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重大关系国的态度与反应
对外关系目标的设定，尤其是中心目标与即时目标的设定，必须要弄清其他相关国家可能做出的反应与所持态度，包括支持或反对、同情或抵制等，然后才可能敲定自己的目标。1973年2月，我国做出了对越自卫反击的外交目标设定，为了取得国际舆论的支持，事先我们派出诸多代表团访问泰国、日本以及美国等关系较大的国家，探明它们的态度，得知越南的地区霸权主义行径已遭世人的反对，我们的自卫反击行为获得世人理解与支持，从而保证了我国这一即时对外目标的实现。60年代末，中苏关系紧张时，苏联曾设定摧毁我国和能力的目标，但试探美国的态度以后，由于美国反对而只能放弃这一目标。
值得注意的是，试探有关国家的态度时，要注意到别国内部力量变化情况，包括领导人的变更、政治架构的变换、经济形势、意识形态的新动向、政局状况等。任何一种判断失误，都
可能导致外交目标设定的失败。例如20世纪90年代初，对苏联及以后的俄罗斯关系目标的设定，就必须注意到戈尔巴乔夫的力量分化与下台趋势、叶利钦的力量变化、俄罗斯内部经济与政治势力的分合、共产主义的消退、民族主义宗教势力抬头等各种新的因素。我们强调不同社会制度下的国家的和平共处的原则，对叶利钦政权采取承认的态度，与俄罗斯关系保持发展的态势，从而在中俄关系的目标设定上基本没有失误。
可能导致外交目标设定的失败。例如20世纪90年代初，对苏联及以后的俄罗斯关系目标的设定，就必须注意到戈尔巴乔夫的力量分化与下台趋势、叶利钦的力量变化、俄罗斯内部经济与政治势力的分合、共产主义的消退、民族主义宗教势力抬头等各种新的因素。我们强调不同社会制度下的国家的和平共处的原则，对叶利钦政权采取承认的态度，与俄罗斯关系保持发展的态势，从而在中俄关系的目标设定上基本没有失误。 2．国内环境因素
根据外交目标设定与国家力量相对的原则，在设定外交目标时必须注意国内环境中的诸多因素。他们包括经济军事力量与自然资源因素、国内政局、民意与社会舆论因素、国内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因素等。
美国在冷战期间的外交目标的修正，例如20世纪70年代初的尼克松主义取代杜鲁门主义，80年代初又以里根主义修正尼克松主义，都与美国经济与军事实力的重大变化相一致。越南战争失败，美国元气大伤，国内经济陷入严重危机，再无力独自一家出钱出人远涉重洋去遏制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被迫放弃杜鲁门主义的全面遏制目标，并对苏联采取缓和政策；里根上台，美国经济政策调整后，经济重新恢复活力，军力也有增强，因此外交目标的设定也作了重大修正，重新提出对苏联的全面遏制政策。90年代以来德国与日本政府在各种场合中，表示要为国际社会多做贡献，要求别国支持它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两国的这一外交目标设定，主要依据其战后强大的经济实力。日本是一个资源贫乏国，其能源与工业原料基本上依赖中东产油国与亚洲国家以及澳大利亚等国，因此日本对外政策目标的设定，必须确保其能源与原料的海外供应。乌克兰、格鲁吉亚等国与俄罗斯相邻，国内政策必定要将与俄罗斯修好作为主要外交目标之一，很难设想，这些国家在今后地区冲突中会与俄罗斯为敌。