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后期创作：《非攻》《理水》《采薇》《起死》《出关》。

    这5篇作品写于1934－1935年间，距离《补天》等作品已有七、八年。这些小说无论在思想内容、艺术技巧等方面都和前期所作有较大不同。
    3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激化，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出于他们各自的政治利益的需要，一唱一和地大搞尊孔祭圣的活动，《非攻》、《理水》等历史题材的小说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产生的，是鲁迅以现代思想和社会感受来处理古代题材的杰作。
    《非攻》和《理水》是两篇歌颂古代英雄伟大精神面貌的小说，体现了鲁迅后期历史唯物主义的鲜明思想。
    在东北三省失守，榆关失陷，华北告急之时，鲁迅选取了墨子止楚伐宋的故事，创作了《非攻》。历史上的墨子是墨家的创始人，主张非攻，反对以强凌弱，提倡兼爱，其思想代表的是小生产者的利益。而《非攻》中的墨子，则是一个机智、善辩、反对侵略、反抗强暴的古代思想家的形象。为了于民有利，他不惜长途跋涉，同楚王、公输般以及公孙高辩论、斗智，同时积极布置宋国作好战斗准备。由于墨子的远见卓识和随机应变，在与公输般斗云梯中取得了胜利，制止了一场非正义的战争。他是鲁迅在当时民族斗争形势下塑造的一位反侵略斗争的英雄人物。
    《理水》是《非攻》的姊妹篇，主人公禹，也是一位拯救人民于水深火热中的伟大英雄人物，但是与墨子不同。墨子是依靠智慧与人斗，大禹却是凭借辛苦踏实和大自然斗。小说着重刻画了一个样子平常、面目黑瘦象乞丐的大禹的形象，表现了他善于倾听百姓意见，总结父亲治水失败的教训，坚持改"湮"为"导"的机智和胆略。大禹在论战中力排众议，大胆革新的精神和那些官员们的昏愦顽固、墨守成规成为了鲜明的对比。
    这两个人都是鲁迅所崇尚的实干家：不尚空谈，不务虚名，不被名教所束缚，是理想化的英雄人物，也是鲁迅心目中的"中国的脊梁"，并由此讽刺了那些在"九一八"以后鼓吹"民气"的"空谈家"。    

《故事新编》中的《采薇》、《起死》、《出关》，是30年代鲁迅为批判反动文化思想而创作的。
    在当时的思想文化斗争中，反动统治者和他们的一些御用文人，拼命鼓吹孔孟思想、老庄哲学，宣传"王道"政治，主张逃避现实、鼓吹"无是非观"，用来麻痹青年软化斗志。针对这些行为，鲁迅创作了这三篇以揭露批判历史亡灵为主要内容的作品，为的是"刨一下""那些坏种"的祖坟。
    《采薇》取材于武王伐纣的历史记载，通过对武王伐纣的描写，揭露了王道的虚伪性，通过伯夷、叔奇"不食周粟"、想隐逸而不能、饿死在首阳山的历史故事，揭露了逃避现实者的走投无路。伯夷、叔奇历来是知识分子所赞扬的忠臣义士，但是鲁迅却不赞成他们这种消极避世的态度，认为在这种避世的行为中隐含着不自觉的虚伪的成分。尽管如此，鲁迅却不是把他们当作欺世盗名的伪君子来表现的，而只是强调了他们的可笑，从而批判讽刺了30年代现实生活中那些想要超然于政治斗争之外的人。
    《出关》写的是孔子和老子相争，老子失败后西出函谷关的故事，小说对于孔子、老子所持的都是批判的态度，但是作品更突出的是对老子"无为哲学"的批判，这也是小说的主题。作为社会人，想完全无为是不可能的而只能是自欺欺人。鲁迅通过对老子的描写，讽刺了现实生活中那些以"隐士"自居，主张"逸世"的说大话的空谈家。
    《起死》，取材于《庄子.至乐》篇中的一个寓言故事，用庄子和骷髅的消极出世和积极入世的矛盾冲突，批判了庄子的无是非观。庄子不承认现实中有矛盾和是非，所以不需要逃避现实，这是一种和伯夷、叔奇做法不同，但是却同样有害的哲学。要求老百姓"无是非"，实际上是愚弄群众，培养奴才顺民，鲁迅对此是非常痛恨的。这篇作品采用了讽刺短剧的形式，鲁迅抓住了一系列的喜剧性矛盾冲突，无情地揭穿了30年代某些文人宣扬"无是非观"的欺骗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