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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伏尔泰 |
关于平等，伏尔泰的思想是充满矛盾的，总的思想倾向是认为人与人之间应该是平等的，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做到平等又几乎是不可能的事，特别是在各个方面都平等则是更不可能的。首先，他把平等理解为人在自然本性上的平等，即大家同属于人，在作为人这个物种的基础上的同等性而导致的平等。这种平等是建立在本能之上的。他说：“一切享有各种天然能力的人，显然都是平等的，当他们发挥出各种动物机能的时候，以及运用他们的理智的时候，他们是平等的。中国皇帝，印度的大莫卧儿、土耳其的帕迪夏也不能向最下等的人说，我禁止你消化、禁止你上厕所、禁止你思想。” 一切种类的一切动物之间彼此都是平等的。伏尔泰认为，这种平等是人的自然权利之一，是人人都应享有的。其次，他还把独立不依，没有依附关系理解成平等的另一种含义。伏尔泰强调人们之间的平等，就是要反对贵族和领主的持权，反对封建的等级制度，为第三等级在社会地位上争得平等的权利。但是伏尔泰又认为，由于财产以及人们的供求矛盾，平等是难以实现的，不平等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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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俗论 |
伏尔泰的史学思想集中反映在他的《路易十四时代》和《风俗论》中，除此之外，伏尔泰的历史著作还有《查理十二史》、《彼得大帝统治时代的俄国史》、《路易十五时代》等。伏尔泰对西方史学的发展是卓有建树的。首先，他第一次打破了独霸西方2000多年的以政治、军事史为主要内容的史学传统，承继希罗多德的社会文化史编撰形式，开近代西方文化史之先河，倡导“文化史观”，为历史编纂学开拓了新天地。在伏尔泰看来，撰写历史，不仅限于政治、军事，还应包括更广泛的内容，诸如农工商业、科学技术、文学艺术、民情风俗乃至饮食起居、日常娱乐等等，总之，举凡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活动记录，都应当属于历史编纂的对象。他的《路易十四时代》一书，即以军政大事为纲，不仅写了法皇路易十四的雄才大略、显赫武功和卓越政绩，而且还包括该时代内政、司法、商业、治安、科学、习俗等各方面的情况。他在《路易十四时代》一书中指出，发生过的事并非全都值得一写，史家的任务应致力于叙述人类历史上的值得重视的四个时代：伯利克里时代、奥古斯都时代、文艺复兴时代和路易十四时代。他说：“这四个兴盛昌隆的时代是文化技艺臻于完美的时代；是作为人类精神的崇高伟大的划时代而成为后世典范的时代。” 在伏尔泰的心目中，文明发展的最好典范是路易十四时代。在《论世界各国的风俗和精神》一书中，他不仅再次提出了撰写文化史的重要性，而且还具体考察了文艺复兴运动，并把它放到西方文化发展的长河中加以研讨，由于作者的努力，为后人尤为布克哈特撰写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铺平了道路。需要指出的是，伏尔泰具有世界主义的眼光，不仅仅关注欧洲文明，也重视欧洲以外地区的文明。他对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的重视与向往，更为许多论者所称道。他从中国古代的文化遗产中，特别是儒家学派所宣扬的政治思想与伦理道德中，汲取“合理内核”，企求能为医治法国君主专制政体找到一种救世良方。因此，伏尔泰在西方史学界掀起的文化史新潮流，并不是简单地回到希罗多德，而是在新的条件下的一个突破，对西方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其次，伏尔泰开创了新型的世界史。他敢于否定传统的世界文体系，开始把人类历史当作一个整体进行综合的和比较的研究。在伏尔泰那里，人类历史的发展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虽然它在各个地区和各个民族中的表现形式是不一样的，他的《论世界各国的风俗和精神》一书，被认为是创立新型世界史的最初尝试。在这本书中，他总是把眼光时时扩及到整个世界，给欧洲以外的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亚洲各国的历史以相当重要的地位，对中国、阿拉伯、印度、波斯人的历史作了描述。他非常重视东方各国的文化，常把东西方文化加以比较，借以说明西方文明对东方的依赖，东方诸民族在欧洲文明的发展进程中，曾经起过巨大的历史作用。作者能把人类文明史当作一个整体加以全盘考察，被后世学者称之为具有“世界主义”的观念，显示了他那非凡的创造力和卓越的史才。
再次，他有力地批判了神学史观，使史学成为新兴资产阶级手中有力的思想武器。伏尔泰对禁锢人的理性的宗教迷信所作的深刻批判，在启蒙时代的思想家中是十分突出的。但是，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并没有停留在用猛烈的言词对宗教迷信与教会权威进行政击这一点上，而是把矛头指向了盘踞在史学领域内的神学史观。从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到法国主教博絮埃撰《世界史论》（1681年），神学史观在法国乃至欧洲史学界控制了1000多年之久。伏尔泰反其道而行之，他指出，要摒弃宗教迷信的束缚来研究全人类的历史。他认为，人类历史在不断前进，社会在不断发展，终将在荡涤一切污泥浊水后到达一个理想的境界，而这与神的意志是毫不相关的。在他的笔下，《圣经》绝不是出于上帝之手的“圣书”，也不再是用来解释历史的最高权威。在伏尔泰看来，世界诸民族文明的起源，比《圣经》记载要早得多，而在地域上则远远超过早期犹太人与基督教徒所知的一隅之地。伏尔泰以人类历史进步的思想取代了神主宰世间命运的观念，摒弃了神学史观。
最后，伏尔泰是18世纪理性主义史学的奠基人。在他看来，人类社会从低级走向高级，从简单走向复杂，从野蛮定向文明，都可以归结为人类理性的进步原则。他对抽象理性的崇拜，把理性的力量说成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就成了他治史的基本出发点，这也是理性主义史学派的共同特征。这种“理性至上沦”，就过分夸大了思想意识的力量，难免不陷入唯心主义的泥淖。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伏尔泰有时又过分夸大了历史偶然性的作用。还有，他把哲学引入史学，使历史学成了一门以事实为训的哲学，这是伏尔泰治史的又一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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