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代国统区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具有鲜明的时段性：从抗战初期的亢奋热烈，到相持阶段的凝重反思，再到解放时期的喜剧性嘲讽，文学情绪的变化影响着文学风貌的转换，主要分三个时段：

    一、第一个时段，从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1938年10月武汉失守，是抗战初期，整个国统区文学的基调表现为昂扬激奋的英雄主义，救亡压倒了一切。文协成立后，提出的"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鼓励作家深入战争现实生活，毫不勉强地被众多不同派别的作家所接受，而文学必须充当时代的号角，必须直接反映现实，必须为普通民众所接受，成为众多作家的共识，在国难当头的时候，作家们没有情绪去争辩文学性呀、审美呀等等在当时显得不合时宜的问题，文学创作显示出了共同的爱国主义主题和共同的思想追求，甚至在情绪和风格上也彼此相同，英雄主义的调子贯穿一切，表现出统一的激昂兴奋的民族心理和时代气氛，鲜明而单纯。表现在文体方面，就是战前并不发达的报告文学和通讯此时成了最热门的体裁，诗歌朝广场艺术的方向发展，发表量猛增，普遍追求通俗、鲜明、昂扬，各种大众化的小型轻便的文艺形式在文坛唱了主角。一种独特的现象是：作家们大都真诚地放弃了自己的个性追求，和广大的民众一起高唱时代的进行曲，文学表现出了强烈的功利性和宣传性，存在着公式化和概念化倾向战争浪漫主义成为普遍的文学习气。

    二、第二个时段，1938年10月武汉失守之后，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特别是以1941年皖南事变为标志，社会心理和时代气氛、情绪也为之一变，国统区令人窒息的氛围促使作家们走出廉价的乐观主义，开始进行冷静而痛苦的反思。初期受速战论鼓动的昂扬兴奋一变而转为沉郁苦闷，人们开始正视战争的残酷性和取得胜利的艰巨性，正视各种因战争而重新表现出来的封建文化的积垢和现实中的腐败现象。这种"新的苦闷和抑郁"不仅仅是个人的，更是时代的、民族的，作家在苦闷和抑郁中开始了更加深刻的思索，随即整个文学创作的方向发生了进一步的调整，文学观念、文学主题、题材、文学形式和风格也相应地发生了巨大变化，迎来了抗战文学创作的丰收期和成熟期。

    （一）、首先是在思想内容上，表现为爱国主义主题的深入和题材的纵深开掘：

    1、面向现实，深入揭露阻碍抗战、阻碍民族更新的现实黑暗势力和民族痼疾的讽刺暴露小说纷纷出现。如张天翼的《华威先生》、丘东平的《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茅盾的长篇小说《腐蚀》、沙汀的《老烟的故事》、宋之的的《雾重庆》、巴金的《第四病室》、老舍的《残雾》等，都是这一时期出现的代表作。
    2、转向历史，这方面的题材有两种：一种是从民族历史中，寻找民族美德和民族的脊梁，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从而出现了以郭沫若的《屈原》为代表的历史剧创作热潮。另一种是探讨民族性格的优劣得失，萧红的《呼兰河传》、老舍的《四世同堂》、曹禺的《北京人》和《家》都体现着上述特点。
    3、面向自己，描写爱国知识分子的苦难历程，探讨知识分子的历史道路。由此，出现了现代文学史上又一个知识分子题材作品的创作高潮。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沙汀的《困兽记》、李广田的《引力》、夏衍的《春寒》、以及夏衍的戏剧《法西斯细菌》、宋之的的《雾重庆》、陈白尘的《岁寒图》、

袁俊的《万世师表》、和艾青的长诗《火把》等作品，都是其中的代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