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农村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的暴露。赵树理称自己的小说为“问题小说”，他不回避和掩盖矛盾，他把在农村工作中遇到的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的问题作为作品主题，如实地暴露这些问题，合乎生活逻辑地描写这些问题是怎样解决的，这表现出他作品的现实主义特色。如在《李有才板话》中，他如实描写了两个问题：一是解放区在初期，有些基层 村政权还被坏人把持。地主阎恒元表面上下台了，实际上他还控制操纵着村政权；二是农村干部中的官僚主义。地主阎恒元在改选村政权和减租减息丈量土地上耍尽诡计瞒上欺下进行破坏，但章工作员却工作浮在上面，树之为“模范村”。老杨同志以深人群众调查研究的认真踏实作风，发现问题，发动群众揭露斗倒阎恒元，农民得到翻身。赵树理说：“那时我们的工作有些地方不深入，特别对于狡猾地主还发现不够，章工作员式的人多，老杨式的人少，应该提倡老杨式的做法，于是，我就写了这篇小说。”在中篇《邪不压正》中，作者描写了土改工作中执行政策上“左”的偏向：侵犯中农利益和扩大了打击面等，“使土改中的干部和群众读了知所趋避”。

孙犁小说具有独特的风格。①以谈笑从容的态度反映冀中人民抗日斗争、描摹时代风云变幻的艺术角度和特点。这一特点源于作者对冀中人民“公而忘私、国而忘家”的崇高思想和坚定乐观的战斗精神的深切体验和动人表现。如《荷花淀》写白洋淀畔一个小村庄，在日寇侵略面前，男青年踊跃参军，妇女勇敢挑起全家重担，并且组织起来配合子弟兵作战，小说中一次伏击战打得干净彻底，歼灭全部敌人而我军无一伤亡。小说似在从容笑谈一个有趣的大获全胜的战斗故事，一个妇女从送夫参军到在战斗中成长的故事，贯穿的是人民的爱国主义和战斗的乐观主义精神，写的虽是一个小村庄中的平凡的人物，但从中可以看到时 代的风云变幻。《光荣》也写了一对青年男女在战斗中成长的故事。②深入细腻地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和心灵美。以小说中的农村妇女水生嫂为例。在《荷花淀》中，作者既写了水生嫂识大体，顾大局，送夫参军打日寇的爱国情操和刚毅性格，也写了她对丈夫深情款款的柔美性情，并且和其他妇女一起成立队伍，配合子弟兵作战，出没在白洋淀芦苇的海里。《嘱咐》是《荷花淀》的续篇。水生嫂对抗战八年归来的丈夫诉说在艰险的环境中顽强不屈的艰苦日子和对丈夫的思念，再次送夫去打破坏幸福的国民党反动派，嘱咐丈夫好好打仗，完全消灭国民党反动派，胜利归来见面。水生嫂是非常优美的根据地农村革命青年妇女的典型。 她既温柔又刚毅，既有优美的人情味又深明革命大义，对敌人无比仇恨，对幸福生活热切向往，对胜利充满信心，爱祖国爱丈夫在她是融为一体的。小说着重刻画的，是水生嫂的心灵美，对容貌几乎没有描写。作者主要以人物的对话和细节来深入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荷花淀》中，水生嫂的话简洁含蓄，包含了丰富复杂的情感内容和心灵世界。《嘱咐》中，则是大段充满感情的诉说和嘱咐，这也是人民对子弟兵的嘱咐。她说：“只要你还在前方，我等你到死”，朴素的语言，表达了多么高贵美好的心灵和丰富的感情。《光荣》中的秀梅也写得很成功。水生嫂等农村青年妇女优美形象的成功塑造，是孙犁小说的特点的重要贡献。③散文美和浓郁的诗情画意，是孙犁小说的重要艺术特色。诗情来自于对生活中的美的开掘和艺术地表现。《荷花淀》中，白洋淀的自然风光美和水生嫂心灵手巧的劳动美，交织成一幅似诗如画的月下编席图，是对和平劳动生活和祖国美丽河山的颂歌，隐寓着对破坏美的生活的日本侵略者的谴责和憎恨。夫妻月下话别、妇女寻夫、伏击战，都写人情美和自然美交织，情景交融，充满诗情画意。《嘱咐》中，水生嫂撑着冰床送夫，太阳冲开浓雾形成一条红色胡同，色彩绚丽，富有象征意味。小说情感浓烈，淡化情节，富有散文的抒情美，优美清新，是融诗、散文、小说于一体的散文诗式的小说。

    深入细腻地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和心灵美。以小说中的农村妇女水生嫂为例。在《荷花淀》中，作者既写了水生嫂识大体，顾大局，送夫参军打日寇的爱国情操和刚毅性格，也写了她对丈夫深情款款的柔美性情，并且和其他妇女一起成立队伍，配合子弟兵作战，出没在白洋淀芦苇的海里。《嘱咐》是《荷花淀》的续篇。水生嫂对抗战八年归来的丈夫诉说在艰险的环境中顽强不屈的艰苦日子和对丈夫的思念，再次送夫去打破坏幸福的国民党反动派，嘱咐丈夫好好打仗，完全消灭国民党反动派，胜利归来见面。水生嫂是非常优美的根据地农村革命青年妇女的典型。 她既温柔又刚毅，既有优美的人情味又深明革命大义，对敌人无比仇恨，对幸福生活热切向往，对胜利充满信心，爱祖国爱丈夫在她是融为一体的。小说着重刻画的，是水生嫂的心灵美，对容貌几乎没有描写。作者主要以人物的对话和细节来深入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荷花淀》中，水生嫂的话简洁含蓄，包含了丰富复杂的情感内容和心灵世界。《嘱咐》中，则是大段充满感情的诉说和嘱咐，这也是人民对子弟兵的嘱咐。她说：“只要你还在前方，我等你到死”，朴素的语言，表达了多么高贵美好的心灵和丰富的感情。《光荣》中的秀梅也写得很成功。水生嫂等农村青年妇女优美形象的成功塑造，是孙犁小说的特点的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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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暴风骤雨》分两部，反映了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哈尔滨附近一个叫元茂屯的村庄的土改运动的全过程。第一部描写土改工作队进村，发动群众斗垮地主韩老六，打退韩老七土匪武装的故事，第一部中心人物是赵玉林。第二部中心人物是郭全海，描写了土改复查，进一步发动群众斗恶霸地主、分土地、挖浮财、起枪支、抓潜伏特务韩老五，直到农民为保卫土改胜利果实踊跃参军。小说的主题思想是农民在党的领导下打垮了地主阶级在农村几千年的封建统治，消灭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变化，农民从奴隶成为主人，作品热情表现和歌颂了这一场意义深远而伟大的暴风骤雨般的革命。小说的情节结构特点是：第一部以三斗韩老六为主要情节，线索单纯清晰，斗争波澜起伏，较为严谨集中；第二部故事集中性不够，写了许多事，显得松散，但分马一章是写得好的。《暴风骤雨》除上述第二部的结构缺陷外，不足之处是对农村复杂的阶级关系和土改斗争的复杂性表现得不够充分，在一定程度上简单化、规范化了。如农村阶级阵线像政策条文规定得那样清楚，如土改中过“左”的偏向被作家回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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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剧《白毛女》的主题是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是“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表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人民战争是农民追求解放惟一正确道路的思想。这一主题是通过剧情和人物形象得到生动深刻表现的。贫苦农民杨白劳是旧中国老一辈被压迫被剥削的农民形象。他躲债七天，在年三十夜北风凛冽中回家，但地主黄世仁还是上门逼迫他以女儿喜儿抵债。他走投无路，只有以死来了却在丑恶人世间的苦恼。他在自杀前的一段唱词，深刻表现了他内心的极度痛苦，这是用生命对吃人喝血的恶霸地主和黑暗社会的血泪控诉，表明农民在那个社会里，已经到了连屈辱的奴隶生活也无法维持下去了。杨白劳的命运，是旧社会农民的共同命运，很有典型意义。喜儿是剧作的主要人物。剧本开始时，她虽生活于贫穷苦难中，但性格活泼开朗，对生活充满美好的向往；但是，厄运接踵而来，父亲被逼死，自己被逼迫到黄家，遭黄世仁奸污，还要把她卖给人贩子。她逃出黄家，逃进深山。非人的野人生活，使她头发全白，变成“白毛仙姑”，“人变成了鬼”。喜儿是一个身受苦难但不向命运低头，怀着深仇大恨决心复仇的坚强女性形象。她最突出的性格特征是反抗性，要向地主阶级报仇雪恨。正是这种性格和决心，支持她坚韧不拔地渡过三年多那常人无法忍受的苦难生活。她唱着： “我不死，我要活：／我要报仇，我要活”“熬过了一天我石头上面划一道—声／划不尽我的千重冤，万重恨，／万恨千仇，千仇万恨，／划到我的骨头——记在我的心!”但是，喜儿的复仇愿望和生存意志，只有在八路军到来，解放了村子，才能由“鬼变成人”，在太阳下诉苦把冤伸，向黄世仁讨还血债。喜儿由“人变成鬼”的遭遇，表现了旧社会和地主阶级吃人喝血的凶残本质；喜儿由“鬼变成人”，表明了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战争，把旧社会变为人民当家做主的新社会，喜儿为代表的受苦受难的人民群众，才能报仇雪恨翻身得解放。这是喜儿形象的典型意义。而喜儿那种强烈的反抗性格，复仇求生的意志，坚强刚毅的气质，使她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中最为动人的妇女形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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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毛女》是诗、歌、舞三者融合的民族新歌剧。在歌剧形式上，是在民间歌舞剧秧歌剧基础上，借鉴中国戏曲和西洋歌剧的某些表现手段，创造了具有民族形式的歌剧。剧情结构形式借鉴传统戏曲采取分场的方法，表现手段借鉴中国戏曲歌唱和道白结合，突破了西洋歌剧只唱不说的框框，但吸取了西洋歌剧合唱(混声合唱)、齐唱、重唱、独唱等多种歌唱形式。歌剧的音乐，以北方民歌和传统戏曲音乐为素材加以创造。唱词采取歌体的诗句，洗练生动，富有感情。歌剧表演，学习中国传统戏曲表演手段，注意舞蹈身段和念白韵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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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毛女》在中国歌剧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一是由于它表现的富有现实战斗性的内容和主题，二是它在歌剧形式上的创新和民族风格(详见上题)，表明新歌剧已开辟了一条富有生命力的新的道路。在《白毛女》之后，《赤叶河》、《王秀鸾》、《刘胡兰》等新歌剧的涌现，就说明了这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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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叙写的是一个革命与爱情的故事，主题思想的新意在于深刻揭示了劳动人民的幸福生活与命运是和党领导的革命斗争血肉相连的，因此，应当树立永远革命的思想。长诗的背景是陕北土地革命，主人公是王贵与李香香这一对新英雄儿女。王贵是贫农的儿子，父亲被地主逼租活活打死，得到贫农李香香父亲的关怀照顾。他和李香香在苦难中长大，在共同劳动生活中萌发了爱情。后来李香香父亲受地主崔二爷暗害离家。共同的阶级深仇使他们的爱情愈益深厚。长诗第二部写刘志丹在陕北闹起了土地革命，长诗热情描绘与歌颂了这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千里的雷声万里闪，陕北红了半个天”’“一人一马一杆枪，咱们游击队势力壮”，“打开寨子分粮食，土地牛羊分个光”。怀着阶级深仇的王贵参加了革命。小说突出描写了王贵革命的积极性和坚定性：“白天到滩里去放羊，黑夜里开会闹革命”，“身子劳碌精神好，闹革命的心劲高又高”，特别是，当地主崔二爷把他抓起来吊打和利诱时，他表现了革命者的骨气：“老狗你不要耍威风，大风要吹灭你这盏破油灯。我一个死了不要紧，千万个穷汉后面跟。”李香香送信给游击队，游击队解放死羊湾，救出王贵。王贵与李香香结婚。新婚之夜王贵对香香。说：“不是闹革命穷人翻不了身，不是闹革命咱俩也结不了婚。一杆红旗要大家扛，红旗倒了大家都遭殃”，“太阳出来一股劲的红，我打算永远闹革命”。他结婚三天后就报名参加了游击队。王贵对劳动人民个人幸福与革命关系的认识，特别是他的“永远闹革命’’的思想，表明他已从一个农民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通过他也鲜明表达了作品的主题思想。长诗第三部写白军又占领死羊湾，游击队撤离，地主崔二爷抢去李香香要强迫成婚。长诗抒写了李香香对王贵的思念、期盼，她对爱情的坚贞，而这是和对革命的坚贞融合一致不可分的。长诗对王贵着重从革命斗争生活中刻画，但对革命的坚贞和对香香的爱情是统一的；对香香侧重从爱情波折中写，对爱情的坚贞和对革命的坚贞也是统一的。最后，游击队再次解放死羊湾，王贵又和李香香团圆。这既反映了土地革命时期错综反复的游击战争的形势特点，又再次加强了劳动人民幸福与革命事业血肉相连的主题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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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贵与李香香》的民族风格表现在：①对民歌信天游形式的成功运用。信天游是流传在陕北一带的民歌。它有两个特点，一是两行一首，表达一层意思；二是第一行惯用比兴手法。李季在运用时，除保存两句一首的形式外，也有用两首或三首缀成一段叙述较为完整意思的句式。比兴手法则不但用得多，而且用得好，如“羊群走路靠头羊，陕北起了共产党”、“千里的雷声万里的闪，陕北红了半个天”、“山丹丹开花红姣姣，香香人才长得好”，“地头上沙柳绿蓁蓁，王贵是个好后生”、“一个算盘九十一颗珠，崔二爷牛羊没有数数”等。这些比兴，使诗歌意蕴得到多方面延伸，而且生动形象，增添了诗意。②采用群众的语言和 民间表达感情的方法。语言如“荒年怕尾不怕头”，“天上无云地下旱，过不了日子另打算”等。民间表达感情的方法，如王贵与李香香对歌诉衷情；如李香香借鸿雁传书寄托对王贵的思念之情，如香香捏泥人表达对王贵的真挚爱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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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阮章竞的叙事长诗《漳河水》抒写妇女在旧社会封建传统习俗下的苦难生活和在解放区新社会冲破封建束缚获得新生的故事，是妇女争取自身解放为题材的长诗。主人公荷荷、苓苓、紫金英三位农村妇女，在旧社会封建包办婚姻下受尽苦难：荷荷17岁稼给了40多岁的“黑心肝”丈夫，受尽恶婆婆恶丈夫的欺压打骂；苓苓嫁给了严重大男子主义的丈夫，受打骂，被禁锢在家中；紫金英嫁给痨病鬼，半年后成了寡妇，生活逼迫和外界诱惑使她沉沦，因而受歧视、非议。解放后，荷荷按婚姻法令离婚另建幸福家庭，带头办起生产互助组成为先进人物；苓苓在姊妹们支持下办“家庭学习班”与丈夫的封建思想斗争，取得男女平等权利；紫金英在荷荷、苓苓等的帮助下摆脱精神负担，改变好逸恶劳习惯，参加生产互助组，走上新生道路。《漳河水》以三个妇女的命运变化，说明：①妇女解放和社会解放的密切关系。解放区新社会，废除了封建婚姻制度，为妇女提供了参加社会生产劳动的条件，使妇女不必再在生活上依附于丈夫，才能实现妇 女自身的价值，得到妇女解放。②妇女解放还必须有妇女自身的自觉，摆脱封建思想习俗的束缚和负担，克服某些思想弱点，树立自主自强的意识。作品的这两点思想，赋予作品以强烈的时代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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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漳河水》在诗歌形式上届民歌体，这和《王贵与李香香》相同。它采用的是漳河地区流行的多种民歌小曲，经加工提炼，富有变化地表现不同人物的不同思想情感。在表现手法上，大量采用比喻，注意情景交融，语言凝练，形象生动，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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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文学中人性、人情、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是80年代前期规模最大、对文学产生广远影响的、最深刻的文艺思想激荡。这场讨论的特点不仅体现在具体作品的争鸣中，更主要地体现在大量的理论文章中，不仅是文学领域，也还涉及到哲学等其他人文学科。讨论的主题词是“异化”，即人的异化和所谓社会主义异化问题。对人性、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关注，是从对“文革”十年的历史反思开始的，随后逐步演化到对新中国成立前后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反右”运动全面反思。基于过去政治运动中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对人的践踏情形，反思中人们开始呼唤人的尊严、人的价值和人的权利。在这场讨论中，文学所受到的启示要比其参与其中的讨论显得更为重要，它给文学创作所开启的命题无疑是巨大的、深刻的，同时也是充满着艰难曲折的。最直接的是启发文学从“人”的角度来反思历史，以“异化”来对人的悲剧进行形象的解释。早在1979年，存在主义继荒诞派文学之后被介绍到我国，到1980年前后，对于存在主义文艺的介绍已经形成对西方文学介绍的主要部分，并且为相当一批青年所接受。其间所兴起的“萨特热”、“存在主义热”、“卡夫卡热”等，都无不与理论界“异化”讨论热有关。在此情况下，文艺创作上出现了一些描写阴暗的、灰色的作品，由此形成了现实主义悲剧创作的另一种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