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清代乾嘉时期的学术和思想
第一节 乾嘉考据学风形成论
1.其启蒙运动之代表人物，则顾炎武、胡渭、阎若璩也。其时正值晚明王学极盛而敝之后，学者习于“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理学家不复能系社会之信仰。炎武等起而矫之，大倡“舍经学无理学”之说，教学者脱宋明儒羁勒，直接反求之于古经；而若璩辨伪经，唤起“求真”观念；渭攻“河洛”，扫架空说之根据；于是清学之规模立焉。（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二）
2.其全盛运动之代表人物，则惠栋、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也，吾名之曰正统派。试举启蒙派与正统派相异之点：一，启蒙派对于宋学，一部分猛烈攻击，而仍因袭其一部分；正统派则自固壁垒，将宋学置之不议不论之列。二，启蒙派抱通经致用之观念，故喜言成败得失经世之务；正统派则为考证而考证，为经学而治经学。（同上）
3.启蒙期之思想界，极复杂而绚烂。其所以致此之原因有四：第一，承明学极空疏之后，人心厌倦，相率返于沈实。第二，经大乱后，社会比较的安定，故人得有余裕以自厉于学。第三，异族入主中夏，有志节者耻立乎其朝，故刊落声华，专集精力以治朴学。第四，旧学派权威既坠，新学派系统未成，无“定于一尊”之弊，故自由之研究精神特盛。（同上，九）
4.其研究精神，因环境之冲动，所趋之方向亦有四：第一，因矫晚明不学之弊，乃读古书，愈读而愈觉求真解之不易，则先求诸训诂名物典章制度等等，于是考证一派出。……第三，自明之末叶，利玛窦等输入当时所谓西学者于中国，而学问研究方法上，生一种外来的变化。其初惟治天算者宗之，后则渐应用于他学。第四，学风既由空返实，于是有从书上求实者，有从事上求实者。南人明敏多条例，故向著作方面发展。北人朴悫坚卓，故向力行方向发展。（同上）
5.清世理学之言，竭而无余华；多忌，故歌诗文史梏；愚民，故经世先王之志衰（三事皆有作者，然其弗逮宋、明远甚）。家有智慧，大凑于说经，亦以纾死，而其术近工眇卓善矣。（章太炎《清儒》，《太炎文集别录》卷一）
6.明季心学盛行，何心隐、李贽之徒，标目狂禅，荡无礼法，细性不矜，束书不观，学术既坏，国运随之，黄宗羲排斥其根株，顾炎武痛绝其支蔓，二儒学性而禅学息，禅学息而朴学起。（潘祖荫《顾炎武黄宗羲当从祀仪》，《清史列传》卷五八）
7.古学之兴也，顾氏始开其端，河洛矫诬，至胡氏而绌；中西推步，至梅氏而精；力攻古文者，阎氏也；专言汉儒《易》者，惠氏也；凡此皆千余年不传之绝学，及戴氏出而集其成焉。（凌廷堪《汪容甫墓志铭》，《校礼堂集》卷三五）
第二节 戴震的学术与思想
1.理者，察之几微必区以别之名也，是故谓之分理；在物之质，曰肌理，曰腠理，曰文理（亦曰文缕。理，缕，语之转耳）得其分则有条而不紊，谓之条理。……古人所谓理，未有如后儒之所谓理者也。（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卷上）
2.物循乎自然，人能明于必然，此人物之异。（戴震《绪言》卷上）
3.耳目鼻口之官接于物，而心通其则。（戴震《原善》卷中）
4.就事物言，非事物之外别有理义也，有物必有则，以其则正其物，如是而已矣。就人心言，非别有理以予之而具于心也。（《孟子字义疏证》卷上）
5.人莫患于蔽而自智，任其意见，执之为理义。吾惧求理义者以意见当之，孰知民受其祸之所终极也哉！（同上）
6.心之所同然，始谓之理、谓之义。则未至于同然，存乎其人之意见，非理也，非义也。（同上）
7.声色臭味之欲，资以美其生；喜怒哀乐之情，感而接于物；美丑是非之知，极而通于天地鬼神。（《孟子字义疏证》卷下）
8.理也者，情之不爽失也，未有情不得而理得也。……今以情之不爽失为理，是理者存乎欲者也。（同上，卷上）
9.古之言理也，就人之情欲求之，使之无疵为理；今之言理也，离人之情欲求之，使之忍而不顾之为理。此理欲之辨，适以穷天下之人尽转移为欺伪之人，为祸可胜言也哉！（同上，卷下）
10.圣人治天下，体民之情，遂民之欲而王道备。（同上，卷上）
11.欲之失为私，私则贪邪随之矣；情之失为偏，偏则乖戾随之矣；知之失为蔽，蔽则差谬随之矣。（同上，卷下）
12.古人言理，恒赅理气；理乃专属不易之则，不赅道之实体。而道、理二字对举，或以道属动，理属静，……或道主统，理主分；或道赅变，理主常。此皆虚以会之于事为，而非言乎实体也。（戴震《绪言》上）
13.松崖先生之为经也，欲学者事于汉经师之故训，以博稽上古典章制度，由是推求理义，确有依据。彼歧故训、理义两之，是故训非以明理义，而故训胡为。理义不存乎典章制度，势必流入异学曲说而不自知，其亦远乎先生之教矣。（《戴震集》卷十一《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
14.欲出于性，一人之欲，天下人之所同欲也，故曰“性之欲”。（《孟子字义疏证》卷下）
15.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人死于法，犹有怜之死，死于理，其谁怜之。（同上，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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