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民族形式的问题是和大众化问题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必须首先介绍一下文艺大众化问题。文艺大众化问题，是新文学建设中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其实质就是文学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换言之，就是新文学怎样和人民群众相结合，为群众所接受，为群众服务的问题。
    早在"左联"时期，就有过多次关于大众文艺的讨论，但是限于历史条件，却没能真正付于实践，有关的理论探讨也没能深入下去。到了抗战时期，由于抗战宣传的需要，大众化问题又重新引起了重视。"文协"成立后，大力推行文学的通俗化和大众化，提出了"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并进而引发了关于大众化问题的再讨论。这次讨论，在国统区和解放区同时展开，比以往的讨论大大前进了一步，澄清了那种把大众化单纯地理解为一时服务于抗战的手段和把文学和政治平列、甚至对立起来的错误认识，也初步接触到了"民族的新的形式问题"，但是由于理论水平的限制，还没能接触问题的实质。直到1938年10月毛泽东关于民族形式问题讲话的发表，才使大众化问题的讨论又深入了一步，进而探讨了文学民族化特别是其中的民族形式问题。

    （二）、民族形式问题。

    抗战时期，由于民族意识的高扬，人们更多地考虑如何在文化领域突出民族特色，所以，"民族化"也成为了这一时期文学论争的重要焦点和理论建设、创作实践的主要追求之一。
    1938年，在解放区就有关于话剧民族化的讨论，在国统区，茅盾、向林冰等人围绕"酒瓶装新酒"也展开了讨论。"民族形式"作为一个口号，是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做《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中提出来的，指出要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结合起来，创造"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940年，毛泽东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毛泽东的号召直接指导和推进了"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1939年，在延安等根据地展开了"民族形式"的学习和讨论。但是，毛泽东关于民族形式的论述传到国统区，就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其中的焦点问题就是怎样理解民族形式的源泉，也就是民族形式和旧形式的关系。
    论争的一方是向林冰，他比较重视民间旧形式。1940年3月，他发表《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主张"以民间形式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一再强调创造新的民族形式的途径就是运用民间形式，错误地否定了"五四"以来新文学借鉴外国的成功经验。这种狭隘的观点遭到了普遍的反对。
    论争的另一方以葛一虹为代表。他在《民族遗产与人类遗产》、《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是在所谓的"民间形式"吗？》等文中批判了向林冰的观点，但是却矫枉过正，完全否定了民间旧形式，无视其中有可以批判继承的合理成分，斥其为封建没落文化，全盘肯定了五四新文学，而无视其中确实存在着和人民大众脱节的弱点。到了1940年6月，《新华日报》召开民族形式座谈会，促进了讨论的深入，此后论争不再纠缠在"中心源泉"上，理论水平也有所提高。在如何造成新的"民族形式"问题上，郭沫若、胡风、茅盾都谈到了民族形式的基础和内容是现实生活。皖南事变的爆发，中断了民族形式的讨论，后来，胡风编辑了《民族形式讨论集》。

    二、关于"主观论"和现实主义问题的论争（1945年－1949年）

    论争始于1945年1月胡风在他主编的《希望》创刊号上发表的文章《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和舒芜的哲学论文《论主观》两篇文章。
    这场论争的焦点人物胡风从30年代起就坚持批评文学创作中的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倾向，认为概念化、公式化的平庸作品的产生，根本上就是因为教条主义扼杀了创作个性和创造精神，没有用作家本人的爱憎去深入观察并反映生活的过程，所以他提倡"主观战斗精神"和重体验的现实主义。舒芜从哲学上支持胡风的论点，把"主观"提到了决定性的位置，说成了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从而引起了广泛的批评。邵荃麟发表《论主观问题》，指出他们的文艺思想，背离了辩证唯物论的基本原则，陷入了唯心论、唯生论的陷井中，认为决定创作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作家的思想认识，要遵照《讲话》的精神解决好作家的思想认识和立场问题。
    论争促使胡风更加系统地深入思考，并吸收了对立观点中的某些合理的成分，1948年发表了专著《论现实主义的路》，继续反驳，提出了对于"现实主义独创性的理论阐释"，认为新的艺术世界的产生是"感受世界"和"观念世界"相生相克的动态过程的结果，而促成这一过程深入进行的动力则是"主观战斗精神"（由作家认识世界的思想力、体验世界的感受力、投身于现实的热情合力组成）。并以其为基础，提出了三个重要的观点：一是到处有生活说。主张在题材上不加限制，让作家有选择的自由，二是"精神奴役创伤说"，提出要正视人民几千年来积淀下来的"精神奴役的创伤"，继续"改造国民性"的主题，反对把人民抽象化、理想化、同时贬低知识分子历史作用的倾向，认为知识分子固然有"游离性""二重人格"等弱点，但不一定被动地接受人民的教育，而应该发挥主观精神去改造自己。三是世界进步文艺支流说，即在"关于民族形式的论争中"所说的五四文学革命运动是世界进步文艺传统的一个新拓的支流。胡风的这些理论明显是和《讲话》相左的，所以引起了广泛的批评，乔木发表《文艺创作与主观》一文，指出"精神奴役的创伤"说背离了"人民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人民的缺点是可以批评，但不是靠什么主观精神和人格力量，而是在真正了解了人民生活，用人民主体的健康精神，来批评人民的"奴役的创伤"，此外，黄药眠、冯雪峰、何其芳等人对胡风和舒芜也进行了批判，但多数文章都在反复阐明当时流行的主导性的观点，如认为生活有主流和支流、本质和非本质、光明和黑暗之分，革命作家应该表现主流、本质和光明的生活面等。这场大论战几乎贯穿了整个40年代，直到建国前才停止。当然，随着共产党在全国政治性支配地位的建立，胡风独特的文艺思想必然被更权威的话语所淹没。
    作为一个坚毅而又执著地构筑了自己的文学理论体系的批评家，胡风的理论价值在40年代并没有被重视，到80年代后才得到了应有的客观的评价。

    三、关于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生活关系问题的论争

    这是现代文学史上敏感的理论问题，又常常引申为政治问题，在40年代曾屡次引起论争和批判活动。比较突出的就有两次：

    （一）、第一次是1942年延安整风初期关于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生活的关系等问题的讨论，以及由此引发的对王实味等人的政治性批判。
    整风之前，延安曾经出现过一股革命现实主义的思潮，强调文学的真实性和独立性、重视文学的特殊功能、强调更有力地发挥文学认识生活和批判现实的积极作用。周扬1941年发表了《文学与生活漫谈》，鼓励创作自由，欢迎作家的批评，并因为他的中国宣传部领导的身份，在延安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此后，丁玲发表了《在医院中》，批评了官僚主义和小生产者的思想习气，后又发表《我们需要杂文》《三八节有感》等杂文，与此相呼应，罗烽也写了《还是杂文时代》一文，她们都主张用杂文来揭露延安生活中的阴暗面和缺点，艾青发表《了解作家，尊重作家》，要求领导者尊重作家，给艺术创作以自由独立的精神，王实味的《政治家.艺术家》和《野百合花》影响更大，他认为政治家偏于改造社会制度，而艺术家偏于改造人的灵魂，并尖利地批评了延安生活中的一些问题，其中有些文章被国民党编成了反共材料。1941年到1942年初在延安发表的这些杂文、小说，汇成了一股革命现实主义的潮流，但是在当时残酷的战争时代，在极其政治化的环境中，这些有意义的探讨注定成为历史的牺牲品，在1942年发动的整风运动中，王实味、丁玲、艾青、罗烽等人受到了政治批判，无限地上纲上线，作品被视为毒草。尤其是王实味，被当作了"托派分子"特务等遭到了监禁，最后被秘密处决。文艺问题的论争被粗暴的政治斗争所代替。

    （二）、第二次是在国统区发生的。1945年11月，茅盾的话剧《清明前后》和夏衍的话剧《芳草天涯》在重庆上演，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新华日报》展开了对这两个剧本的讨论。《清明前后》有很强的现实政治意义，但是艺术性欠缺，《芳草天涯》虽然在艺术上有特色，但是却和现实政治有一定的距离。围绕这两个剧本，大家发表了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芳草天涯》存在着有害的非政治倾向，王戎则写文章批评《清明前后》的"唯政治倾向"，随后何其芳、邵荃麟等著文批评王戎等人的观点，基本坚持的是毛泽东《讲话》中的关于文艺和政治关系的观点。冯雪峰发表《题外的话》，反对将"政治性"和"艺术性"割裂开来，认为不应该"从艺术的体现之外去求社会的政治的价值"实际上是对《讲话》的有关观点提出了不同意见，何其芳对冯雪峰的观点提出了反驳。在以后的政治运动中，冯雪峰的不同意见却被当作了"反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罪证。

    [思考题]

    (1)简评解放区文学这一文学史现象。
    (2)为什么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最重要成果?如何评价"文艺的工农兵方向"?
    (3)试评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说。

    [必读作品与文献]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胡风：《论现实主义的路》

    [评论必读]

    胡乔木：《当前思想战线的若干问题》
    温儒敏：《胡风的体验现实主义批评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