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汉早期剧作充满个性解放精神和对封建思想道德的反抗，表现强烈的五四精神；艺术上多采取人物内心感情的直接而强烈的抒发，重视戏剧情景和氛围的渲染，以感伤的浪漫抒情为特色。代表作有《咖啡店之一夜》、《获虎之夜》。前者写咖啡店侍女遭富商少爷遗弃的故事，表达了贫富对立的思想，谴责庸俗 的市侩，赞颂贫贱者的高贵，并流露出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伤情绪，咖啡店的情景，流浪艺人的琴声，渲染了感伤情调。《获虎之夜》写贫困青年黄大傻与富裕猎户女儿莲姑相恋，终因门当尸对、父母之命的婚姻观念而酿成悲剧。莲姑的“我把自己许给了黄大哥，我就是黄家的人了”!“世界上没有人能拆开我们的手!”的呼号，表达了婚姻自主、个性解放的精神；但是黄大傻因爱情受阻中猎枪而惨死，莲姑在专制家长鞭打下哀号呻吟，是对封建罪恶的控诉，也表现了封建势力的浓重强大。相爱的人硬被拆开的悲剧情景的渲染，黄大傻如泣如诉的长篇抒情台词，使作品呈现感伤抒情的浪漫主义特色。

《名优之死》是田汉的社会剧，这类剧本直接揭露现实黑暗，多现实主义成分。《名优之死》写京剧名演员刘振声忠于艺术，一身正气。他悉心培养的女弟子刘凤仙也色艺双绝。但刘凤仙为流氓绅士杨大爷腐蚀而蜕变，刘振声奋力反抗而为杨大爷所害，这些都说明在旧社会艺术被金钱和腐朽生活所腐蚀而变质，或被恶势力所扼杀；而忠于艺术的人便不能不与恶势力斗争。《南归》是田汉的象征剧。这类剧本不以事件为推动剧情要素，注重于对生命本身的思考。《南归》中的流浪诗人想念北方的家乡、父母和心爱的姑娘而匆匆赶回，但回去一看却已是家毁人亡；他又飘流回南方会爱他的姑娘，疗养心头创伤，但姑娘已许配他人。他只能又飘泊流浪。剧本在一个单纯的结构中象征了理想不能实现、灵魂永是飘泊的怆痛。在艺术上，是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的结合，人物、事件具有象征性和非现实性成分，浪漫的想象，人物的感伤的抒情气质，穿插诗句和歌曲，使剧本具有“抒情剧”、“诗剧”的韵味，“充满着诗，充满着泪”。

    

田汉写了不少抗日救亡的剧本， 《回春之曲》是影响最大的一个。剧本写侨居南洋的爱国青年高维汉返国抗日，在“一·二八”淞沪战役中受伤丧失记忆，成为呆人。恋人梅娘从海外归来悉心照料亦无起色，而在除夕之夜的鞭炮声中几种因素的巧合使高维汉终于恢复记忆，准备再次上前线杀敌。剧本表现了炽烈的抗日爱国热情，高维汉虽为呆子却几年如一日地杀啊、冲啊的战斗9内喊，特别是通过梅娘这朵南洋“野蔷薇”的如火恋情，把对祖国的坚贞和爱情的坚贞有机地糅合起来，充分展现了人物的心灵美。剧本充满了浓郁的诗情，梅娘身穿南洋服饰歌舞在高维汉前面以期唤醒高的记忆，歌词和场面十分感人，而奇迹终于发生，使剧情具有浓浓的浪漫主义情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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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丽人行》是田汉以现实主义为特色的大型剧本。以抗战时期上海沦陷区为背景，通过三个不同女性形象的刻画，展现了日本侵略军铁蹄下沦陷区人民的惨痛苦难生活，揭露了日本侵略者和汉奸走狗的罪恶，描写了革命者在艰险环境中艰苦卓绝的工作。在艺术上，田汉早期剧本以感伤的抒情的浪漫主义为重要特色，并有唯美主义、象征主义、神秘主义成分，参加左联后剧作的现实主义成分增强，但浪漫主义仍是重要因素。 《丽人行》则是现实主义的，表现了田汉创作的多面性。剧本以写实笔法刻画人物，三个女性性格鲜明：。纱厂女工刘金妹忍辱负重，她受日寇凌辱，丈夫被弄瞎眼睛，为了生活被迫卖淫，丈夫知晓后她企图自杀，被革命者救出；知识女性梁若英性格软弱，抗战中因战乱和革命者丈夫分离，在上海被邪恶势力腐蚀，后经帮助而迷途知返；李新群是党的地下工作者，为抗战暗中奔走，历尽艰辛，对抗战胜利抱有坚定的乐观信念。在戏剧形式上，田汉大胆创新，打破了话剧只分幕的传统格式(西洋话剧传统只分幕，移植至中国后亦如此)，采取中国传统戏曲分场的形式，安排了4幕21场，从而让剧情在多变的场景中迅速开展和转换。因而《丽人行》在话剧形式发展上有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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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奎桥》是左翼剧作家洪深创作的《农村三部曲》剧本中的一部，是现代话剧中最早正面反映农民反抗地主斗争的优秀剧本。作品围绕着拆桥和保桥的冲突废开人物刻画和阶级斗争。农民为了抗旱，因运抽水机的船过不了低矮的五奎桥要拆桥，周乡绅以五奎桥关系他家“风水”不让拆，斗争经历了几个回合，在青年农民带领下，粉碎了周乡绅企图用软功瓦解中老年农民拆桥意志的诡计，批驳了只代表地主利益的法官的一面之辞，周乡绅对贫苦农民施暴更激起群众愤怒，最终齐心协力拆了五奎桥。五奎桥被拆毁，象征着在农民团结反抗下地主豪绅威势的崩溃，具有深刻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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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语堂创办《论语》、《人间世》散文刊物，倡导和形成了一种“闲谈体”散文体式。这种体式“认读者为‘亲热的’故交，作文时略如同良朋话旧，私房娓语”。这种体式长处是“笔墨上极轻松，真情易于流露”。“闲谈体”散文体式和他所提倡的“幽默”、“性灵”、“闲适”小品密切相关，可以说是“闲谈体”散文体式的一些特点。他认为小品文是“在人生途上小憩谈天，意本闲适，小品文盛行，则幽默家自然出现”，小品文“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有性灵、有骨气、有见解、有闲适气味者必录之；……其景况适如风雨之夕，好友几个，密室闲谈，全无道学气味”。“闲谈体”散文体式取材广泛，“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皆可取材”。形式则不拘一格，“尤注重清俊议论文及读书随笔”。林语堂自己的小品文，多数具有上述特点，为现代散文创造了一种“闲谈式”散文体式并成为这方面的大师，形成具有独特风格的“论语派”散文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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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其芳的散文集《画梦录》如题名所示，是一本绘梦的 书。作者当时的文艺见解是，“文艺什么也不为，只为了抒写自己，抒写自己的幻想、感觉、情感。”作品抒写的内容是对昔日的感喟，是迷离、甜蜜而痛苦的爱情，是对故土的眷恋，是对悲苦少女的系念，是郁闷、焦躁、期待的复杂心态。如作者所说“思想空灵得并不归落于实地”，缥缈得很，调子是感伤的，感情是纤弱的，但从中也可见出作者所体味的时代的沉重与僵硬。《画梦录》的主要价值在于散文的抒情美、形式美的创造上。《画梦录》极其重视情调和氛围的创造，常采用“独语’’的语调，以多重复合的意象，构筑似诗如画、绚丽多彩而又朦胧空灵的艺术境界，来传导他奇幻的想象和复杂的情思。在文字运用上，他极重视炼字炼句，既采用中国旧诗文中富有表现力的独异性词语，X采用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词语奇异搭配，以及繁复造语与倒装句等欧化语式，形成一种“何其芳体”。《画梦录》是五四时期“美文”的一个新进展，是现代散文“抒情性”的创造性探索，推动了30年代“抒情散文热”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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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翼作家叶紫小说的最主要的特点是富有战斗性。战斗性表现在作品的题材是北伐、大革命时期和革命失败后的湖南农村阶级矛盾和农民的觉醒，秋收起义和工农武装割据；主题是阶级斗争，谴责国民党和地主豪绅对农民的残酷压迫剥削、屠杀镇压歌颂党领导的农民暴动和工农武装割据的斗争；人物是在阶级斗争血泊中觉醒起来的新农民形象。如短篇小说集《丰收》中《丰收》一篇的主人公老农民云普叔，安分守己，勤劳善良，全家节衣缩食，多方借贷，甚至卖掉小女儿，才战胜水旱灾荒，取得丰收；但丰收后的谷子被地主、官府以各种名目抢掠一空，这才使他觉醒过来，赞成儿子立秋的抗租活动。《火》是《丰收》的续篇，写秋收暴动，在党的领导下立秋等广大农民冲进地主庄院惩处恶霸，夺得枪支，投奔革命队伍。《向导》、《电网外》都是从一个侧面写“围剿”与“反围剿”斗争的，在国民党反革命“围剿”中，刘翁妈三个儿子被白军砍杀，她忍住悲痛，佯充向导，把白军诱入红军埋伏圈中，白军枪杀她时，她露出胜利的微笑；王伯伯的媳妇、孙子被白军枪杀，房子被烧，他绝望得要自杀，但想到红军，就背起包袱大步向“太阳’’那边走去。刘翁妈、王伯伯都是有光彩的新农民形象。鲁迅曾称赞《丰收》集：“文学是战斗的”。叶紫的中篇小说《星》在湖南农民运动的大背景下展示农村妇女命运，探讨妇女解放的道路。女主人公梅春姐饱受封建婚姻之苦，常受丈夫凶残虐待。农民运动兴起，妇女解放，她与革命者黄相恋，积极投身妇女运动。“四一二”政变后农民运动被镇压，她失去了恋人与儿子，重被投进夫权桎梏中，生活更悲惨；但被星光照亮的梅春姐不再向黑暗屈服，她丢弃旧家走向光明的“东方”。梅春姐是被时代大潮唤醒的新型农村妇女形象，这一形象说明妇女解放与社会解放息息相关，必须投身于社会解放的革命洪流才是妇女解放的光明大道。

　　叶紫小说艺术上的特点是：富有激情，人物十分真实。因为他所描写的生活是他所熟悉的，人物是他所挚爱的。叶紫全家当时都投人轰轰烈烈的湖南农民运动，“四一二”政变后，父亲、姐姐均遭反动派杀害。这就使他的作品中有着“火样的热情，血和泪的现实的堆砌”，和那种概念化的革命文学作品不同。作品中的炽烈感情不是以激昂的叫喊或大声斥责的方式表现，而是在 事件的演进中细腻地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星》在这方面尤其表现得成熟，因而增强了艺术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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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组缃是左联时期的小说家，其创作倾向与“左联”作家相似，有短篇小说集《西柳集》、《饭余集》。小说多以皖南农村为背景，写出了农村急剧破产下世道的浇漓与农民的疾苦。代表作《一千八百担》写大旱之年宋氏家族各房家长的一次聚会，为义庄的一千八百担谷子而展开勾心斗角的争夺，最后佃户冲进 祠堂抢粮，使各人的妄想成泡影。小说的特点在于人物描写，以人物对话作为表现性格的主要手段，通过对话将二十个左右不同身分、性格的人物显示出来，把农村破产下萧条动荡骚乱的社会生活和封建宗法制度的分崩离析表现出来，具有现实主义深度。另一代表作《樊家铺》写灾荒年月青年农民因走投无路而抢劫财物被捕，妻子为营救丈夫筹钱在烦乱恍惚中竟砸死自己小有私蓄的母亲。这个逆伦惨案写得惊心动魄，把处于生活绝境中的农民变常心态揭示得深刻细腻。另一代表作《篆竹山房》以环境气氛的描写渲染为主要手段，对“嫁殇婚”这一封建婚俗当事女子的惨苦命运和极度痛苦、枯寂的心灵，作了别开生面、震撼人心的描写。吴组缃的短篇小说写出了农村破产下农村各阶层人物(主要是农民)为救出自己而作的种种努力，人们的心理变迁和道德变迁的真实过程，是极精当的世态小说。

　　吴组缃的长篇小说《鸭嘴崂》(后改名《山洪》)写抗战初期皖南山区生活，通过主人公章三官的转变，表现农民在抗战烽火中的觉醒。章三官朴实粗野，出于民族意识参加了新四军，部队政治思想教育使他提高了对抗战的认识。小说表现了觉醒的民众有势如山洪的伟力，是抗战胜利希望所在。吴组缃小说的艺术特色，一是人物描写，非常擅长以个性化的人物语言刻画人物性格，也能细致地描写人物心理，以及用环境气氛的渲染烘托表现人物心灵；二是文学语言既个性化，又生活化，适当地选用方言、口语，语言具有地方风味；三是富于安徽地方色彩，人物、景色、民风习俗都有浓郁的安徽乡土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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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是萧军的成名作，描写了一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游击队在战斗中成长的故事，表达了在日寇侵略面前不抗争即沦为奴隶的主题。在陈柱司令、铁鹰队长、萧明、李七嫂等人身上，看到了民族的正气，反抗的烈火。农妇李七嫂被日军凌辱，情人唐老疙疸死亡，她背上唐老疙疸的枪，爬山越岭去寻找游击队，生动说明了中国人民的心是征服不了的。小说描写人物的特点是，在突出描写人物抗击侵略者的战斗精神的同时，也写出了抗日队伍中的复杂的矛盾和心态，各种不同的性格侧面，如萧明和安娜的战斗和恋爱的矛盾，如唐老疙疸的仇恨日本侵略者和无纪律的农民习气的矛盾等等，表明了抗日队伍在血的战斗中锻炼、改造、成长的思想转变过程。作品渗透着憎恨日本侵略者、热爱东北故土、热爱浴血抗争中的人民战士的热烈情感。鲁迅在为作品作序时指出这是一部“严肃、紧张”的作品，“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蝈蝈，蚊子，搅成一团，鲜红的在读者眼前展开，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和活 路”，并断言“这书当然不容于满州帝国，但我看也因此当然不容于中华民国”。果然，《八月的乡村》出版后遭国民党政府查禁。鲁迅也准确指出这部书在结构和人物描写上存在的艺术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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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红的中篇《生死场》是她的成名作，以哈尔滨附近一个偏僻村庄为描写对象，反映了东北人民在沦陷前后的生活，“力透纸背”地描写了“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前九章写沦陷前，在军阀、地主统治下，农村贫困落后闭塞，农民愚昧迷信，“蚁子似地生活着，糊糊涂涂地生殖，乱七八糟地死亡”。他们也自发起来抗争，组织“镰刀会”抗租，但在统治阶级镇压下，斗争失败。后七章写沦陷后的东北，随着日本侵略者“王道”旗子而来的，是烧杀抢劫、奸淫妇女。农民们自发组织起来斗争，斗争失败后，他们终于明白了投奔中自其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军是正确道路，走上了新的征程。《生死场》的艺术特点是小说的诗化散文化。小说充满着乡恋，渗透着对受难的乡亲和呻吟的土地的博大的爱。作品不注意故事的编织和情节的安排，全文没有中心人物中心故事，以场面推移方法，富有感情地叙述着村子里发生的一个个几乎没有情节联系的，平凡而又悲惨的生活故事，那令人心悸的体现着坚强与挣扎，也体现着残忍与愚昧的生与死的经历。作品抒情味浓烈，善于写景和渲染气氛，情景交融，富有诗意。抒情笔触委婉细腻，但也有着雄健的笔力，如村民们向日寇讨还血债的盟誓典礼的场面描写，“是用钢戟向晴空一挥似的笔触”，这种昂扬的民族意识与抗争意志，使这篇凄楚动人的故事增添了悲壮色彩。《呼兰河传》是一部回忆性、自传性的长篇小说。呼兰河是黑龙江一个边远小城，是作者的故乡。小说描写那里的民情风习，暴露种种国民性弱点，为小城作“传”。作品从路上大泥坑子这一带象征意义的事物写出了人们的麻木、苟安和惰性；从跳大神治病、放河灯送冤魂、演戏谢神等“盛举”写人们的封建迷信之深；从王大姑娘婚姻自主遭周围人们的敌视嘲弄写封建婚姻道德观念流毒之深广；写小团圆媳妇只因“笑呵呵”见人不知羞就遭好心邻居的议论，遭婆婆要把她“规矩出一个好人来”的毒打，还作为“病”花了省吃俭用节省下来的钱请大神“治病”，大神和婆婆用大缸滚水强按小团圆媳妇洗澡驱鬼而把她活活“治”死，而闲人们却看戏一样兴高采烈的围观，强烈地控诉了封建迷信的愚昧残忍和人们的麻木无聊。这些描写使《呼兰河传》具有巨大的文化含量和思想意义。《呼乎兰河传》在艺术上发展了《生死场》的特点：诗化散文化。没有贯穿全书的中心人物中心事件，每一章是一个相对独立富有诗意的散文式短篇，艺术上更成熟，抒情性更浓，叙事写景真切动人，笔调活泼成熟。茅盾说它不像一部严格意义的小说，但却有着“比‘像’一部小说更为‘诱人’的东西：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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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望舒诗风又一转变从1939年写的《元日祝福》开始。诗风新变表现在从抒写个人感伤情绪转为将个人命运和祖国命运交汇在一起，写出了一些具有强烈爱国精神和沉雄悲壮的诗。《狱中题壁》写于被日军侵占后的香港狱中，抒发’了对侵略者的“深深仇恨”和对自由、阳光的无比热望和向往，表达了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和抗战必胜的乐观信念。《我用残损的手掌》以“繁花似锦”的过去和“血和灰”的现在作鲜明对照，表达了对侵略者的憎和对祖国深深的爱，并寄深情于那“辽远的一角”坚信那是代表着敌人永远无法侵夺的新生的“永恒的中国”。《偶成》表达对光明的确信。这些诗都写得明朗而有深情。艺术上，这类诗从内容到创作方法，已属于现实主义，表明戴望舒从现代主义向现实主义的皈依。在诗体形式上，大都押韵，讲究章法句式，在较高层面上从散文化的自由体向新格律体的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