太太》揭露了绅士、太太、少爷这些上流社会的人物表面上尊贵不凡，实际上男盗女娼的假道学、假文明内质。《八骏图》是讽刺知识分子的代表作，作品中的八位专家学者教授们都是假正经假道学，他们恪守“道德”奢谈文明而压制自己的人性形成性变态。这是作者对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的“阉寺性”问题的嘲讽与批判。③对湘西完美人性的表现与思考。在沈从文湘西题材的短篇小说中，表现的是“优美、自然”的人性思想，而又以表现青年男女的性爱作为切人视角与中心话题。《柏子》写船夫柏子与妇人之间男欢女爱的故事。柏子年轻健壮，每一两个月将赚来的钱交给妇人，与妇人欢爱后精神抖擞地出行期盼着下一次的欢会，妇人也掐算着日子等待柏子归来。他们之间并无名分的规定，联系他们的情爱。妇人有“食”的渴望，柏子有“色”的需求，两人共同创造了食色和爱情的传奇，其中包含着人的自然性与人性本真的哲学思考。《萧萧》中童养媳萧萧野合怀孕而没有被“沉潭”，她生下野儿子后全家欢喜堂而皇之地成为小丈夫的媳妇，宗法“规矩”让位并服从于纯朴自然的人性。④重建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创作用意。沈从文的小说里有湘西人性世界和都市文明世界两个并存的世界，他是用湘西人性世界反观和批判都市文明世界，而统一于完美人性的思考、表现和重建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创作用意。作者追求的完美人性，是一种未被城市文明扭曲的归真返璞、纯朴自然的人性，带有原始性 态的“野性”，他的小说中大胆描写幽会、野合等。他是要将这分蛮野气质来引燃古老民族的青春火焰，重建民族文化心理结构。这是他的人性小说与一般性爱小说和黄色小说的根本区别。

    曹禺的剧作是中国话剧艺术成熟的标志，具有结构严谨，戏剧冲突尖锐，人物性格鲜明，语言个性化，且具动作性、抒情性等艺术特色。如《雷雨》的戏剧冲突，有蘩漪与周朴园的追求个性自由幸福和封建专制家长制统治的矛盾冲突，有侍萍与周朴园的被损害的下层劳动妇女与地主资产阶级的矛盾冲突，有鲁大海与周朴园的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冲突，有蘩漪、周萍、四风之间的复杂的情爱纠葛冲突，这些矛盾冲突都是尖锐不可调和的，又由血缘关系而使矛盾冲突纠结在一起更为复杂而尖锐。时间跨度长达三十年。作者采取锁闭式结构，从戏剧“危机”人手，把剧情浓缩在不到二十四小时内，地点主要是在周公馆，时间集中，地点集中。巧妙地运用幕前情节推动现在的剧情，情节发展波澜起伏，不断推进直至高潮，各种复杂的情爱关系、血缘关系全部暴露，现存秩序再也无法维持，迅速导致三死两疯的大悲剧结局。结构之严谨，冲突之尖锐，令人叹为观止。《日出》采取横截面结构，用众多人生的零碎来揭露半殖民地都市社会，虽人物众多，无中心事件，但仍保持冲突尖锐、结构严谨特色。《原野》、《北京人》这种特色也很鲜明。曹禺剧作的人物都个性鲜明，形象生动，富有内涵，主要人物蘩漪、周朴园、陈白露、金子、仇虎、愫芳等等各具艺术光彩，富有典型意义，即使是次要人物如鲁贵、顾八奶奶、胡四、江泰等等，也令人过目不忘。曹禺的戏剧语言极有成就，一是个性化，符合剧中人物的年龄身分、文化教养、情趣爱好和性格特征，符合规定情境和人物当时心态；二是富有动作性，如《雷雨》中周朴园和侍萍三十年后相见的一场戏，两人的每一句台词，都是心灵的试探和冲突，不断推动剧情向前发展，深深吸引着观众；三是抒情性，一些台词写得诗意盎然，回肠荡气。如愫芳对瑞贞的感情倾诉，侍萍得知四凤和周萍关系后的向天倾诉等，都给人以强大的感情冲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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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朴园是带有浓厚封建性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雷雨》悲剧的罪魁元凶。剧本以三条线索刻画和暴露他。第一条线索是从周家内部，主要是从他与蘩漪的矛盾冲突来表现。他自诩他的家庭是“最圆满最有秩序”的家庭，其实质就是以他为绝对权威的封建家长制，任何人都必须服从于他的意旨。他专横暴戾、冷酷无情地压制、摧毁家中一切人的个性、尊严和自由思想，使公馆成为能窒息人的黑暗王国，他就是黑暗王国中的专制魔王。这最突出的表现于他和蘩漪的关系中。蘩漪是有个性、有思想、追求幸福的女性，在周公馆这个黑暗牢笼十八年，形成她悒郁乖戾的个性。周朴园却说她有神经病，逼着她看病吃药。第一幕中的吃药一场戏，作者采取“大写特写”的戏剧手法，突出表现周朴园的专横暴戾、冷酷无情的性格特征。蘩漪不愿吃周朴园让她吃的这种治神经病的药，但周朴园在全家人面前一定要她吃，蘩漪反抗、恳求都不行，留着晚上吃也不行。周朴园当着周萍、周冲的面严厉训斥蘩漪“不要任性”，逼着周萍到蘩漪面前跪下要蘩漪吃药，冷酷地说“应当替孩子做个服从的榜样”，使蘩漪气得泪流满面而又无奈地一气喝下这苦药。正是周朴园的专制冷酷，造成了蘩漪与周萍畸形反抗的乱伦关系，摧毁了周冲向往自由平等的美丽幻想。蘩漪、周冲、周萍的悲剧，都是周朴园的封建专制造成的。第二条线索是周朴园和侍萍的关系，三十年前他为了要娶有钱有门第的小姐，逼着生第二个孩子三天的侍萍在大雪天离开周家，造成侍萍一生的不幸、痛苦，这是地主资产阶级少爷对下层妇女的损害和罪恶。在以为侍萍死后，又把侍萍作为他的第一位夫人怀念，似乎他是一个非常有情有义的社会道德的模范；但是当侍萍出现在他面前时，他认为会有损他的声誉，脸色一变声色俱厉，还想用钱来封侍萍的口和赎自己的罪，充分表现他的伪善和把一切都看作是赤裸裸的金钱关系的本质。当然，他对侍萍的怀念并不完全是作假，因为侍萍年轻时漂亮而性格温顺。他对侍萍做了那样绝情又伤天害理的事而有一种内疚和赎罪感，他以虔诚怀念来补过而自以为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但是侍萍出现于他面前时，他的态度则是对他的怀念的虚伪性的最本质的揭露。第三条线索是他和以鲁大海为代表的工人的关系。他故意淹死民工发昧心财，他指使警察开枪打死罢工工人， 他使用利诱收买手段破坏工人运动，充分暴露了他的反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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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雨》对封建性资产阶级家庭罪恶的暴露，一是通过周朴园对家庭的家长制专制统治及其恶果表现出来。周朴园使周家成为一个没有一点自由民主气息的黑暗王国，把聪明美丽的蘩漪压制得性情悒郁乖戾，使周萍恨他又怕他，导致蘩漪和周萍乱伦，使周冲美丽的幻想破灭；二是通过周朴园对侍萍始乱终弃导致侍萍不幸的一生表现出来。这是封建性资产阶级家庭常有的对下层妇女的侵害。《雷雨》中复杂的血缘关系也由此种定，最后造成三死两疯的悲剧结局，这是封建性资产阶级家庭罪恶的恶果。这些描写，尤其是第一点，具有强烈反封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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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骆驼祥子》的艺术特色主要有三点。①结构紧凑集中，以祥子买车三起三落的遭遇为主线，以祥子和虎妞的“爱情”纠葛为中心，两相交织成一个整体。以祥子的挣钱买车三起三落，展示了人和车厂等场景，以祥子和虎妞的结婚，展示了北京大杂院底层人民的生活；描写了车厂主刘四、孙侦探、大学教授曹先生，老马祖孙和二强子等车夫，小福子和绰号“白面口袋”等娼妓。对这些生活场景和人物的描写，扩大了作品的生活容量，但并不枝蔓开去，而是紧紧围绕样子悲剧，构成祥子悲剧的深广背景。小福子的形象令人难忘，她为了两个幼小的弟弟沦为暗娼，但在祥子心中她是清白干净的，这从另一侧面展示了祥子的人生悲剧：他所追求的却终无法得到。②丰富、多变、细腻的心理描写。祥子性格内向，不善言辞，作者侧重以心理描写刻画样子形象。或通过祥子的动作情态刻画心理；或通过简短的话语表现人物心理；或通过祥子眼中人物、景物的变化展示人物心理，如祥子和虎妞结婚之夜，祥子眼里的虎妞“像人，又像什么凶恶的走兽”等；或通过作者的剖析，等等。作者的心理剖析有一个特点：饱含感情色彩。例如祥子在被孙侦探敲诈去了他第二次积攒的所有钱后，作品写着：“谁都有办法，哪里都有路子，只有样子跑不了，因为他是个拉车的。一个拉车的吞的是粗粮，流出来的是血；他要卖最大的力气，得最低的报酬，要立在人间的最低处，等着一切人一切法一切困苦的鞭打。……他领略了一切苦处，他的口张不开，像个哑巴。买车，车丢了；省钱，钱丢了；自己一切的努力只为别人来欺侮。谁也不敢招惹，连条野狗也得躲着，临完还是被人欺侮得出不来气。”这一段，是对祥子当时的心理剖析，也是作者对祥子悲惨命运向社会发出的血泪控诉，两者融合得非常好，充满着感情力量。《骆驼样子》中的心理剖析不是冷静的客观的，而是渗透了作者主观热烈的情感，因而以情动人。③浓烈的“京味儿”。一是表现在对北京民俗风情、地理风貌、自然景观的描写，透出浓浓的北京地方色彩，而且这些描写都和人物的身分、心理融合在一起。如著名的烈日和暴雨下样子拉车的那大段描写。二是表现在小说的语言上，是北京口语的提炼，“京味’’特浓，并有选择地采用一些并不冷僻的北京土语。人物语言是个性化的北京口语，叙述语言也是流畅的北京口语，全无欧化或书卷气知识分子腔。简洁干净，俗而显雅，极生动而富表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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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蘩漪是一个鲜明独特、复杂而富有深度的艺术形象。她的性格是悒郁乖戾、热情强悍、极端而尖锐的一种悲剧性格。这种性格的形成是由于封建性的家庭和社会环境。蘩漪聪明美丽，有个性，她说“人家说一句，我就要听一句，那是违背我的本性的”。而周朴园要的是“服从”，他冷酷无情地压制、摧毁蘩漪的个性尊严。就在周家这封建牢笼中，她被折磨了十八年，这是她悒郁乖戾、极端而尖锐的性格形成的典型环境。三年前，周萍从乡下出来，还带着乡野土气，痛恨周朴园的专制，对蘩漪说“愿他死，就是犯了灭伦的罪也干”。这带有引诱性的话，燃起了蘩漪的被压制的情热。作为一个女人，尤其是蘩漪这样热情而有个性的女人，她需要爱、能爱，“她有火炽的热情，一颗强悍的心，她敢冲破一切的桎梏，做一次困兽的斗”。她不顾一切地把自己的一切：身体、性命、名誉交给了周萍。但是，日子一长，周萍从恨父亲变为佩服周朴园，悔恨和蘩漪的关系，他要摆脱蘩漪离开周公馆。蘩漪的性格，不能忍受父子两代人的欺负，不能再忍受独自在能闷死人的周家生活，她要做一次困兽的搏斗，她要破坏周萍和四凤的关系，她要拉住周萍。她的反抗是极端的、尖锐的、不顾一切的，她是《雷雨》中最具有“雷雨”性格的人物。在《雷雨》中，是她以最尖锐的语言揖露和控诉周朴园和周家的罪恶，撕破他们道德家、慈善家的伪善面目；是她对专制暴君周朴园进行一次又一次正面交锋，是她推动剧情向高潮前进，是她甚至当着自己的亲生儿子周冲以及众人的面，公开自己和周萍的关系，发出“她也是要一个男人真爱她，要真真活着的女人”的人性呼声，控诉“阎王”周朴园和“监狱似的周公馆”。蘩漪这种不顾一切的行为是被逼的，因为蘩漪知道周朴园罪恶的底细，所以他说蘩漪有精神病，还要人人都看蘩漪是疯子，蘩漪说“最后铁链子锁着我，那我真就成了疯子了”。绝望的可怕的前途使蘩漪走向了最尖锐而极端的困兽之斗，也彻底粉碎了周朴园维护的“最圆满、最有秩序”的封建专制家庭。蘩漪形象的典型意义在于深刻揭露了带封建性的资产阶级家庭压抑、践踏人性、蔑视人的尊严的罪恶，激起人们对不幸妇女悲惨命运的同情和对于人的地位、人的尊严、人的权利的深沉思考，把反封建家庭的罪恶与个性解放联系起来，使剧本具有崭新的时代内容。蘩漪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具有艺术魅力的女性形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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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出》的思想是暴露半殖民地大都市黑暗糜烂面，控诉“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剧本通过对半殖民地都市群丑的出色描绘暴露社会的黑暗糜烂。这里有工于心计、善耍手腕的银行经理潘月亭，有费尽心机往上爬、卑躬屈膝不顾人格的李石清，有搔首弄姿、俗不可耐的富孀顾八奶奶，有招摇撞骗的“高等华人”洋奴张乔治，有油头粉面、不知羞耻的面首胡四，有媚富欺贫、奴相十足的茶房王福升，有凶神恶煞的流氓爪牙黑三，还有那没有出场的心狠手辣的公债市场魔王、企图强占“小东西”的金八。这些都市群丑聚在陈白露寓所里寻欢作乐，而又尔虞我诈，勾心斗角，尤其是潘月亭和李石清的关系和冲突，写得曲折紧张，波澜起伏，充分暴露了被金钱扭曲了的畸形人性。群丑是“有余”者，做的另一件事是压迫、损害“不足”者。“小东西”被金八、黑三卖进妓院火坑；小职员黄省三为了一个月十块二毛五的薪水，肺烂了还要在桌上夜以继日抄写，潘月亭解雇了他，不听他哀告把他打出门外，他走投无路毒死了自己三个孩子后自尽被救发了疯。剧本描写了他们的悲惨命运，也描写了他们善良、忠厚和倔强的品性。“小东西”敢于打金八的耳光，虽被卖进火坑而不甘受辱沦落以死反抗，妓女翠喜虽陷于火坑但却保留“有一颗金子似的心”，对“小东西”有着出自内心的同情和爱护。剧本正是通过对都市群丑和下层被侮辱被剥夺者的描写，反映了20世纪30年代半殖民地中国大都市光怪陆离的社会生活图景，一方面是剥削者、“有余者”贪得无厌，为所欲为，腐化堕落，醉生梦死；另一方面是被损害者、“不足者”备受压榨侮辱。“有余者”和“不足者”形成强烈对比，表达了控诉“损不足以奉有余”的黑暗社会的主题。 “日出”-具有象征意义，意思是不公平不合理的黑暗社会应当而且必然会被光明的社会所代替。剧本中所描写的事情和人物都是“日出”以前的，即使是那个表示要跟金八拼一拼的方达生，也不是“光明”的代表。但作者在结尾安排了太阳升起背景下幕后建筑工人的夯歌声，以及剧本曾多次引用的“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的警语，为剧本暗示了“一种令人兴奋的希望”，“一个伟大的未来”，虽然表现得抽象笼统，却也是剧本所要表达的重要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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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白露是一个性格复杂的艺术形象。剧本中她的身份是半殖民地大都市中的交际花。一方面，她习惯于奢侈的物质生活享受，住在高级旅馆里，爱慕虚荣，追求刺激，“要人养活我”，“要舒服”，“出门要坐汽车，应酬要穿好衣服”，“要玩”，“要跳舞’，“要热闹”，等等。这需要金钱财富，她没有。为此，她和带流氓气的银行经理潘月亭、洋奴气十足的高等华人张乔治、庸俗不堪的富孀顾八奶奶等都市群丑厮混，强颜欢笑，博取他们的欢心，维持她习惯的享乐生活。她很骄傲，自尊心很强，理直气壮地说：“我弄来的钱是牺牲过我最宝贵的东西换来的……我对男人尽过女人最可怜的义务，我享着女人应该享的权利。”这说得有点自欺欺人，因为这实际上是出卖色相、自甘堕落的生活。另一方面，她精神上又厌恶这种生活，内心里厌恶、鄙视张乔治、顾八奶奶这类人，“一种嘲讽的笑总挂在嘴角，神态不时地露出倦怠和厌恶”，夜阑人散，会有一种没有归宿的空虚感。陈白露出身于书香门第，女校的高材生，曾经有过青春、活泼、清纯的少女“竹均”时代。家庭败落，她一个人出来闯，很容易地走上漂亮聪明女孩子常有的电影明星、红舞女、交际花的道路，习惯于这种挥霍奢侈的生活方式。为爱情她曾经飞出过这生活的狭的笼，但她像那习惯于金丝笼的鸟，失掉了在自由的树林里盘旋的能力和兴趣，又厌烦于婚后两人生活的平淡无聊，就又回到这丑恶的生活圈子里，但又不甘心这种漂泊无依的非独立的生活。她玩世不恭，游戏人间，而实际上是社会群丑玩弄她。她清醒地知道自己生活在黑暗中，但她沉溺太深无法自拔。她“人心未尽”，因此和天真的方达生能有一定的感情交流，有正义感不能自救却想救人，为“小东西”打金八高兴叫好，为拯救小东西甘冒风险，这里表现出她敢作敢为的倔强性格。她念着“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而自杀。她成为那个黑暗社会的寄生物、殉葬品。陈白露悲剧的意义在于揭露了金钱物欲世界对人性的异化、扭曲，使一个漂亮聪明的年轻女人走上自我毁灭的道路，激起人们对金钱社会的憎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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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人》的主题是埋葬旧生活、走向新生活。这一主题是通过虚实结合手法写现在、过去和未来的“北京人”而得到表现的。现在的北京人是实写，剧作写了曾家这个封建性的大家庭。主要人物有封建家长曾皓，儿子曾文清，儿媳曾思懿，姑爷江泰，以及外甥女愫芳，孙媳瑞贞等。曾皓自私、吝啬、怕死，他在愫芳面前总是表现自己衰老多病，一天也不能离开愫芳的照顾，而不考虑愫芳的前途；他最关心的是他的寿材，每年都要漆几遍，漆了15年，上过一百多道漆，是他的命根子，但他又非常怕死。曾文清是封建家庭培育出来的废物，外表温文儒雅，清奇飘逸，会赋诗作画，下棋品茶，喜欢养鸟喂鸽子，但什么事都不想做不会做，还抽鸦片，性格是“爱不敢爱，恨不敢恨，哭不敢哭，喊不敢喊”。在妻子曾思懿的挖苦、逼迫下，他下决心离家出去做事，不混出点名堂不回来。但离家一个多月回来了，封建家庭培育起来的废物是经不起现代社会的风浪、找不到在现代生活中的位置的，最后自杀了。曾思懿是封建家庭中王熙风式的人物。她也是封建士大夫家庭熏陶出来的女人，但没有曾文清那种文化素养。她自私泼悍，口蜜腹剑，笑里藏刀，诡计多端。她策划中秋讨账的“戏”要曾皓交出存折，她强送曾皓进医院为了怕曾皓死在家里房子卖不出去，她使尽计谋强行把曾皓棺材抵债；她在家里没有一天给曾文清好气受，逼迫得曾文清离家却又说我没逼你做事；对慷芳视若眼中钉又装出一副同情、关心的样子，谋划让愫芳做曾文清小老婆好一辈子侍候她。这个人物在艺术上塑造得有血有肉。江泰也是一个废物，只会说大话，常做发财梦骗人骗己，什么事都做不成。他夸口说认识朋友可借钱却拿了妻子的一点钱出去喝得酩酊大醉，在家里人焦急等他借钱回来还债时，他却醉熏熏地被警察押送回来。这一群现代北京人空虚、怯懦、腐朽，随着封建家庭的败落，表现了埋葬旧生活的主题。瑞贞是剧中一代新人，她忍受不了封建家庭的腐朽气息，一意要离家出去。愫芳是剧中最感人的艺术形象。她出身于江南名门，受封建士大夫文化熏陶，父母双亡，寄居在姨父曾皓家里。她爱曾文清，是精神上的苦恋者，爱得极其痴情、纯真，她把自己对生活的追求与向往寄托在曾文清身上，以曾文清在外面成了“人”为自己最大的欣慰与幸福。因为她与曾文清的微妙关系，常受曾思懿话中带刺的精神折磨。她性格温柔文静，沉默忧伤，忍受着寄人篱下、看人眼色的生活，忍受着曾皓和曾思懿对她的精神折磨。她的性格中最具有美学价值的是：宁愿牺牲自己，但愿能使别人快乐的道德情操。她自愿留在曾家就是希望曾文清在外面成了“人”。她坚信这一点，以为除非“天真的能塌”，曾文清是不会回来的。但是曾文清经不起风浪又回到腐朽的封建家庭，破灭了她对生活的一点向往。愫芳性格有坚强的一面，她说：“人总该有忍不下去的时候”，她在剧中第一个喊出“这样活着是为什么呀”，表现了她对旧生活的否定。最后她跟瑞贞一起出走，向过去告别，面向未来，表现了埋葬旧生活，走向新生活的主题。她们又是未来的北京人，未来是虚写。剧作还虚写了过去的“北京人”：房客人类学者袁任敢的北京猿人模型。通过袁任敢之口说原始“北京人”：要爱就爱，要恨就恨，要哭就哭，要喊就喊，不怕死，也不怕生”的精神特征和那种“没有礼教来束缚，没有文明来捆绑，没有欺诈，没有阴险，没有陷害……”的社会生活。剧作以人类祖先“北京人”作：对照反衬，批判不肖子孙——现在的北京人，进一步揭示题旨，并在一定程度上寄寓了作者对未来生活的社会理想和追求。最后瑞贞和愫芳出走碰到大门上锁，“北京人”以粗重有力的声音说“我——们——打——开，跟——我——来”，象征“北京人”给予她们冲决罗网的力量，引导她们走向光明。过去的“北京人”又具有未来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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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人》的戏剧冲突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曾思懿与曾皓之间，二是曾思懿与曾文清、愫芳之间。曾思懿与曾皓的冲突是封建家庭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第一幕，曾思懿策划了一场中秋讨账的戏。她装出恭敬温顺的样子，向公公诉说中秋节到了，外面的许多账要还，请曾皓做主。即刻各商家纷纷登门讨账，骂骂咧咧。其实这是她要债权人在中秋请客吃饭之时来的，目的是使曾皓被迫交出存折。曾皓对曾思懿了解很清楚，说家里第一个不是东西的便是这个儿媳妇，但他老谋深算，从不说自己有钱，也不说自己没有钱，其实这个家坐吃山空，银行存折上已不名一文了。第二幕，曾皓中了痰厥，曾思懿不顾众人反对，强要送曾皓进医院。曾皓抓住门不肯离家，她硬是把曾皓的手掰开掰出血来强送医院，名为救人，实际上是知道曾皓已无一文，害怕曾皓死在家里，房子卖不出去。第三幕，暴发户杜家讨债，指名要曾皓的寿材抵债，寿材是曾皓的命根子，漆了十五年上过100多道漆，不管曾皓如何难过哭嚎，曾思懿也使尽手段将棺材抬给杜家，目的是把押给杜家的房子留下来，日后好卖大价钱。曾皓了解曾思懿的用心，但也只能无奈哀叹。这一矛盾冲突揭露了封建大厦将倾时内部斗争的冷酷无情，为了夺取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而做残酷争斗，封建伦理道德的虚伪性暴露无遗，封建家长的权威也荡然无存，这是封建制度末世的特征。在这矛盾冲突中曾思懿的自私泼悍、诡计多端、笑里藏刀；曾皓的自私怕死和无奈得到充分表现。

    曾思懿与曾文清、愫芳之间的矛盾冲突，既是性格冲突，又夹杂着微妙的感情纠葛。曾思懿和曾文清是貌合神离的夫妻，两人的性格对立是那么明显。曾文清文雅，曾思懿粗野；曾文清懦弱，曾思懿泼悍；曾文清是百无一能的废物，曾思懿是能说会道工于心计的能人；曾文清言不及经济，曾思懿自私自利，唯利是图。因此，两人的冲突表现为曾思懿没有一天不给曾文清气受，骂他挖苦他逼他出走，而曾文清则忍气吞声逆来顺受一再忍让。又因愫芳和曾文清精神上的相爱使三人之间的矛盾冲突更为复杂曲折。曾思懿总是对愫芳、曾文清笑里藏刀、话中带刺，给愫芳以精神折磨。她视愫芳为眼中钉，却又装出关心愫芳的样子，一会儿要愫芳嫁给人类学者袁任敢，一会儿又盘算要愫芳做曾文清的小老婆，好侍候她一辈子。愫芳对她总是忍让，但在自己的终身大事上却有坚强的一面，并最后出走。这一复杂的冲突把三个人的性格刻画得血肉丰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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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青诗作的独特风格是：①对多灾多难的祖国、民族、土地、人民尤其是农村劳动人民的爱，感情深沉；前期诗歌带有“忧郁”的感情色彩和“漂泊的情愫”。以《大堰河——我的保姆》为例，诗篇抒发了对乳母大堰河的深厚真挚的爱，以铺陈手法，塑造和赞颂了这一农村妇女勤劳善良的动人形象，对造成她一家悲惨命运的“不公道世界”发出“咒语”。这首诗不仅是呈献给保姆个人的，同时又是“呈给你的儿子们，我的弟兄们／呈给大地上的一切的／我的大堰河般的保姆和她们的儿子。”诗歌带有忧郁色彩，因为大堰河生得艰辛，死得凄凉，一家人谋生无着，家破人亡。这种忧郁的色彩源于对灾难深重的祖国和人民的深情，增加了诗歌的动人力量。②对光明的热烈向往、追求和火一般燃烧的热情。这是艾青诗歌的重要因素。在前期诗歌中，忧郁的色彩常伴随对光明的向往，后期，忧郁色彩消减，光明因素增强。如诗集《北方》，既抒写了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的痛苦和不幸，又歌颂了民族奋起抗敌的热情和乐观信念。在《北方》一诗中，诗人怀着深情吟唱着北国的“悲哀”，赞美北国人民的勤劳勇敢，“他们为保卫土地，从不曾屈辱过一次。”长诗《向太阳》则是对光明、对民族觉醒奋起抗敌的赞歌。③鲜明深刻的意象和浓郁的诗情，想象丰富，比喻新鲜，有色调，有光彩，诗中有画，革命现实主义融进了象征主义、浪漫主义艺术技巧。如《北方》集中的《手推车》一诗，以标志着古老、贫穷与落后的独轮手推车这一中心意象，传达出了“北国人民的悲哀”，诗在色调、光彩、线条与音响的调配上十分成功：“阴暗的天穹”、“枯干了的河底”，独轮车的“痉挛的尖音”，“刻画在灰黄土层上的深深的辙印”，使北国的贫穷、苦难获得绘画般的视觉效果和音。向效果，烘托出悲哀的主题。在《我爱这土地》中，诗人运用了象征、暗示、移情等手法，在土地、河流、风、黎明等自然景物和现象中，融进了感情，注入了社会性意蕴，从而对多灾多难的祖国，对祖国“黎明”的乐观信念，表现得形象鲜明，美妙动人。④以散文式的诗句自由抒写的自由体形式。诗句长短无定，重视诗情的内在节奏，而不注重诗的外在节律，常用排比、反复等手法表达强烈的感情，一唱三叹，情味深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