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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类型及形象分析
① 封建专制者类型
对封建专制及专制者的揭露和批判，是曹禺剧作一直关注的重要内容。《北京人》中的老一代北京人曾皓、第二代北京人曾思懿再次成为曹禺笔下首先鞭挞的人物。
曾皓作为这个家庭的最高统治者，是封建家庭中权势与精神统治的代表。但是，和周朴园不一样，曾皓年老体衰，行将就木，已经失去了往日至高无上的统治者的威风，并且大权旁落、甚至还要看别人的脸色行事，受别人的摆布，连他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唯一的安慰――那口宝贝棺材，也因为曾家经济的迅速衰落而被曾家新的统治者――曾思懿卖掉了。这一极具讽刺意味的情节象征着包括曾家统治者在内的一切专制者及封建制度都必然走向崩溃的必然性。封建专制及其专制者都是以权力为象征的，一旦失去了权力，也就失去了一切，连封建礼教也已经丧失了威力，这不仅是专制者的悲剧，更是整个专制制度的悲剧。
儿媳曾思懿是曾家的新一代统治者，管家奶奶，王熙凤式的人物，她费尽心机地对付着曾家的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干练泼辣、能说会道，是作家所否定的那一代人的代表，但作家也真实地写出了她内心的悲哀和悲剧的命运。虽然她攫取了曾家的大权，但是却并不幸福，不仅没有捞到什么好处，而且丈夫的懦弱无能、曾家其他人对她的防范和厌恶，都促使她的内心和性格趋于难以抑制的疯狂，并最终加快了曾家这个封建家庭灭亡的速度。
②"多余人"类型
同样是曾家的第二代，曾思懿 的丈夫曾文清和曾家的姑爷江泰则区别于曾思懿，属于另外一种类型，他们都属于"多余人"，代表着曾家年轻一代的颓废败落的趋势。
曾文清是一个在封建家长专横压制下成长起来的畸形儿，虽然天资聪敏、但是却懦弱无能、精神上处于瘫痪状态，不仅没有自己的思想和个性，更没有独立意志和反抗精神。他喜欢愫芳、讨厌曾思懿，但是却不敢表白，被逼离家出走，但最后又颓唐地返回家门，因为他已经丧失了飞翔的能力，最后吞食鸦片死去。这个人物形象实际上是对曾老太爷命运的一种补充，更深刻地预示了这个封建大家庭败落崩溃的历史必然性。
在江泰的身上更多地显现出了封建家庭和封建制度的寄生性和腐朽性。他留过学，受过一点民主思想的影响，似乎比曾文清多一点想法，也比曾文清精明，但却是个极端的个人主义者，对家庭和社会没有一点责任感，只知吃喝玩乐、夸夸其谈，没一点用处，是个典型的寄生虫。
③"新人"类型
和以上人物不同，剧本在揭示封建家庭败落的过程中，还塑造了两个富有叛逆性格、代表光明未来的人物形象：第二代人愫芳和第三代人曾瑞贞。尤其以愫芳更加典型，她们是作者肯定的人物形象。
愫芳：是曾皓的姨侄女，母亲早亡、从小在曾家寄人篱下，她心地善良、性格坚韧、深厚、对曾皓温顺体贴、对曾文清从同情到爱恋，都是一片真诚，但是自己的善良和自私换来的却是自私、虚伪和怯弱，所爱的原是一个不值得她爱的人，她在忍受曾皓的呼来喝去、曾思懿的欺凌的同时，还要忍受在情感上受到的种种欺骗，最后在认清这个家庭的本质、认清自己的悲剧命运时，毅然离家出走，重新选择人生道路。
曾皓的孙媳瑞贞的心理则比较简单，她是相对单纯和理想化的第三代，且涉世未深，身上没有什么因袭的重负，所以很容易接受新思想，摆脱一切走出家门，她的离家出走正是这个封建家庭分崩离析的自然结果。
在这两个人身上，体现着作家理想化的社会信念。
《北京人》中还有一个没有出场的中国猿人――远古"北京人"的形象，同时穿插描写了人类学家袁任敢、袁圆父女的言行举止，来代表掌握了五四新文化的"明日北京人"，这样，三个不同时代的、代表三种截然不同文化的"北京人"就同时出现在同一个舞台空间里，并在历史的参照和对比中，显出了"今日北京人"的生存方式、及其所代表的封建士大夫文化的全部荒谬性。
2、《家》（四幕剧，1942年）
1942年，曹禺成功地把巴金的《家》改编成了话剧，这是一次非常具有创造力的再创作。从巴金的小说的《家》到曹禺的话剧《家》，发生了一次表现重心的转移：就是从以表现觉慧的反抗为中心，转向了以觉新、瑞珏、梅小姐三个人物的关系为中心，关注他们的爱情生活，努力开掘其内在生命力量和美，进一步控诉了封建婚姻制度和封建礼教。
话剧《家》，把一个封建大家庭繁复交错的种种矛盾，都集中在觉新、瑞珏、梅小姐三个人物的性格和命运上，写出了这三个善良的人物之间却产生了不该由他们负责的、复杂而痛苦的矛盾，写出了有感情、互相爱恋的、本应得到幸福的好人在封建婚姻制度下所遭遇的不幸。剧作着力塑造了瑞珏和梅两个女性的形象，实写瑞珏、虚写梅，瑞珏温婉、梅芬哀凄，两个人又都是情真意切，焕发青春光彩，生动感人。尤其是瑞珏，是曹禺塑造的全新的女性形象，从小说中的配角，提升到了主角，其性格晶莹剔透，充溢着纯真之气，和对光明的执著向往。写到觉新时，曹禺也给了较多的同情和理解，使他的形象具有了某种明朗的色彩。
总之，话剧《家》是曹禺"不完全忠实于原著"的一次成功的尝试，是一曲"青春的赞歌"，青春的诗意美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和展开，是充满诗意的戏剧，并与此相适应，创造了"诗化的戏剧语言"。
二、正面描写知识分子的创作潮流
在抗战中后期，大后方剧坛出现了一批歌颂性作品，发生了一个重要的转变，即剧作歌颂的正面主人公形象已经由抗战初期理想的民众英雄转变为现实的普通知识分子。较有影响的有：于伶的《长夜行》、吴祖光的《少年游》、宋之的的《祖国在召唤》、夏衍的《法西斯细菌》、陈白尘的《岁寒图》、袁俊的《万世师表》等。这表明了对现代知识分子在现代文学中理所当然的正面主人公的历史地位的一种确认。
这一时期的歌颂知识分子题材的创作有一个十分相近的文学模式，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①正面主人公形象是作家歌颂和肯定的，但不是高大完美的，他们都有着自己的弱点和矛盾，但是作者主要的目的不是批判，最后的归结点还是歌颂他们是"岁寒"中的松柏，足以为"万世师表"。
②在正面主人公周围，还设置了一些有另外追求的知识分子形象，他们在剧中常起的是反衬的作用，和正面主人公起着各种冲突，并尖锐地提出了知识分子的道路问题。
③把主人公置于抗日战争的背景下表现，有浓厚的时代气氛。
④偏重于人物内心世界的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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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大后方、上海孤岛："剧场戏剧"的再度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