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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抗战初期的抗敌宣传剧。
1、兴起：抗日战争的烽火一起，各地区话剧工作者积极行动起来，组织了众多的救亡演剧队、抗敌宣传队以及孩子剧团，纷纷奔赴各战区和大后方的城镇与乡村。当时演出的短剧《三江好》、《最后一计》、《放下你的鞭子》和多幕剧《保卫芦沟桥》、《台儿庄》、《百壮士》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
2、历史意义：演出使话剧这种长期局限在大城市里的外来艺术形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普及，真正接近了人民大众。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进展，反过来也推动了话剧艺术本身的变革，使它朝着民族化、群众化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在戏剧内容与民族命运、人民生活和时代现实紧密相关的同时，话剧工作者还大胆地进行形式的改革与试验，创造了活报剧、街头剧、茶馆剧、朗诵剧等适应战时需要，深受人民喜爱的新形式；对平剧等传统戏剧形式的利用和改造，也为现代话剧形式的民族化带来了有益的启示。
二、夏衍为知识分子写心的"正剧"。
1、描写知识分子剧作的兴起：抗战初期话剧歌颂的主人公大多是战斗在抗日前线的民族英雄，但由于剧作者对这些人物并不熟悉，因此形象较为苍白。抗战中期以后，陆续出现了一大批取材于现实而持正面歌颂态度的"正剧"，它们的主人公大多是爱国的知识分子。其中比较成功且影响较大的有：于伶的《长夜行》、吴祖光的《少年游》、宋之的的《祖国在召唤》等。尤其是袁俊的《万世师表》和陈白尘的《岁寒图》，相当感人。陈白尘将喜剧艺术中的强烈对比手法运用于《岁寒图》，在背叛者和动摇者的反衬下，突出了黎竹荪对科学事业的忠诚和为理想献身的精神。袁俊的《万世师表》则是一部知识分子从五四运动到抗战时期的精神发展史，歌颂了知识分子在种种磨难中始终不渝地坚持"五四"精神的可贵情操。这些为知识分子写心的作品的出现，表明人们对知识分子身上所蕴藏的精神情操，及其在振兴民族大业中所具有的特殊地位和意义，已有了正确的认识。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
2、夏衍的剧作：夏衍是本时期最重要的剧作家之一，他的话剧创作对知识分子题材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
30年代，夏衍就参与组织和领导了左翼戏剧运动。抗战前一年他连续发表了两部历史剧《赛金花》和《秋瑾》，引起了较大的反响。1937年四五月间创作的《上海屋檐下》，是他抗战前话剧的代表作。剧本通过一座弄堂里五户人家一天的经历，真实地表现了抗战爆发前夕上海小市民的痛苦生活和郁闷的政治气候，对国民党的黑暗统治提出了有力的抗议。剧作布局新颖而严密，人物个个有戏，显示出作者深厚的生活底子和熟练的戏剧技巧。
抗战以来，夏衍的剧作为数不少，其中最著名的是《心防》、《法西斯细菌》和《芳草天涯》，它们都以知识分子为主角。《心防》生动地表现了进步文化工作者在上海沦陷后，为坚守这个城市"五百万中国人心里的防线"而进行的英勇斗争。《法西斯细菌》是夏衍抗战时期的代表作。它塑造了一个真实可信、血肉丰满的爱国知识分子俞实夫的形象。俞实夫从关门搞科学研究到在血淋淋现实的刺激下，终于觉醒转变的过程，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他起初的糊涂不但无损其自身形象，反而使这个形象更加真切动人。《芳草天涯》通过几个知识分子的爱情纠葛，表现了国统区知识分子在抗战进入艰难阶段的精神苦闷，透视角度从政治转向伦理道德。
从《上海屋檐下》到《法西斯细菌》，夏衍的剧作形成了独特的风格；不以激烈的戏剧冲突和慷慨激昂的情调取胜，而以发掘富有意味的日常生活细节和含蓄隽永的抒情见长；生活气息浓郁，语言朴素洗练，在平易亲切中达到引人入胜的效果。
三．于伶和为市民及其他下层群众写真的悲喜剧。
1、剧作及内容：本时期，话剧作者们还致力于表现市民及其他社会下层群众的生活悲欢，出现了一批为市民群众写真的悲喜剧。于伶是市民悲喜剧的代表作家。他的《女子公寓》、《花溅泪》、《夜上海》及《杏花春雨江南》等作品把市民生活与表现抗战的主题结合起来，在揭露敌伪罪行的同时，也表现了人民群众的反抗意志。
2、《夜上海》等剧作。以梅岭春一家的遭遇，展现了当时上海各阶层的动态，于抨击各种无耻之徒的同时，表彰了保持民族正气的知识分子与市民，被誉为"'孤岛'上海的史诗"。《成长夜行》在写"孤岛"沦陷前后爱国知识分子坚持操守、与敌伪斗争的同时，也反映了社会下层市民的痛苦与不幸，是于伶本时期最坚实的一部剧作。历史剧虽然不是于伶的重头戏，但他的《大明英烈传》相当出色。这部作品大胆发挥想象，成功地塑造了元末农民起义英雄和群众的形象，以宣扬民族意识，鼓舞人民的斗志。于伶的剧作发于现实感受，格调清新朴素，表现形式灵活多变，对话含蓄隽永；但有时不及仔细斟酌，显得眉目不清。吴祖光在抗战胜利后致力于讽刺剧的创作，有《捉鬼传》、《嫦娥奔月》等；但最能代表其艺术风格的，是写于抗战时期的《风雪夜归人》。在该剧中，作者怀着深切的同情，用略带感伤的抒情笔调，描写了下层艺人的悲欢，并着力从他们身上发掘富于民族意志和民族性格的诗情。此外，沈浮的《重庆二十四小时》、《金玉满堂》以及《小人物狂想曲》等，也都是描写大后方城镇形形色色市民生活的剧作。
四、抗战中后期的历史剧创作潮流
1．历史剧创作潮的兴起：在30年代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就曾出现过一个历史剧创作热潮。抗战初期，剧作家在以主要精力从事时事题材创作时，对历史题材也给予了一定的关注。但历史剧创作真正形成澎湃的怒潮，是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尤其是皖南事变之后。其时"中国向何处去"这一严峻的问题摆在了全民族的每一个人面前，文化界由此出现了研究和探索民族历史文化的思潮，这对话剧工作者有很大的影响，加上国民党当局加强了思想和文化统制，于是，在话剧界以至于整个戏剧界，掀起了一个采用历史题材以借古喻今的历史剧创作热潮。强烈的时代性、现实针对性和浓重的悲剧感，是本时期历史剧的主要特征。
2、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
概况及特征：郭沫若是国统区历史剧创作的代表作家。早年就创作过历史剧《三个叛逆的女性》的郭沫若，本时期创作了《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等多幕历史悲剧，收到了极其显著的政治和艺术效果，有力地促进了国统区进步戏剧运动。他的历史剧除具有本时期历史剧注重讽喻现实等共同特征外，还表现出一个浪漫主义诗人的独特个性--主观性和抒情性。他在总结自己历史剧创作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据今推古"和"失事求似"的历史剧创作理论，标志着现代中国历史剧理论意识的成熟。
《屈原》等剧作：不仅是郭沫若本人的历史剧代表作，也是本时期整个历史剧创作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作品。剧本取材于爱国诗人屈原一生的故事而进行了创造性的重构。屈原与南后等人的冲突，既是爱国阵线与投降路线的斗争，也是仁义理想与非仁义的黑暗现实的冲突。这就大大深化了其思想主题。作品塑造了屈原这一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兼人文主义者的悲剧形象，在"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剧情境中，使屈原的悲剧英雄性格获得了完成，达到了崇高的境界。其他如婵娟、南后和宋玉的性格刻画也较为成功。作者在把握历史基本精神的前提下，展开了大胆的想象，对具体史事的运用极为灵活，抒情色彩浓郁，戏剧冲突有张有弛，结构上以《桔颂》贯穿始终，颇具匠心。除《屈原》外，《棠棣之花》和《虎符》影响也很大，其中所塑造的女性形象尤为感人。《孔雀胆》则以开掘出人物思想性格及戏剧冲突的复杂性见长。
3．其他作家的历史剧。
阳翰笙：阳翰笙有历史剧《李秀成之死》、《天国春秋》、《草莽英雄》等。《天国春秋》是他的代表作，该剧以太平天国内部自相残杀的悲剧，讽喻国民党当局在抗日统一战线中制造磨擦的现实，最终以洪宣娇的内疚与忏悔来启发那些被蒙蔽和利用的人们早日觉醒。阳翰笙的剧作表现出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和宏大的气势，但政治意图有时也不免削弱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欧阳予倩：欧阳予倩本时期的历史剧有《忠王李秀成》和《桃花扇》。前者旨在说明革命者要有殉教精神，后发人民做坚强的国民以支持民族和国家；后者热情歌颂了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下层人民的民族气节，讽刺了社会上层的妥协变节行为。
本时期的"孤岛"剧坛上，历史剧创作也相当繁荣，与国统区遥相呼应。重要作者除于伶外还有阿英。阿英的三部南明史剧《碧血花》、《海国英雄》和《杨娥传》以及太平天国史剧《洪宣娇》，是仅次于郭沫若战国史剧的重要收获。这些剧作选取了与现实情形相似的历史事迹而加以发挥，收到了借古讽今、鼓舞民气的社会效果；成功地塑造了几个杀身报国的下层奇女子形象，是阿英历史剧的突出成就；缺点是鼓动性议论过多而形象性较弱。
五．陈白尘和抗战后期讽刺喜剧创作潮。
1、兴起原因：抗战以来的讽刺喜剧走过了一条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历程。起初阶段的讽刺暴露中，夹杂着忧愤的悲剧意味。随着时代的发展，尤其是进入40年代中期以后，统治阶级越来越暴露出不可救药的腐朽性和反动性，成为荒唐可笑的存在，因此，讽刺暴露剧作的喜剧品格日益显著，以至于纯粹的喜剧蔚为大观。
2、陈白尘的讽刺喜剧创作：陈白尘是这一创作潮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家。抗战初期他就创作了《魔窟》和《乱世男女》，前者暴露了沦陷区敌伪的种种丑态，后者嘲弄了由南京逃到后方的一群社会渣滓，显示了初期讽刺剧作的两种不同倾向。此后，他的喜剧创作主要沿着后一种路子发展，写出了多幕剧《结婚进行曲》以及总称为《后方小喜剧》的一组独幕喜剧。
抗战胜利后创作的《升官图》是陈白尘讽刺喜剧的主要代表作。剧作通过两个流氓强盗的梦境，展开了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官场现形记"，最后让历史的真正主人--觉醒了的人民群众登场，当众表演了"历史的审判"。剧作借鉴并揉合了果戈理的《钦差大臣》和中国传统戏曲中丑角戏的经验，在喜剧艺术上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大胆而合理的夸张，荒诞而又真实的情节，使作品成为梦境与现实、荒诞与真实的统一，收到了"假中有真"、"情伪毕露"的艺术效果。
宋之的和吴祖光的讽刺剧创作：宋之的写于1940年的《鞭》（又名《雾重庆》），描写了几个流亡到重庆的大学生的沉沦，暴露了国统区社会风气的恶浊，是较早抨击国统区腐败政治的讽刺暴露之作。解放战争时期他又写了独幕讽刺喜剧《群猴》，毫不留情地暴露了国民党搞"国大代表"选举，推行所谓"民主宪政"的丑恶内幕。吴祖光的《捉鬼传》和《嫦娥奔月》等剧作，借用神话和传说中的鬼神世界来影射国统区的恶浊现实，以新颖的构思和独特的风格吸引了观众和读者。
茅盾的剧作《清明前后》虽然不是纯粹的讽刺喜剧，但暴露了国统区投机成风的社会弊病，具有强烈的批判性。老舍在抗战期间创作了多部讽刺剧作，如嘲讽"抗战官僚"的《残雾》，揭露中国传统的"面子观念"如何阻碍抗战的《面子问题》，以及讽刺知识分子自视甚高而又懒于行动的弱点的《归去来兮》等。茅盾和老舍的剧作都带有小说化的特点，注重创造性格而忽视戏剧冲突的经营。
六．风俗喜剧的新发展及其他。
1、丁西林的风俗喜剧，在本时期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丁西林在抗战中重新提笔，先后发表了《三块钱国币》、《等太太回来的时候》及《妙峰山》等剧作，在幽默和风趣的格调中表达了抗日的时代内容。
2、袁俊的讽刺喜剧创作。袁俊写有三个喜剧"故事"--《小城故事》、《边城故事》、《山城故事》，这些作品，各有一定的社会批评意味，但主要还是以情趣的幽默、结构的精巧和台词的漂亮取胜。
3、杨绛的讽刺喜剧创作：在上海沦陷时创作的喜剧《称心如意》和《弄真成假》，以含而不露、婉而多讽的笔调，生动地描绘了旧中国都市社会的生活方式和世态人情，揭示了封建宗法观念和现代商品意识对家庭和婚恋关系的扭曲，具有较大的社会意义和地道的中国风味，标志着现代风俗喜剧在社会化和民族化方面获得了可喜的进展，因而被誉为现代风俗喜剧的第二个里程碑。杨绛还有悲剧《风絮》等作品。风俗喜剧的发展，对于丰富和提高中国现代喜剧艺术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在本时期剧坛上别树一帜的是陈铨的"浪漫悲剧"，代表作有《野玫瑰》、《金指环》和《蓝蝴蝶》等。作者不乏民族意识，而且在戏剧冲突的经营、性格的刻画和台词的锤炼上也颇有精彩独到之处。但作者所信仰的"权力意志"观念往往冲淡甚至扭曲了作品的民族意识和爱国主题，他对爱情故事和戏剧性情趣的偏爱，也常常将人物复杂性格的刻画和剧情的发展引到离奇牵强之境。这一切遂使他所理想的"浪漫悲剧"实际上蜕变为传奇化的情节剧。
七、解放区的戏剧创作
1．解放区群众性诗歌创作活动。朗诵诗运动盛极一时，柯仲平是有力推动者。街头诗继之而兴，产生了一大批街头诗集。街头诗大多是政治抒情诗和小叙事诗。新民歌和说唱文学。孙万福、韩起祥、王尊三等。毕革飞与"快板诗"。部队的"枪杆诗"。
2、晋察冀诗人群是解放区最大的诗歌创作群体，它培育了魏巍、陈辉、邵子南、方冰、曼晴等诗坛新生力量。魏巍有后来结集为《黎明风景》的诗，其中既有采用民歌形式写的短篇叙事诗，也有一些采用自由体的抒情诗。《高粱长起来吧》、《叩门》等诗欢快亲切，表达了游击队员的战斗情怀。陈辉的诗充满青春的朝气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诗风清新开阔，显示出杰出的抒情才能，遗集为《十月的诗》。邵子南、方冰、曼晴也都写了不少诗作，取得了一定成就。
3、萧三、严辰、公木及其他诗人。
4．民歌体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与《漳河水》。
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王贵与李香香》以王贵和李香香的爱情故事为线索，展现了"三边"人民走上革命的历程。主人公爱情的悲欢与革命的发展紧密相关，由此显示了劳动人民的个人命运与整个阶级的革命大业是血肉相连的。
诗作成功地塑造了王贵和李香香这两个觉醒了的青年农民形象。突出了王贵对革命的坚定信念；李香香则突出了她性格中的坚贞，这种坚贞是阶级感情和个人感情的统一。全诗采用陕北民歌"信天游"的格式和手法，在新诗艺术的民族化和大众化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阮章竞的《漳河水》：《漳河水》真实地反映了太行山区劳动妇女在野蛮落后的封建习俗下的痛苦生活，以及她们在人民政权下的解放与新生。作品的内容比较丰富，较为成功地吸收和融汇了古典词曲与民歌的艺术优长。
张志民的《王九诉苦》、《死不着》，李冰的《赵巧儿》等也是有影响的叙事长诗。 [返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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